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范耶稣会士抗拒或拖延执行决议，教皇决定派遣一位特使去中国宣布这道部谕，而在特使履命之前暂时不在各地印发。该特使同时负责巡阅中国教务，并受命确定中国礼仪的性质和判断耶稣会士对中国基本文献和基本思想之解说的对错。可见这位特使被授予了决定耶稣会士传教区前途命运的大权，而担负重任的使节人选选中了铎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主教。克莱芒十一早在1701年12月5日已酝酿派特使去中国，所以铎罗远在圣职部部谕正式签署之前的1702年7月就离开罗马踏上征程，不过他1703年方才离开欧州。铎罗此行也受命顺道处理印度马拉巴尔的礼仪之争，并设法实现教皇对远东教区和传教区的直接控制权。这正是当时教会与欧洲君主国争权夺势的一种表现，这种斗争在铎罗出发前早就在上演，因此铎罗所负的使命注定使他成为远东各西方利益团体的仇视对象。铎罗力图将一切权利收归教廷的理念使他在抵达中国之前就遭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敌视，1705年4月入境中国后又招致分别受葡萄牙和西班牙保教权庇护的葡萄牙教区神职人员和西班牙托钵修士的抵制。从广州到北京这段时间，在华耶稣会士尚对铎罗寄予厚望，希望能够通过他让教廷“正确”理解中国礼仪的性质和耶稣会士策略的性质。所以铎罗抵达广州后，首先是通过耶稣会士的奏请而获准进京陛见，甚至法国传教区会长张诚（Jean Fran？ois Gerbillon）还曾专门邀请他来京，继而在北上途中耶稣会士又不断派代表来与铎罗讨论礼仪问题。但铎罗对耶稣会士早就心怀成见，不仅认定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理解是错误的，还无视耶稣会士所列举的礼仪被禁后传教区将会面临的种种现实困难。他惟与在礼仪问题上不同意主流立场的耶稣会士刘应相契。由于刘应熟谙中国文献，他关于祀孔祭祖为迷信的研究具有专家性权威，所以当他在广州与铎罗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更坚定了铎罗对中国礼仪迷信性质的判断。
铎罗1705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至次年8月离开北京，这段时间里他一边与中国政府谈判，一边审查中国教务，期间与耶稣会士围绕礼仪问题和管辖权问题屡生摩擦。这些摩擦使之前尚对特使来华寄予希望并对他友善相待的耶稣会士也开始对他强硬起来。铎罗则憎恶耶稣会士倚仗中国皇帝的支持而不服从他的命令，动辄对耶稣会士发怒，后来甚至想把自己使命失败的原因都归为耶稣会士背后捣鬼。但铎罗与康熙交涉失败实在不能怪罪耶稣会士，而在于罗马教廷与清廷之间谁都不允许对方将权力凌驾于己方，同时双方对于涉及各自文化核心的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关于礼仪之争中的文化内涵与权力内涵，将在下文专章分析，这里只是就铎罗在中国朝廷的经历提供一个基本线索。
在正式觐见之前，康熙曾经派人来探问这位教宗全权特使的真实使命，铎罗只说他受命前来感谢皇帝对传教士的优容，并想在罗马与皇帝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但早就怀疑铎罗此行与礼仪问题有关的康熙对铎罗如此搪塞感到很生气。后来，铎罗与康熙有过3次见面，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1705年12月31日是首次觐见，但只是礼节性觐见，没有会谈。1706年6月29日康熙第二次接见铎罗，此前已发生了一些令皇帝与特使互生嫌隙的事件。比如铎罗首次觐见时曾提出在北京设立管理全部传教士的宗教领导，康熙在后来的答复中说必须要从在他宫廷中服务了10年以上的传教士中选择，那就只能是耶稣会士，这当然不令铎罗满意。又如，又如铎罗的翻译遣使会士毕天祥曾在四川被官府驱逐，因此康熙对他不太信任。还有，康熙想在铎罗使团中选一人出使以报聘教皇，铎罗推荐沙国安（Mariani），康熙先已批准，后又以沙国安不谙中文为由改命白晋（Joachim Bouvet）为正使，沙国安为副使，又致铎罗不快。此外，铎罗在1706年3月得到由马尼拉传来到消息，说教廷已在1704年11月20日对中国礼仪问题作出决议，于是他确定对此问题不容再有讨论余地。而康熙经过半年考察，也日益明了铎罗来华与禁止中国礼仪有关。