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成功，只是一个结果，它也许水到渠成，也许永无来日。
1902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应聘去给62岁的雕塑大师罗丹（Auguste Rodin）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
然而，真实景象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
里尔克问他：“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要素，足以表达自己的一切?”
罗丹沉默片刻，然后及其严肃地说：“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
是什么让某些人获得与众不同的成功？
罗丹说出了真正的秘密，那就是：工作，和足够的耐心。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一夜成名，张爱玲说过的，“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这句话真的耽误了很多少年人——你如果把人生当成一次马拉松长跑的话，在前一千米是否跑在第一名真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吗？
况且，真的有那么多的天才吗？
02
西方音乐史上，人们常会提起这样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莫扎特一定名列其中。
崇拜者们说，整个18世纪，只有莫扎特配得上Amadeus这个名字（Amadeus是莫扎特中间的名字，拉丁文原意是上帝钟爱的人）。
从6岁起，莫扎特就显示了他仿佛与生俱来的音乐天才——这一年，他在慕尼黑第一次为德国皇帝演奏。
到了14 岁，在罗马的西斯廷小教堂听了一首经文歌的演唱后，莫扎特就能凭记忆把它一个音一个音地默写出来。
比莫扎特年长7岁的歌德，也曾热情的歌颂说后者是“神的创造力在人间的化身”。
不过，在心理学家迈克尔.豪（Michael Howe）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他在著作《解读天才》（Genius Explained）中写道：
莫扎特在真正成为职业作曲家之前，他早期的作品并不出色。他在童年时期的多数作品，比如七首钢琴与管弦乐协奏曲，大部分是在其他作曲家，特别是他父亲的帮助下完成的，并在此后不断被修改。
完全出自莫扎特本人之手，并被奉为他的第一部经典作品的，是第九号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莫扎特21岁时创作的——那时他已经练习作曲整整10年了。
音乐批评家勋伯格（Harold C. Schonberg）则更加明确的强调，看上去“少年成名”的莫扎特，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因为他经历了整整20年，才创作出了最伟大的作品。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超过十年一遍又一遍刻苦的练习，即便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也无法实现事业上的腾飞。
03
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是整个20世纪最著名的摇滚乐队，套用一个已经滥了大街的概念——甲壳虫或许是20世纪唯一有资格称得上“现象级”的摇滚乐队。
1964年，甲壳虫首次抵达美国，随即掀起一阵“英国旋风”。
然而仅仅四年前，甲壳虫还只是一支英国高中摇滚乐队，四个高中生的起步，源自他们受邀请在汉堡的脱衣舞夜总会进行表演。
不要以为这个低俗的夜总会有多么好的音响或者慧眼识珠的听众，对于甲壳虫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正是在汉堡，他们被逼着进行了难以想象的超负荷演出。
甲壳虫解散后，列侬（J. W. Lennon）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在家乡利物浦，他们每次演出时间只有1小时，而且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首最拿手的曲目；但是在汉堡，作为外国人，他们不得不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每天必须演足8小时，并且不断寻求新的演出技巧，否则醉醺醺的猎艳客早就哄他们下台了。
就这样，从1960年到1964年真正出名，在不到五年时间里，甲壳虫乐队实际演出场次超过1200场——绝大多数流行乐队，在整个演艺生涯中的表演总数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正是长期超量的训练，让甲壳虫脱颖而出，一举成名。
04
与甲壳虫一样总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比尔·盖茨。
人们总热衷于他如何从哈佛辍学，如何开了一家小公司，如何依靠天才头脑和雄心壮志获得了举世惊叹的成就。
然而，艳羡世界首富的读者们，总会有意无意忽略这些事实：
1971年，16岁的中学生盖茨就和同学一起，为ISI公司编写薪水管理软件，他们得到的报酬仅仅是：免费试用公司的电脑。在7个月的时间里，盖茨在ISI公司主机房里待了1575个小时——平均每周7天，每天8小时。
再后来，盖茨在华盛顿大学物理实验室找到一台可以免费试用的电脑——然而只有凌晨3点到6点电脑出于空闲状态。
盖茨后来回忆说，为此，他总是半夜起床，偷偷溜出家门，步行去离家不远的大学校园，一坐就到天明。
多年以后，盖茨的母亲回忆当年的情形，还纳闷当时为什么盖茨早上起床总是那么困难。
而盖茨成名后，对华盛顿大学的捐赠也特别慷慨，这都源于当年学校“给了”这个中学生那么多上机时间。
70年代初的那几年，是盖茨的“汉堡之旅”。
实际上，他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时，已经不间断练习编程超过七年了。
他后来回忆：在当时，有像他这样经历的20岁青年，全世界不会超过50个人。
05
作家吴晓波曾经写道：我身边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杰出人物——至少在世俗的意义上是这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于自己的工作中。
吴晓波说，他熟悉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张五常大概是天赋最高的一位——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差点儿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他的勤奋却又是惊人的：早年为了写《佃农理论》，他把十几箱原始档案一一分拣完，这份工作大概是很多博士所不屑于去做的。年近八旬时，每周还要写两篇1500字以上的专栏文章。
而在吴晓波熟悉的当代西方学者中，英国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公认的“神童”，他的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三界之间，不到30岁就被牛津大学聘为研究员，40岁时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一百人”。
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为了写作《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一书，他和助理们翻阅了罗氏家族百年以来的上万封家信及成吨的原始资料。
06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克森（K.Anders Ericsson）在全球顶尖的柏林音乐学院开展了针对“音乐天才”的研究，他的结论是：
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没有人能够花比平均水平少得多的时间，达到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成就。
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没有一个毕生努力并且方法得当的人，不能获得成功的。
并且，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初步成就的来说，唯一使他更加出色的办法就是：刻苦练习。
在与众不同的背后，往往是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辛苦。他们简单地长跑，简单地做一件事情。
他们做事，只为意义本身。所谓的成功，只是一个结果，它也许水到渠成，也许永无来日。
与众不同的东西，往往在制造的过程中是枯燥的、重复的和需要耐心的。
每一件与众不同的伟大成就，其实都是以无比寂寞的勤奋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青春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