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旱魃》杂感
莫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的小说《红高粱》发表后不久，有一次遇到阿城，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读读朱西甯。”我听了，也没太往心里去。过了两年，我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得联合报小说奖，那奖座上刻着的决选委员的名字，第一位就是朱西甯先生。但我还是没有读他的书。后来，在新加坡见到天心小姐，温良恭俭让，有大家闺秀风范，又知祖籍是山东临朐，与我的故乡高密百里之距，于是更感亲切。后数次赴台，均见过天心小姐，但我一直没敢提出见见朱先生或是讨要一本朱先生著作的请求，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二〇〇二年冬，应台北国际艺术村的邀请做驻市作家一个月，期间又见天心，并见天文，得其赠送朱先生大作三本，一为《铁浆》，一为《旱魃》，一为《华太平家传》。当晚就读了《铁浆》，颇为震撼，也就明白了阿城让我读朱西甯的原因。在台的数次演讲中，都提到读朱先生作品引发我的深切感慨。
回北京后曾接受《诚品好读》编者电话采访，让我谈谈对朱先生小说的看法。我说：“《铁浆》虽是短篇，但内涵的能量足可以扩展成波澜壮阔的长篇巨著。小说中两家人为争夺盐槽对身体的伤害和铁路这个西方怪物对乡村自然经济的破坏让我震惊。而《华太平家传》则是编年史式的浩瀚巨制，小说中的故事、传说、风俗习惯以及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都让我备感亲切……朱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写出来这样优秀的作品，可惜我读得太晚。若能早些读到他这几本书，我的《檀香刑》将更加丰富，甚至会是另外一番气象……”
在台期间因为忙乱，没来得及读《旱魃》。二〇〇三年春天，天文小姐来信，问我能不能为新版《旱魃》作序。为朱西甯先生作序？诚惶诚恐。我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在大陆引起轰动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没有超过朱先生早我二十多年写的那批作品。朱先生是我真正的先驱。作序不敢，但写一些读后的感想还是可以的。于是就读《旱魃》。当我刚读到三三丛刊版《旱魃》的第十八页，小儿八福对他的母亲说“林爷爷还讲，哪家坟土要是湿的话，坟里就有旱魃……”时，我就猜到了这小说的结局。这并不是说我高明，而是说明我与朱先生使用的小说资源是那样相同。我在家乡听说过的故事，朱先生早我几十年就听说了。我使用的素材，朱先生早我几十年就使用过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故乡务农，连续十几年大旱，春播秋种，都要挖井、担水、浇灌，美其名曰“抗旱”。在艰苦的劳动间隙里，我们像朱先生《旱魃》中的老农那样仰望着播火的太阳，传播着某地出了旱魃的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我曾经动过把旱魃写成小说的念头，现在看来，幸亏没写，因为我还没听到这些传说的时候，朱先生的《旱魃》已经像一座丰碑，屹立在那里了。
《旱魃》是一部洋溢着现代精神的伟大小说，至今读来，依然是那样地朝气蓬勃，那样地活力充沛，那样地震撼灵魂。作者使用的素材虽然是乡土的，但作者注入到小说中的思想，却大大地超越了乡土。小说着力塑造的人物尽管是上个世纪初叶的人，但他们的精神，至今值得我们敬仰。作者使用的语言，尽管具有故乡的方言色彩，但由于精雕细琢，剪裁得当，并不会造成异地读者阅读时的障碍。
我看到一些台湾的论者注意到了《华太平家传》中的宗教思想，其实，早在《旱魃》中，朱先生的宗教思想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问题激起我很大的兴趣。在大陆五十多年的小说中，一直没有宗教信仰。近年来有西北地区的少数作家开始在小说中贯注他们的宗教，为此我多次表示赞赏。我认为没有宗教精神的小说，很难成为经典。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在《丰乳肥臀》中，曾经写了一个瑞典籍传教士和一个中国女子的深挚爱情，并借此宣扬了基督教的救赎精神。对此我颇为得意，但看了《华太平家传》和《旱魃》后，我只能感叹自己的肤浅。基督教对于我，是传说和资料，但对于朱先生，则是家传，是亲历。差距之远，何异天壤。写成小说，又怎可同日而语。《旱魃》这部小说，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土匪头子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从深层里看，却是基督拯救两个迷途羔羊的神迹。朱先生想用这部书，传播基督的精神，也彰显信仰着基督精神的他的先人们在那个愚昧黑暗的时代里建立的功勋。这样的书写不好就成了赤裸裸地说教，这是大陆文学几十年的痼疾。但朱先生的生活积累实在是深厚无比，对他所要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感同身受。我想朱先生对他笔下的每棵树木、每块石头都怀有深情。形象牢牢地控制着他，人物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朱先生就像一个高明的骑手，顺着他的人物走。因此，他的思想就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人物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就避免了借小说说教，而是让小说自己表现出来原本就包含着的宗教精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圆满的，但都不是完美的。