这样，当康熙与铎罗第二次见面时，双方的态度都很强硬，康熙一再盘问铎罗来使的目的，铎罗却仍只回答为向皇帝问安。康熙心下恼怒，却仍邀铎罗次日游畅春园。6月30日两人于畅春园最后会面时，康熙再度追问罗马对他1700年那道批示中国礼仪涵义之谕旨的态度，并提出希望能与特使在礼仪问题上达成某些一致。铎罗则谨慎地回避讨论这两个问题。康熙终于直言警告特使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习俗，称天主教必须与儒学和谐共处，若反对祀孔祭祖，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铎罗见无法再回避，便开始谈论天主教与儒学间的不同，并说欧洲人难以把握中国人书中的真理，而他本人更没有足够的语言知识回答康熙的问题，不过可以让精通中国文献的阎当代他详细解答。
阎当的出场成为康熙龙颜大怒的直接导火索。此时阎当早已奉铎罗之命自福建来到北京待命，康熙则在7月1日起驾赴热河，因此命人通知阎当从儒家经典中摘录他认为与天主教相抵触的内容，并指明不许耶稣会士帮忙。阎当自觉其中文程度尚不够做这件事，但在铎罗的劝告下被迫进行。阎当这份文献中有很多因为欠缺基本中国文献知识而产生的错误，所以文件送到热河上呈御览后，康熙立刻降旨宣布，阎当完全没有能力解释中国书籍，并命阎当和其他一些传教士赴热河见驾。但康熙8月2日召见阎当时只是测试阎当熟悉四书的程度，并指着御座后的四个汉字测试阎当的识字水平；结果阎当不能从四书中引用皇帝要求的两句话，四个汉字也只认得一个。所以这场召见完全不是为了与阎当辩论中国道理，而只是为了证明阎当不学无术到何等程度。而且阎当只懂福建方言却不懂官话，见驾时还得依赖他人翻译，更令康熙蔑视。康熙断定，阎当既然连中国字都不认识，哪来资格谈论中国道理，这等惹事生非之徒，当驱逐了事。于是阎当8月11日回到北京后就被软禁，直到12月康熙正式下令将他逐出中国。同一时间，铎罗在北京也接到皇帝通知，称他的国家里不需要任何唱反调的传教士，他要驱逐在礼仪问题上搬弄是非之人。铎罗则因为得知1704年部谕已为礼仪问题盖棺论定而早就有意离京，当皇帝暗示逐客后，铎罗便在8月28日离京南下。
此后，中国传教区陷入对峙态势。一方面康熙在1706年底下令拘押或驱逐支持铎罗的几名传教士，并惩处与阎当、铎罗有关系的中国天主徒，同时开始推行领票传教制度。领票传教是指，命令各地传教士进京接受有关基本信息和礼仪问题的审查，合格者经颁发传教许可证明并发誓永居中国和遵从利玛窦规矩，才可继续停留中国，不合格者将驱逐出境，并且此后所有新来的传教士都要先进京接受考核。康熙的领票令一出，北京的耶稣会士们惊慌不已，他们只能尽量请求皇帝宽延时限，以免各地传教士还来不及领票就被地方官驱逐。皇帝虽然允许适当延期，但决不会取消这一政策，这意味着传教士们稍有不慎，在中国辛苦多年建立起来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另一方面，铎罗抵达南京之后，不仅不为领票令动容，反在1707年2月7日颁发了一条针对领票令的训令，明确指出传教士应如何答复皇帝审核时的提问，总之是在涉及有关中国礼仪问题时绝不能违反1704年部谕的规定，要坚持以中国礼仪是迷信行为而拒绝它。训令亦强调，对其中内容绝无商讨余地，须无条件遵守，否则将处以逐出教门的重罚。
上述两道命令要求截然相反、态度同等强硬、违背都会带来恶果，传教士们显然进退两难。事实上，中国的传教士们很快分化成两派，且大多数都选择了领票，只有少部分遵从铎罗的训令从而遭到驱逐。1707年春（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南巡，并在沿途接见传教士进行考核，到1708年，按当时耶稣会士副省会长穆若瑟（José Monteiro）的记录，有75位传教士领票，43位传教士被驱逐，5名耶稣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被限定在广州活动。领票者中有大多数耶稣会士、部分方济各会士和奥古斯丁会士；外方传教会成员则因为全体拒绝发誓遵守利玛窦规矩而被尽数驱逐。不仅一开始就表现出遵从铎罗者少而服从康熙者多，而且还有先签名服从铎罗训令尔后却背叛之人，甚至为给铎罗送枢机礼帽而于1710年来到中国的传信部传教士山遥瞻（Guillaume Fabre-Bonjour）、马国贤（Matteo Ripa）、德理格（Theodoric Pedrini）三人也都领票。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在华传教士的现实主义态度。传教士们比铎罗确信得多，在中国是凝聚着国家权力的皇帝说了算，而不是对中国事务没有任何干涉能力的教廷特使说了算，凡是挂念传教区创辟艰难和基业安危的传教士都不会把皇帝的命令当耳旁风。何况，铎罗虽一再提及1704年部谕，他却无法出示这份文件以服众，致使他的权力和言论效力不断遭到传教士质疑。铎罗不仅没有力量对领票者施以“绝罚”，也毫无力量抵挡国家权力施加于他的制裁。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传教士们不愿相信对礼仪问题已无辩论余地，他们宁肯忤逆教廷特使而把领票当作一个权宜之计，等待有关礼仪问题的可靠裁决，也不愿轻易放弃传教区。
