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弓箭。
生于北地、长于戎马的唐太宗，从小就形成了英武的性格，喜弓善射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晋阳起兵后，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弓箭从不离身。他所发射的箭，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能射穿门阖。房玄龄赞扬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统一战争中，与宋金刚对峙，反击单雄信的袭击、讨伐刘黑闼，他的箭都神助似的护卫他，使他化险为夷。他曾说过：“我用弓箭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箭够多了”，确实是这样。平定天下后，唐太宗作过两首诗，一首题为《出猎》，是反映他使兽惊鸟飞的娴熟弓法的，诗中写道：“干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另一首题为《咏弓》，以表示他对弓的特殊爱好：“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唐太宗即位后，虽然不必亲操大箭，驰骋战场，但喜欢弓箭，不减当年。武德九年九月，他在显德殿庭院中亲自担任警卫将卒“习射”的教练。每天有数百人参加，射中者赏以弓刀与布帛。朝臣从安全角度考虑，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听，一有空，就乐于当习射教练。
二喜良马。
唐太宗爱马成癖，留下了一些咏马的诗篇，其中《咏饮马》为最好。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诗从动态畅写了饮马的各种形态，栩栩如生，如果没有爱马的深沉感情、相马的丰富经验，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唐太宗对一匹名为黄骢骠的骏马，爱之极深。这匹马原是隋炀帝的青骢马。武牢战役中，被窦建德部将王琬骑出来挑战，李世民一看，赞叹说：“彼之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听到后，立即冲入敌阵，把王琬连同青骢马都擒获归来，成为唐太宗的坐骑之一，取名黄骢骠，到贞观晚年还随他出征，途中死亡，他“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骢叠曲》。”
骏马立功，不仅生前受荣，而且死后雕刻在主人的墓侧让人凭吊。唐太宗晚年对选中的六匹战马最为得意，不仅生前爱之形影不离，而且死前还遗命雕刻六匹骏马以装饰昭陵，称之为“昭陵六骏”。对六匹骏马分别赐名为：飒露紫、特勒骠、拳毛狮、白蹄乌、青骓、什伐赤。六骏雕像据说由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唐太宗按图作赞，以酣畅的笔触赋其战功。飒露紫：“紫霞超跃，骨腾神骏；气腾山川，威凌八阵。”特勒骠：“策应腾空，承声牛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拳毛狮：“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白蹄乌：“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青骓：“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什伐赤：“冰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昭陵六骏的雕刻家们，采取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把六匹骏马的形象塑造得极富战马气魄：造型粗犷，雄健有力，神态生动，质感强烈，或原地待命，或轻步徐行，或弛骋战阵，或腾空飞跃。现在要是去昭陵参拜，仍然可以领略六骏的非凡风采，也能够感受到唐太宗当年对战马的真切情思。
三喜围猎。
爱好弓马的唐太宗性喜围猎。即位后，多次在宫苑或猎场内围猎，既显出他高超的骑术与射术，也透露出他的某些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
贞观十一年十月，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策马近前与野猎搏斗，太宗拔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
对于唐太宗喜好围猎，不少朝臣持反对态度。但是，太宗有太宗的想法。一次，他对侍臣们说：“上书奏事的大臣们都说朕游猎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围猎不忘武备，唐太宗有这样的战备观念是应当肯定的，但说没有烦扰百姓则未必。贞观十四年十月，太宗将要去同州狩猎，刘仁轨上奏书说：“今年秋季粮食刚刚成熟，百姓刚收割十分之一二，让他们承担狩猎事，筑路修桥，耗费一二万工力，实在是妨碍农事。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个月，等到粮食收割完毕，则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太宗接受刘仁轨的建议，狩猎推迟了一个月。唐太宗作过一首《出猎》的诗，透露出他是选择农暇时节围猎的。诗中说：“楚天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岂若因农暇，阅武出□嵩。”诗中也进一步阐述了围猎是为了布阵练兵，不忘武备：“三驱阵锐卒，七萃列材雄；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唐太宗尽管频有出猎，但由于围猎时间绝大多数安排在十至十二月的冬闲季节，所以基本上没有造成扰民之害。
四喜诗文。
唐太宗以武功立国，无暇于文，而“晚始向学，多属文赋诗”。他生前写了不少诗文。请人将他的诗文编入《全唐文》、《全唐诗》中，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
太宗的散文多属政论，史论、诏敕之类，有不少优秀的篇章。由于他是开国有功之君，政治经验丰富，统治历程艰辛，生活根基深厚，故政论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如《帝范》后序，总结自己一生功过，恰如其分，语多励人，非常精彩。他这样写道：“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唐太宗以君道自励，以慎终自勉，以吏事鉴今，以帝范训子，以忠谏察臣，以正直垂节。文章内容丰富，多涉戒奢、防骄、纳谏、任贤，宣扬王道，探究人事，励精图治，拨乱反正，直接为“贞观之治”的政治服务。
唐初诗作流传后世最多的当首推唐太宗。他的近半数诗，为宫廷咏物之作，此外为叙事、写景以及从京城到地方巡游的帝王生活的描绘。他善于抒发政治情怀，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帝京篇》组诗共十首，以首写长安宫殿始，末以反省戒骄终。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之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诗句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末首六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指出治国不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政治上的自满和生活上的放纵。励精图治还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规劝，择善而从；明确法律条文，才能赏罚分明。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临民、剥削有节而称明君。
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由于他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宏篇。
五喜书法。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曾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论》，极力推崇王书。他不惜重金，广搜天下羲之遗墨，前后共得王真迹3600幅，以一丈二尺装成一轴，时时观赏，心摹手追，乐此不疲。虽然世间王书几乎被他搜罗殆尽，但唯独缺少王书珍品《兰亭序》。这幅用鼠须笔、蚕茧纸书成的名贴是王羲之当年在兰亭修禊宴饮时的神来之笔，日后虽重写数本，均不及原稿，因此自己也极为珍视，交于子孙珍藏，传至七世孙陈代书家智永时，因他在吴兴永欣寺出家为僧，没有后代，便传给弟子辨才。辨才在屋梁上凿暗槛收藏，秘不示人。太宗经过仔细推究，断定《兰亭序》在辨才手中，三次召他查询，辨才均谎称不知。于是，太宗便采纳尚书右仆射房玄龄的计策，派监察御史萧翼伪装成商人与辨才交往，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用自己所带的内府中的王书真迹引出辨才手中的《兰亭序》，然后乘隙窃走。太宗得贴后，欣喜万分，放在座位旁早晚观赏把玩。又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摹数本，赐给太子、诸王及功臣。由于他的偏爱与大力提倡，一时间朝野上下，学王成风。除了辗转摹写之外，另创集王字刻碑新法。从此，神机流逸、遒媚缠绵的王氏书风便笼罩书坛。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太宗病卧玉华宫含风殿，临终前对高宗李治提出以《兰亭序》殉葬的要求。高宗遵其遗愿，用玉匣盛装真迹随葬于昭陵之中，以后，《兰亭序》真迹便永绝人世，后人只能从唐人摹副本去想见真迹的丰采了。对真迹的来龙去脉、传本的谱系真伪，千百年来人们聚讼不已，甚至清末还有人否定《兰亭序》为羲之所书。此疑案由于真迹沉寂地下至今悬而未决。
李世民以书家慧眼，首先认识到王书特殊的艺术价值，又依靠帝王之尊，将其推至“书圣”宝座，使羲之声名显彰、书艺光大，故功垂后世。但他同样以帝王之尊，将绝世珍品《兰亭序》攫为己有，乃至殉葬昭陵、毁迹人间，以了其个人生死不渝的翰墨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