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河，原是滹沱河与高河的交汇处，它的确曾有过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繁华，但那是祖上的事了。而宣统三年，津浦铁路过泊头镇，建立了一个泊头火车站，交河更是每况愈下，它的风光被泊头夺了过去。繁华，烟云一去的繁华，它还存在于老人们口口相传的记忆里，成为一份难以考证的传说。交河镇成了被“官人抛下的弃妇”——这是我四叔的词儿，他的肚子里，有许多这样的词儿。萧条有时就像是某种沉渣的泛起，就像一株到达秋天的树落掉了所有的叶子。就像我们家门前的那棵老槐树，在秋天的黄昏里。繁和华，就是附着于树上的叶子，一场秋风就足以将它们撕落，然后它们落入尘土，无影无踪。老人们讲起那些旧日，口里都会有一条悬起的河，那么滔滔，那么不绝，那么神采飞扬。我们的祖上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们的祖上，也曾经阔过。我们的祖上，曾和京城的四阿哥斗过宝，赛过蛐蛐，曾叫不下一百个戏子唱大戏，唱了九天九夜，还曾设下流水的席……老人们喜欢坐在我家槐树的底下讲这些有边际或无边际的旧事，在他们的话语里，我们交河当年远比“清明上河”更为繁华，那繁华都已接近于奢侈。而他们的祖上一个个都风流倜傥，极为精明，每时每刻都在与人斗智斗勇，而且从无败绩。那些老人，他们或躲在阴凉下，或将半个身子放在阳光下晾晒，摇动着蒲扇，在讲到兴起的时候他们也会喊我的父亲，让他也参与进来，而我父亲往往是冲他们笑笑，搭上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话，然后继续忙自己手里的事。他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
私下里，父亲对那些老人的话表示过多次的不屑。“他他他们净净净胡吹。”我父亲说，交河确实有过相当的繁华，但那时，真正富有的是我们的祖上和一户刘姓的地主，人家出过三个官儿，后来全家都搬入了京城。父亲也愿意回顾当年的繁华，但他的回顾都是私下里进行的，只限于我们全家，他从来都不和那些在我们家槐树下晒太阳的老人多说什么，而是保持着一种客气而谦和的笑容。他故意那样，这点儿，我和哥哥们都看得出来。
他说，我们家需要中兴，需要光宗耀祖，他如此苦心地经营这家旅店，其实想要的就是这一点，而这个责任马上就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可我们总是不能理解他的用心之苦。人活着，就要想办法出人头地，父亲说。说这句话时的父亲斩钉截铁，几乎没有结巴，他只是在“出人头地”上多用了些力气，出出出人头地。
想起来，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十多年，时间那么一晃一晃地就溜过去了，我经历了家和国的衰败，战争，逃亡，参军，被捕，退伍，然后是定居，成了一名工人，娶妻生子，受伤，批斗，劳改，对历史的交代，平反……这些不能算不丰富，不能说不风起云涌，然而我却没有出人头地。没有。不可能了，我已经这么老了，有时回想自己这一生真感觉没做成过什么事儿。如果再有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做成什么，大概还是这个样子，或者好些，或者更加不好。我也曾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出人头地，但现在看起来……还是说发生在我记忆里的那些旧事吧。
在我出生的时候，交河镇上的繁华早已不复存在，它的萧条和衰败其实也早于我的父亲。那时，很少有人到交河来，这里已经没有多少生意可做，不时发生的天灾和匪祸，加上太平军和捻军在这里的战争，使得交河镇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尽管在家里，当着父亲的面，我们不敢再提“衰败”这个词，这类的词，可它却时时处处地存在着。和这个交河有着某种的相称。有时我偷偷地想，这家属于我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旅店，它本身就建在了衰败的背上，对衰败的抗争眼看就要耗尽我父亲的一生了，它会接着来耗掉我们。
许多时候，我在偷偷地痛恨这家年年失修的旅店，痛恨住进旅店里的人，甚至，有时我对在木质门框上探出头来的虫子、倒在木板床上的水和漏出棉花来的被子都装作视而不见。我发现我的两个哥哥和我一样，他们无论忙碌还是闲暇，也在努力地视而不见。我们进进出出，心照不宣。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也许你根本无法想象它的破旧。它原本就是旧房子，是一个破败的大户人家的。大车店是在我爷爷的时候建成的，可在我爷爷之前，这几间房子就存在着，是我爷爷的爷爷买下来的。如果不是在我老爷爷活着的时候有过一次大的翻修，我想它早应当倒塌了，父亲年年春天的修补不会在本质上解决它的问题。春天和泥修房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儿，当时我还算是个孩子，他也不会让我干太多的活儿，可那种劳累我还是能感受到的。七间房的泥，五间正房和两间偏房。我们拉来土（土是我父亲亲自选的。他只会让我大哥负责推车，而选土挖土从不让别人插手。我们谁都无法得到信任，但对此谁也没有怨言，因为我们都想在他不盯着的时候对他小有糊弄），抱来麦秸，理好，用铡刀将它们断成大致相等的小段儿，然后挑水和泥。父亲始终狠狠地盯着，他赤着脚，踩在泥水里，将大些的土块踩碎，或将一些异样的东西挑出来，丢出很远……我们的几张铁锹反反复复，如果我父亲不说“行行行了”，我们就得一直继续下去。邻居们从我们家门前走过，都会对我们和出的泥进行夸耀，父亲会在别人的夸耀中直一下身子，露一点儿掩饰中的得意——我们就更苦了。得到夸耀的父亲会多多少少有些变本加厉，他用他结巴的口气指挥着我们：“快快快点，继继继继续……”