礼仪之争的结果到此时差不多已经揭晓了，因为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廷双方都已经表明了他们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违背他们的意志将带来的后果。站在历史观察者的角度，此时已可指出利玛窦政策的失败大局已定，未来或者是天主教中国传教区随着传教士被驱逐而淡出历史舞台，或者是一群脱离了罗马教会的传教士指导着一个不被天主教会承认的“异端教会”。然而身在历史迷局中的当事人们尚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而是不失乐观期望地尽一切努力，以让中国传教区能继续在利玛窦政策的引领下和平发展。从1706年到1721年，又有几位耶稣会士奔赴罗马辩护礼仪问题，罗马则派出第二任特使向康熙皇帝传达教廷的权威，但总的趋势是，康熙与教廷的态度都日益强硬，天主教在华传教区的前景日益黯淡。
1706年10月17日，康熙命耶稣会士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和龙安国（António de Barros）携康熙诏书赴罗马，谋求与教皇交涉以修改铎罗所说的1704年决议，然而两位使臣都于1708年1月20日即将在葡萄牙靠岸时遇难身亡。1707年，北京的耶稣会士们再次策动康熙向罗马遣使，最终由陆若瑟（Raymond de Arjó）、艾逊爵（Antonio Francesco Provana）和卫方济组成使团于1708年初离开中国。三位使者1709年到达罗马，然而罗马已先期收到铎罗1707年2月寄出的训令副本，并笃定不再接受耶稣会士的申辩。三位使者在欧洲蹉跎多年，后来陆若瑟在即将返回中国时病逝，卫方济受阻而未能成行，艾逊爵既因生病也因教皇的刻意阻挠而直到大约1719年3月方启程前往中国，却又在1720年3月15日病逝于好望角一带。最后，随艾逊爵同赴欧洲又结伴回中国的中国籍耶稣会士樊守义于1720年带着罗马教廷有关礼仪问题的明确否定意见回京复命。
在1709-1720年期间，教皇克莱芒十一首先在1709年见到耶稣会士使臣后给康熙写了一封信，肯定铎罗有关礼仪的命令是在教宗的支持下发布，并恳请皇帝将天主徒不能举行任何有违天主教的膜拜仪式作为一个必要条件来接受，还提出如果皇帝已颁布任何反对传教士的诏令，就请收回成命。随后，克莱芒十一接到陆若瑟等人的请愿书后，以公布1704年部谕作为答复。继而圣职部于1710年9月25日下令驳回耶稣会士的请求而支持铎罗的决定，并重申1704年部谕的精神，同时禁止以任何形式进一步讨论礼仪，包括严禁宗教人士印行和出版有关中国礼仪的作品。这意味着，中国礼仪从此不再是一个性质不明、需要讨论的问题，整个事件进入到执行教廷既定法律的阶段。1715年3月19日，克莱芒十一发布宗座宪章《自登基之日》（Exilladie），它巩固了1704年部谕中的禁令，支持铎罗1707年的训令，命令中国所有传教士和神职人员服从，违者将处以停职、切断给养、乃至绝罚等惩处，不得以任何特权、豁免权、解释权为由而宣布该命令无效或拖延执行，所有传教士都必须在教廷调查官、宗座巡阅使、主教或宗座代牧面前发誓服从本谕，这些誓言签名后要送往罗马。但有一个例外，即纯粹世俗和政治的礼仪可被容忍，然而什么样的礼仪符合这一条件，则要提交教廷调查官、巡阅使、主教或宗座代牧判断。该宪章内容与1704年部谕并无不同，只是采取了一种终极性的和至为神圣的形式。并且这份宪章再也不像1704年部谕那样长期秘而不宣，而是立刻寄往中国。这一切表明教廷已彻底厌倦了讨论礼仪问题，也厌倦了耶稣会士的辩解，只希望有力地维护教会的纪律。1719年，教廷向中国派出第二位教宗特使嘉乐（Charles Ambrose Mezzabarba），其任务之一是递送教皇给康熙使节的答书，这答书本应由稍早于嘉乐出发的艾逊爵携带，但教廷特遣使节递送，正是为了向中国皇帝表明其严厉态度。嘉乐的另一任务是调查1715年宪章颁布后中国的情况，令所有传教士归顺并安抚中国皇帝。从教廷这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出，教廷想当然地认为它的一系列指令传到中国后就会被立竿见影地执行，然而事实上它错误地把中国想象为教权所及之地。
