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弓箭。
生于北地、长于戎马的唐太宗,从小就形成了英武的性格,喜弓善射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晋阳起兵后,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弓箭从不离身。他所发射的箭,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能射穿门阖。房玄龄赞扬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统一战争中,与宋金刚对峙,反击单雄信的袭击、讨伐刘黑闼,他的箭都神助似的护卫他,使他化险为夷。他曾说过:“我用弓箭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箭够多了”,确实是这样。平定天下后,唐太宗作过两首诗,一首题为《出猎》,是反映他使兽惊鸟飞的娴熟弓法的,诗中写道:“干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另一首题为《咏弓》,以表示他对弓的特殊爱好:“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唐太宗即位后,虽然不必亲操大箭,驰骋战场,但喜欢弓箭,不减当年。武德九年九月,他在显德殿庭院中亲自担任警卫将卒“习射”的教练。每天有数百人参加,射中者赏以弓刀与布帛。朝臣从安全角度考虑,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听,一有空,就乐于当习射教练。
二喜良马。
唐太宗爱马成癖,留下了一些咏马的诗篇,其中《咏饮马》为最好。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诗从动态畅写了饮马的各种形态,栩栩如生,如果没有爱马的深沉感情、相马的丰富经验,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唐太宗对一匹名为黄骢骠的骏马,爱之极深。这匹马原是隋炀帝的青骢马。武牢战役中,被窦建德部将王琬骑出来挑战,李世民一看,赞叹说:“彼之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听到后,立即冲入敌阵,把王琬连同青骢马都擒获归来,成为唐太宗的坐骑之一,取名黄骢骠,到贞观晚年还随他出征,途中死亡,他“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骢叠曲》。”
骏马立功,不仅生前受荣,而且死后雕刻在主人的墓侧让人凭吊。唐太宗晚年对选中的六匹战马最为得意,不仅生前爱之形影不离,而且死前还遗命雕刻六匹骏马以装饰昭陵,称之为“昭陵六骏”。对六匹骏马分别赐名为:飒露紫、特勒骠、拳毛狮、白蹄乌、青骓、什伐赤。六骏雕像据说由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唐太宗按图作赞,以酣畅的笔触赋其战功。飒露紫:“紫霞超跃,骨腾神骏;气腾山川,威凌八阵。”特勒骠:“策应腾空,承声牛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拳毛狮:“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白蹄乌:“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青骓:“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什伐赤:“冰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昭陵六骏的雕刻家们,采取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把六匹骏马的形象塑造得极富战马气魄:造型粗犷,雄健有力,神态生动,质感强烈,或原地待命,或轻步徐行,或弛骋战阵,或腾空飞跃。现在要是去昭陵参拜,仍然可以领略六骏的非凡风采,也能够感受到唐太宗当年对战马的真切情思。
三喜围猎。
爱好弓马的唐太宗性喜围猎。即位后,多次在宫苑或猎场内围猎,既显出他高超的骑术与射术,也透露出他的某些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
贞观十一年十月,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策马近前与野猎搏斗,太宗拔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
对于唐太宗喜好围猎,不少朝臣持反对态度。但是,太宗有太宗的想法。一次,他对侍臣们说:“上书奏事的大臣们都说朕游猎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围猎不忘武备,唐太宗有这样的战备观念是应当肯定的,但说没有烦扰百姓则未必。贞观十四年十月,太宗将要去同州狩猎,刘仁轨上奏书说:“今年秋季粮食刚刚成熟,百姓刚收割十分之一二,让他们承担狩猎事,筑路修桥,耗费一二万工力,实在是妨碍农事。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个月,等到粮食收割完毕,则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太宗接受刘仁轨的建议,狩猎推迟了一个月。唐太宗作过一首《出猎》的诗,透露出他是选择农暇时节围猎的。诗中说:“楚天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岂若因农暇,阅武出□嵩。”诗中也进一步阐述了围猎是为了布阵练兵,不忘武备:“三驱阵锐卒,七萃列材雄;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唐太宗尽管频有出猎,但由于围猎时间绝大多数安排在十至十二月的冬闲季节,所以基本上没有造成扰民之害。
四喜诗文。
唐太宗以武功立国,无暇于文,而“晚始向学,多属文赋诗”。他生前写了不少诗文。请人将他的诗文编入《全唐文》、《全唐诗》中,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
太宗的散文多属政论,史论、诏敕之类,有不少优秀的篇章。由于他是开国有功之君,政治经验丰富,统治历程艰辛,生活根基深厚,故政论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如《帝范》后序,总结自己一生功过,恰如其分,语多励人,非常精彩。他这样写道:“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唐太宗以君道自励,以慎终自勉,以吏事鉴今,以帝范训子,以忠谏察臣,以正直垂节。文章内容丰富,多涉戒奢、防骄、纳谏、任贤,宣扬王道,探究人事,励精图治,拨乱反正,直接为“贞观之治”的政治服务。
唐初诗作流传后世最多的当首推唐太宗。他的近半数诗,为宫廷咏物之作,此外为叙事、写景以及从京城到地方巡游的帝王生活的描绘。他善于抒发政治情怀,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帝京篇》组诗共十首,以首写长安宫殿始,末以反省戒骄终。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之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诗句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末首六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指出治国不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政治上的自满和生活上的放纵。励精图治还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规劝,择善而从;明确法律条文,才能赏罚分明。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临民、剥削有节而称明君。
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由于他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宏篇。
五喜书法。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曾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论》,极力推崇王书。他不惜重金,广搜天下羲之遗墨,前后共得王真迹3600幅,以一丈二尺装成一轴,时时观赏,心摹手追,乐此不疲。虽然世间王书几乎被他搜罗殆尽,但唯独缺少王书珍品《兰亭序》。这幅用鼠须笔、蚕茧纸书成的名贴是王羲之当年在兰亭修禊宴饮时的神来之笔,日后虽重写数本,均不及原稿,因此自己也极为珍视,交于子孙珍藏,传至七世孙陈代书家智永时,因他在吴兴永欣寺出家为僧,没有后代,便传给弟子辨才。辨才在屋梁上凿暗槛收藏,秘不示人。太宗经过仔细推究,断定《兰亭序》在辨才手中,三次召他查询,辨才均谎称不知。于是,太宗便采纳尚书右仆射房玄龄的计策,派监察御史萧翼伪装成商人与辨才交往,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用自己所带的内府中的王书真迹引出辨才手中的《兰亭序》,然后乘隙窃走。太宗得贴后,欣喜万分,放在座位旁早晚观赏把玩。又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摹数本,赐给太子、诸王及功臣。由于他的偏爱与大力提倡,一时间朝野上下,学王成风。除了辗转摹写之外,另创集王字刻碑新法。从此,神机流逸、遒媚缠绵的王氏书风便笼罩书坛。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太宗病卧玉华宫含风殿,临终前对高宗李治提出以《兰亭序》殉葬的要求。高宗遵其遗愿,用玉匣盛装真迹随葬于昭陵之中,以后,《兰亭序》真迹便永绝人世,后人只能从唐人摹副本去想见真迹的丰采了。对真迹的来龙去脉、传本的谱系真伪,千百年来人们聚讼不已,甚至清末还有人否定《兰亭序》为羲之所书。此疑案由于真迹沉寂地下至今悬而未决。
李世民以书家慧眼,首先认识到王书特殊的艺术价值,又依靠帝王之尊,将其推至“书圣”宝座,使羲之声名显彰、书艺光大,故功垂后世。但他同样以帝王之尊,将绝世珍品《兰亭序》攫为己有,乃至殉葬昭陵、毁迹人间,以了其个人生死不渝的翰墨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