叶浅予
萧乾自比为一只信鸽，尽管脚上绑着一卷信息，任务在身，可它想的是回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它想家想苦了，无论什么艰难险阻，拼命也得回到它那甜蜜的窝里去。碰上恶劣的天气，也许不幸为雷电所击，丧生于茫茫征途之中。
“我这只归鸽，在飞回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关的。”搬家史其实是作者的政治遭遇史。
萧乾在三十多年颠沛流离之后，1983年搬进了一套三居室的宿舍楼，朋友们认为他的新居既没澡盆，又没地板，没坐桶，为他抱不平，萧乾自己却认为：“还有多少三代人住一间斗室的，多少家还在睡双层床，很多中国人还在排队上公厕，我还有心肠去挑挑拣拣！”他愿老于斯，死于斯，再也不希望搬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萧乾为（《大公报》写过不少篇伦敦人在希特勒狂轰滥炸中的艰苦狼狈相，和1940年我在重庆所经历的日冠疲劳轰炸相对照，特别感到激动。萧老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拒绝了剑桥的优厚待遇，甘愿回北平体验解放和喜悦，和1948年我在北平围城中等候解放的心情，可以说是相同均。三十多年来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躬尽绵力，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也颇为相似。由于这种相似的机遇，使我对萧乾的几次搬家，甚至遭到无家可归的地步，不免为他洒一把同情之泪。
我在反右后期，鉴于许多朋友戴上****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自己却置身事外，悠游岁月，实在不是滋味，于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明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岂知在往后的十年****中，竞戴上三顶帽子，住牛棚，关监狱，抄家荡产，成了不齿于革命派的臭****。可是一旦再一次被解放，还自言自语，表白自己“哪怕在委曲的日子里，也不抱怨什么。”在《搬家史》的结尾，萧乾似也在自言自语，对一切不幸，虽有怨恨，而并不以为是奇耻大辱，表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坦荡胸怀。看他最后的几段话，说得多有感情，多有见知。
“1949年8月从香港动身时，我只想到故土有个家，在新中国当个安分良民，通过50年代的一些改革实践，我确实感到这是个站在绝大多数人方面的政党，是努力把中国变为一片福地的政权……“可那时，我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把知识分子往外推，尤其是推那些吃过面包的。我终于被推出去了。1966年6月起，一只更大更粗的手。索性把整个知识界一个不剩地推出去了。
“在不少方面，中国确实还不够美好，但我们总归是吃它的奶长大的。对这百年来天灾人祸、受尽欺凌的国家，总该有份侠义之情吧。
“我多么想跟当年在鉴定会上断言我将会叛逃的那位谈谈心！他虽然也是个知识分子，甚至老早就受过革命的洗礼，但他不理解本国知识分子的ABC；他们追求什么，什么能触动他们的心弦，什么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
“40年代我就看到了外边的洋房汽车，也看到了他们社会制度的某些可喜的方面，我从未盲目崇拜过，但也不想像抱怨葡萄酸的狐狸那样，背过身就唾弃。我只有一个想头，一切好东西中国人应该有。几千年前当大部分世界还是一片荒凉时，中国已经在制造精美的铜器了！为什么中国不配有！这一代赶不上，也应该让下一代，下下一代有，丢下艰苦的，去投奔舒适的，充其量也不过是要坐享其成。
和萧乾老的精神状态对照一下，我们对可爱的中华是什么感情？是什么态度！
1987年12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