再来看1709-1720年的中国。因种种原因，教皇1709年致康熙的那封信直到1712年11月29日才传到康熙手里，皇帝读后表示不同意教皇对礼仪的观点，但仍然期待他派去的使臣能发挥积极作用。接着，1715年宪章于1716年寄达中国并在未告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于传教士中公布。康熙知晓后大为恼怒，立刻逮捕在北京公布宪章的方济各会士康和之（Carlo Orazi de Castorano），并勒令收回所有的宪章副本送还教皇。1720年约7月间（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樊守义抵达广州并即刻赴京复命，康熙从他那里得知艾逊爵一行人出使经过后，就像罗马厌倦了讨论中国礼仪，他也厌倦了再考虑天主教。同一时期，在华传教士接到1715年宗座宪章后，尽管出于服从的精神都宣誓反对礼仪，但很多人仍然反对其中决议，并根据宪章中所说的可以容忍非迷信的行为，并由传教区的教阶体系下的领导来判断是否迷信这一条，期待着将来能对该宪章有所修正。中国的天主教徒则大多数不愿遵守宪章中的条款，非教徒的仇教心理随着宪章的推行被重新唤起，康熙皇帝已乐得让仇教运动自由发展而不加阻止。嘉乐特使就是在这种阴云密布的情势下于1720年10月12日到达广州。
康熙本已不打算接见嘉乐，后又勉强同意其进京。与当初铎罗故作高深而拒不申明来使真实目的之举措不同，嘉乐12月下旬抵达北京时便主动奏明来访目的，一是请皇帝允许由特使管理在华传教士，二是请皇帝允许中国天主徒遵照《自登基之日》宪章行事。尽管在外交手法上，嘉乐显得比铎罗圆通老练，但终究交涉的实质内容无一能令中国皇帝接受，故而好的外交手法也仍然构不成好的谈判基础。康熙一听到嘉乐的意图，便着人传旨嘉乐申明他打算禁教，并取消原定的召见计划命嘉乐即刻离京。不过嘉乐再次表现出他的策略性，以身体条件为由请求明春由水路回广州。这项请求得到许可，从而为嘉乐争取到时间，后来几个月里，康熙或许出于好奇，或许仍对罗马抱有一线希望，果然数次接见嘉乐。第一次接见是在1720年12月31日，最后一次是在1721年3月初嘉乐辞行之时，此间嘉乐还多次上书。在这些接触中，康熙主要是想确认教皇对中国祭祀礼仪的态度是否果真无可更改，而嘉乐无论表现得多么谨慎谦卑，都必须承认他此行是为了贯彻克莱芒十一1715年发布的宗座宪章。康熙终于无可忍耐，不停地指责西洋人不懂中国文字因而没有资格擅论中国之道，而且似乎是为了表现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的气度，他有意强调教皇是受人误导才误解中国礼仪，而误导教皇之人就是阎当、德里格等“不通小人”。嘉乐眼见气氛日益紧张，出于安抚皇帝而做出一些让步，称自己身为全权特使，有权判定何种礼仪不是迷信，也愿意回到罗马后向教皇转达皇帝的想法。其实康熙对这种承诺已经不感兴趣。虽然嘉乐来朝之前，康熙已经知道1715年宪章的内容，但仍命嘉乐译出上呈。在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1.1.18）览过译文后，当即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但是嘉乐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对康熙的承诺。他离开北京后于1721年5月抵达澳门，11月4日在澳门发表一封致中国及其邻近国家所有主教、代牧和传教士的公开信，首先声明必须遵守《自登基之日》宪章，然后提出了八项可被允许的行为。嘉乐的许可表面看来仅仅是运用了1704年部谕所规定的可由传教区的教会领导们判断何种行为不是迷信而可被容忍这项权利，解释何种礼仪具有纯粹世俗或政治的性质。但实际上，嘉乐把1704年和1715年教会决议所禁止的或仅仅是被容忍的行为都通过附加一定的条件而变成许可，也就是说，只要牌位上不刻某某之“灵”或“位”，并在牌位旁、丧礼上出具声明天主信仰的书面文件，祭祖祀孔行为就仍可从事。这“八项许可”完全违背了罗马谴责和禁止中国礼仪的精神，可能是由于嘉乐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礼仪之争的实质，也可能是由于嘉乐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国家权力对天主教之生存的决定性力量。