但这些努力真的不能在本质上改变它的破旧。一年的雨水仍然会冲掉不少的泥土，地下渗出的碱儿会让下边的墙皮变得斑驳、粉化，何况总有一些住店的人会在角落里撒尿。有时白天也会如此，他们急急找到一个角落，掏出自己的东西，根本不顾周围有没有人，是男是女。而那些旧门窗更容易显出破旧来，它们的里面生出了蛀虫，爬进了白蚁，因风吹和日晒而脱掉了油漆，走了形，关不上或至少是关不紧。父亲拿出斧子、凿子和刨子，对门窗进行修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多余的钱。因为这家旅店，我父亲无师自通当起了木匠，当然他还无师自通地当起了砖瓦匠、油漆匠和厨师——不过他肯定不是一个好木匠，他有让人难以恭维的笨拙，那些门窗在他的修补下往往是更加丑陋、扭曲。母亲说，他就像那个笑话里讲到的笨裁缝，一丈的布做大褂做着做着就改成了短衫，短衫做着做着还得改兜兜，最后只能做成孩子的尿布。父亲当然听不得这样的话。他会用力地摔一下手里的工具（其实也不是真摔，他才舍不得把工具摔坏呢，用力只是一个外在的样子）：“胡胡胡说八八道！”
大哥有时会冲着我的母亲和我们抱怨，说如果我们经营的是一家染房，是铁匠铺，卖油卖米，可能都比建什么旅店要好些。没有多少人住店，而住店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在王家染房，他们的生活明显比我们家强多了。这也是我和二哥的心里话，当然我们还没有大哥那么多的羽毛，还不曾生出他那么多的胆量。尽管不是冲着我们的父亲，当着母亲的面我们也不敢如此。
我母亲的话是：“看着谁家好就到谁家过去！”
那时大哥对王家染房的女儿有些好感，他总是爱到王家染房去。他说去看人家染布，看如何把一些白布染成了红黄蓝绿的颜色，他说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几分钟的时间，一匹布就改变了，就有了色彩。而之前它们都是一样的棉布本来的颜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让它成为什么颜色。”他说。我也到王家染房去看过染布。他们的院子里有几口巨大的水缸，里面盛满了带有颜色的水，添加了一定比例的碱和矾。侧偏房还有两口大锅。水缸里要染的是青和蓝色的布，而黑布则要放入加热的大锅中染。院子里高高低低的绳上挂满了刚刚染成的布。他们把布拧成粗绳，然后把长长的粗绳放在绳上晾起，展开，然后用石碾和人把展开的布拉平……可我一直没有看出什么奇妙来，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我相信，多数人的看法和我一样。而且我受不得染缸里那股特别的气味。有一段时间，我哥哥在去王家染房之前总是要先洗一个澡，如果是夏天他会到河里去洗，一边低着头闻着自己的胳膊一边朝王家染房走去。他还用过一种肥皂。显然那是别人用过的，只剩下一小块，不知为何丢下了，或者说是他从什么地方捡了起来，丢了它的人便再没有找到。我大哥小心并且精心地用着。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住在我们家的客人没有谁会用什么肥皂。我大哥在一年之后去王家染房的次数少了。可他的怨言却有增无减。有时他抱怨那些客人的到来：“你看来我们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你看他们把我们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你看，他们把我们家搞成了什么味，洗都洗不去！”
我父亲最听不得这样的话。他会顺手拿起一件什么物件，把我大哥赶跑。他追不上我大哥。我父亲明显地衰老着可我大哥却越来越强壮。我母亲说，我父亲是累的。操持这样一家，操持这样的一家旅店，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我父亲每天都要在凌晨四点多钟就起来清扫一下院子，擦擦窗子和门上的尘土，或者给客人的马、牛喂一喂草。他说我们如归旅店，必须要给客人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那样才能留下客人。他们在给我们付钱的时候也就不会斤斤计较。其实我父亲那么早就起来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怕客人偷走我们旅店的东西。这样的事时有发生。那些急着赶路因而早起的客人，时常趁别人都睡着的时候，偷偷地抱走一床棉被，拿走一个茶壶，或者是其他大大小小的物件。我们既收不到他住店的费用，还有不小的损失，这样的事时常会引发我父亲的牙痛。于是我父亲坚持四点钟起床。即使如此，东西还是丢。我父亲还试过把一些小的物件和家具和床拴在一起，不过作用不是很大。就像无法阻止如归旅店的衰败一样，我们也无法阻止那些客人偷偷地拿走些什么，有些事，就是这样不可避免。这让我父亲时常怀念他小的时候，他说如归旅店当时非常兴隆，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时的客人和现在的客人也不一样，那时旅店也是崭新的，所有的物件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光。这是据说，是据我父亲说的，我们在那里一遍遍地听着。我们听的时候都藏起自己的耳朵。我无法想象我们这家只有五间正房的大车店会车水马龙，肯定，我父亲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修改。甚至，这是他的梦想，他还梦想把我们的如归旅店建成栗镇上最大的店铺，他和我们都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穿上丝质的衣服和来往的人打招呼，受人尊敬。我的父亲，可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啊。他的梦想让人讨厌，让我们近乎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