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丁·杜·伽尔
在读完中学后，我通过了毕业考试。我想在文学方面继续深造，就到巴黎大学文学系预备班去听课。在那里，我曾求教于文学研究家埃米尔·法格，他对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曾把这些文章精心地润色过。
每逢星期日上午，他在他那所富有神态的小屋里亲切地接待我。这所小屋位于蒙日大街头上，是介于板棚和大篷车之间的房子。他建议我写东西，甚至让我发表评论文章，目的在于“取得经验”……我在六月份的入学考试中落选了。一想到新学年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翻译，我便失去了勇气，但我却被一种突如其来的诱惑所征服：我没有告知双亲，也没跟任何人商量，在长达四个月的假期中，我坚持不懈地学习，准备参加投考巴黎文献学校的竞争。
我曾为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勾画了一幅肖像，我曾这样写道：“他考入了巴黎文献学校，就像那些走到大门洞里去躲避暴风雨的人们一样。”
当时的确是这样。我是在等待？但这又是为了什么？我是在等我长大成年，应征入伍，最主要的是：等我最终能够向父亲宣布：“我想写小说。”
总之，十月里我参加了入学考试。很幸运，我被录取了。
这个突然的决定使我有几年脱离了文学，完全埋头于中世纪历史的研究中去，最终有了一个幸运的结果。
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过去的时代加以注意的，这使得我开始喜爱历史并对当代发生的事件感到兴趣。而在这之前，它们是很少能引起我的兴趣的，甚至对“德雷福斯事件”，它的悲剧性的波折以及意外的转变，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即便不是漠不关心，那也是毫不动心。后来我才看到，这一事件对于理解当今的时代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当时对这一事件之所以持旁观态度，还因为德雷福斯流放时，我才只有十三岁。我是个仅有学生见识的中学生，我的消息来源也只能是怒气冲冲而又自相矛盾的报纸。在我看来，整个“德雷福斯事件”是一个情况混乱、充满猜疑和假设的疑团，甚至这一事件在成年人中也引起了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由于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后来我对政治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我作品中的人物就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人。我开始感到，现代人如果脱离社会和自己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我感谢巴黎文献学校，还因为它使我养成了有系统有计划地去进行工作的好习惯，使我在智能和道德方面形成了某些良好品格，这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严格的准确性已成为我写出受到信任和尊敬的作品所必须信守的原则，这就是那些公正的历史学家们在自己的考察中所获得的那种准确性。对于哪怕很小的论点，事先我都进行周密的审查。过去我对科学从不感兴趣，与学者们也素无来往，只有巴黎文献学校的教员们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科学的良心，什么是一个诚挚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职业的人格。我认识一些学者，他们曾毫不犹豫地当众放弃自己多年刻苦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因为他们后来证实了自己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有失误之处。同这类人们的接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的榜样使我对匆匆忙忙完成的工作总抱怀疑态度。在动手写一本书之前，我总是尽量多地搜集材料，积累资料，以便使可能出现的错误率达到最低限度，并且不受即兴作品的诱惑。我这样做不是出于对准确性的过分盲目崇拜，而是需要对资料的可靠性有确实的把握。我在润色自己的长篇小说（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章节）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益求精的狂热劲头，使我想起巴黎文献学校的大学生从事某项研究工作时的状况。最可笑的是我以为，通过这种途径就能使自己的作品大放奇彩，而实际上，我只是使作品变得庞杂冗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