但无论嘉乐是出于什么意图，他的许可都不会被教廷接受。1735年，教皇克莱芒十二（Clement XII）召集神学家和一些在罗马的传教士围绕嘉乐“八项许可”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直到1742年7月11日才以发布宗座宪章《自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的形式公布调查结果，这时的教皇已是本笃十四（Benedict XIV）。该宪章的主旨是肯定《自登基之日》宪章，严正声明嘉乐的“八项许可”削弱了这道宪章的效力而应予废止。该宪章也出于维护情面的需要，委婉指出嘉乐发布那些许可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形势下的权宜举措，错误不在特使，而在随后那些传布和运用这些许可的中国传教区领导，因为他们是在违背特使许可中之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理解它们的。
嘉乐的“八项许可”差不多与《自登基之日》宪章同时在中国公布，结果引起中国传教区更大的混乱和争议，在《自上主圣意》宪章发布之前的这二十几年里，中国各教区和修会在这两份相互冲突的规定指导下各行其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礼仪之争在这期间仍继续存在。但是《自上主圣意》公开之后，传教士们不得不行为一致，因为该宪章严令所有传教士按照铎罗1707年训令和1715年宪章的规定行事，不思服从者必须返回欧洲接受惩处，凡在华传教士都要执行1715年宪章中给定的规程宣誓反对中国礼仪。《自上主圣意》宪章是有关礼仪问题的一道内容最冗长、形式最神圣的声明，它为长久以来有关礼仪问题的系列敕书划上句号，也标志着作为一场神学争论和文化争论的中国礼仪之争正式落幕。18世纪后半期的在华传教士们不顾所处环境如何恶劣，都坚决遵照罗马的意见行事，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更使有关文化适应的争论难以为继。
中国政府这方面，礼仪之争结束得更早，康熙1721年已下了禁教令，随后的雍正皇帝根本没有兴趣讨论礼仪问题或宗教问题，只是出于对外国人的疑忌和对天主教的整体反感而厉行禁教政策，屡次掀起迫教运动，乾隆的态度与政策一如乃父，尽管他们二人仍然在宫廷里雇用了一大批懂得“奇技淫巧”的西方传教士。从此时起一直到19世纪中叶获得在中国合法传教的地位之前，天主教社团在中国都只能是在政府的禁止和民众的敌视这双重困扰下艰难地挣扎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尽管历次反对礼仪的教廷谕旨都乐观地认为，服从教皇决议不会阻碍福音传播，但事实却恰恰印证了利玛窦最初的忧虑。
正是从礼仪之争结束开始，天主教由于放弃了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而使得它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冲突变得更加明显，天主徒因为弃绝中国礼仪而在生活中遇到种种麻烦，传教士不得不一再就叩头、扫墓、牌位、家族祭祀、集资建庙等问题向传信部寻求指示。这可以说是礼仪之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发生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而且是下层百姓中的冲突，是天主教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决不是任何罗马神学家的理论分析所能预防或平息的。直到1939年，教廷才发布传信部部谕《众所周知》，允许中国教徒奉行传统的祭祖祀孔礼仪，表明教廷顺兴世界形势变化、允许天主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本地习俗的新态度，由此为中国礼仪之争做出一个官方结论。但该指令仍然禁止对中国礼仪进行辩论，无疑表明仍然坚持中国礼仪中包含着与基督宗教神学不符的内涵，教廷顺应地方习俗只是政治性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