因此对宗教的质疑就成了小说现代性的重要表现。这有时候并非是作家的本意。我猜想朱先生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不会对他的宗教提出质问的，但因为他顺从了小说中的人物，顺从了小说的根本定律，所以他的小说中也就出现了尖锐的质疑。当皈依了基督、散尽了财宝、收束了身心、勤恳地劳动着的唐铁脸被他的仇家打死在油坊的榨槽上时，他的妻子佟秋香，撕毁了那幅“宽窄路途”的立轴中堂，“好像撕毁了半个天，把上帝的裤子撕了下来”。然后，对着她们的引路人金长老大发雷霆：“难道说，主就不长眼睛？人也悔改了，什么都舍掉不要了。做了多少好事，行了多少善，还要他怎么样？天哪，作恶不得恶报，行善倒得了恶报。哪里还有天理！就这么个公道吗？教人寒心哪……”当然，笃信基督的朱先生让金长老把佟秋香说服，并让她为自己与主讨价还价的行为感到了羞愧。但她在激愤之时喊出的质问，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一般的读者，也不会轻易地被金长老说服。这大概是朱先生料想不到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与一个小说家的矛盾，而这矛盾，恰也是小说的福音。
《旱魃》之所以能如窖藏的美酒，历久弥香，还在于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几乎个个鲜活地表现出来自己鲜明的个性。那个寄托了朱先生全部理想的金长老，那杀人如麻而又能迷途知返的土匪头子唐铁脸，那勇敢泼辣、有胆有识的佟秋香，那虽然穷困落魄但依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的杂耍班主佟老爹，连杂耍班子里的皮二爷和油坊里的把式林爷爷、强老宋这样的次要人物，也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从塑造人物的功力上看，《旱魃》又是一部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宝贵的白描传统的杰作。人物的话语，都是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样的功力，不是那些所谓的“先锋派”作家具备的。这样的功力，建立在饱经沧桑的人生阅历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生活的丰富占有上，建立在对所写人物极端熟悉的基础上。
《旱魃》还展示了朱先生强悍、饱满、意象丰富犹如激流飞瀑的语言风格。我大概地可以想象出朱先生用这样的语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造成的震荡。他的语言犹如乱石砌成的墙壁，布满了尖锐的锋芒。他的语言如光滑的卵石投掷到铜盘上发出铿锵的回声。这样的语言需要奔跑着阅读，这样的语言扔到水中会沉底。朱先生善用比喻，而且是他独创的比喻，别人无法重复。他异想天开，视万物皆有灵。正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所有的事物皆有生命，问题是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
“饕餮了整一个长夏的馋老阳，仍然不知还有多渴，所有的绿都被咂尽了，一直就是这么嗞嗞嗞嗞地吮吸着弥河两岸被上天丢开不要了的这片土地。”“唐家宅子前的大水塘，已涸得板硬。黑深的裂缝，该已裂进阴间去了。塘底上卷翘起干鱼鳞一样的土皮。那里残留着冬腊天里暖鱼的枯辣椒秧子，草草乱乱，团团的狼藉，脏黑里翘起白骨一样嶙嶙的老茎子，倒像整堆子糜烂的鱼尸骨。”“屋草缮得切糕样整齐，叫春的猫子都不曾到那上面踢蹬过。”“那一对松当当的眼皮，不知断了哪根吊筋，低垂着，脸要仰得很高，才看得到天。”“可天是死了。天是石女，生不出一朵云，一滴水，决计不给人一点点回生的指望。庄稼户认命地一再退让，一直退让出一百个火毒的太阳。”“坚韧的盼望是一根愈缫愈细的生丝，临到不曾断绝的边口儿上……”不需例举了，这样的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这样的语言是诸多小说家梦寐以求的，这样的语言与温文尔雅的朱先生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啊，由此可见，朱先生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瑰丽而丰富。我感到朱先生的语言是从李长吉那些“石破天惊逗秋雨”的诗里化出来的。对一个少小离家、浪迹天涯的小说家来说，他用语言寻找故乡，他用语言创造故乡，语言就是他的故乡。
《旱魃》的结构，也显示了朱先生不愿意按部就班地、轻车熟路地讲述一个故事的艺术雄心。多少惊心动魄的事件，镶嵌在一个线性发展的故事当中。这样的结构，也正是我的《红高粱》的结构。我庆幸现在才看到《旱魃》，否则我将失去写作《红高粱》的勇气。正因为我至今才读朱先生，所以我才能在不知不觉地沿着朱先生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同时，因为与朱先生个性、学养等方面的差异，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一些个人的特质。
前面我说，很遗憾没有见过朱先生，其实何需见，书在犹人在，读他的书，犹如聆听他的教诲。朱先生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以前是无意识地走在了这条道路上，今后就应该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地前进了。
二〇〇三年八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