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教育以至社会教育中一条相沿已久的教条是“听话”，“要听话”，父亲严肃地教训儿子说。“啊，毛毛是妈妈的听话的孩子。”妈妈慈和地夸奖女儿说。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机关听领导的话，这已经成为几十年来未曾动摇过的信条。“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标语，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间，不是所在皆是？许多人在牛棚里不是不断被张卫东、李卫东之类的“听话派”用文的武的办法教导着吗？不是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不听话”的罪名，可以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以至死无葬身之地，招来先割喉咙再枪毙的灭门大罪吗？
回想起来，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出现许多动乱，不就是因为我们听话太多了吗？如果不是有那么多手无寸铁却肯听话的娃娃起来造反，何至于用大字报便打倒一个国家主席，打垮一大片元帅、将军和封疆大吏的书记们呢？就因为我们有听话的传统美德，而且有不听话要倒楣的现成教训，于是本来可以“独立思考”的良知良能也泯灭了，剩下的就是有人替我们想好了，赶快转过思想弯子，上级怎么说便怎么办，鼓动娃娃起来打倒自己，肝脑涂地，死而无悔，不要说怀疑，腹诽也是不敢的。这便是那“史无前倒”的十年间许多无妄之灾的根源。
如果要追溯起来，这“听话”的根源，实是二千年前孔夫子“非礼勿×”这个著名公式的延伸，真算是源远而流长了。臣子听皇帝老倌的话，儿女听父母的话，下级听上级的话，全民听孔老二的话，这便是过去我们泱泱大国精神文明的精髓，使我国停滞了二千年之久。过去皇帝在位，要全民忠于一人，听他的话，哪怕推出午门斩首，还要正襟向北叩头，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引颈去挨那清凉而痛快的一刀。不知道为什么革命胜利后，有那么多的“运动”，运动一来要求全民听话。哪怕批判斗争，罢官夺位，弄到快要死无葬身之地，还那么忠心耿耿地山呼“万岁”，诚惶诚恐地检讨认罪，正如苏东坡在死囚牢里还在唱“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一样。
我这里不是说我就主张“不听话”，我是说不管大权在握的人或普通老百姓说的话，都要听（既然话发于口，播之于空气，你有耳朵，岂能不听），但听了以后，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合于事实，是否真有道理。合于实际，真有道理，我就听；不合实际，没有道理，我就不听，天王老子的金口玉言我也不听，且要加以反对。
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所谓思想解放了，有的人却仍然把服从和听话，视为最高美德。在家庭里，在幼儿园、中小学校，以至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和机关干部中大加鼓励。这只能造出一大群俯首贴耳的听话奴才，于改革毫无好处。如果在机关把听话作为干部考核标准和入党条件，那便是机关死气沉沉的病根。
有不盲目听话而开展民主讨论的家庭、学校、机关、工厂、农村吗？那里有福了，我们中国有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