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最终赢得并维护统治者思想这些代表人，最终得到社会地位，社会财富，也就成为实际上三国时期的核心阶层。
这些人不可能简单以杀罚，就可以把那些顽固的思想从头脑剔除，甚至这思想已经植入每个人正成长的幼童身上，这就是一种洗脑。
所以，改制必须要得到士大夫的认同，更多时候，要顺从他们想法，利用儒家思想，听取这些人的意见，某些政策与管理才能长期得到拥护。
诸葛亮所以能够得到刘备的喜爱，就是他骨子里士大夫的思想，维护统治者的儒家本道所始然，而不是他周洋这种自由想法，随意变幻，天马行空的东西。
如果他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孩，早就被周围人的吐沫淹死，哪里有成长的空间。如同一棵树，生长大一片平原与生长在屋檐下，最后长成的模样一定会有差异。
不过，听父亲周汤说，史学家认为，士大夫在西晋垮台后，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的北方士族才最终走向成熟，南方士族由于缺乏这种惨烈的，大开大合式的洗牌，沿着西晋的畸形轨道走向变态和完蛋。
三国是一个士族登台的演变过程。曹操对士族尤其是大族，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拒，杀杨修，杀孔融。尤其是杨修掺和了立储的问题，直接触了曹操的神经。
孙吴自不必说，江东的外来政权。对江东派士族采用了一定程度的联合手段，像给顾陆兵权，可这是战况相对紧张的时期。到了孙权晚年这种相对平稳的时期，猜疑和忌惮就产生。
刘备更是作为一个“流亡政权”一样来了益州，和益州本土士族的冲突自不必说。诸葛亮表现了比较高超的政治才能用严正的法制来处理蜀国问题，算是一种调和。而一心北伐，也可以理解成转移国内矛盾和注意力的一种手段。
从曹魏出了“九品中正制”开始，士族利益就得到了空前扩大，蜀汉最后几年兴起的士族投降派，说到底就是看中了这套制度。最后三国归晋，归司马家，从此宣告士族登台。
从东汉末年的士族形成，福利形成，到联合士族的政治策略，最后士族真正站上历史舞台，在当时，一个大族可以得到的教育资源是一个平民百姓完全想象不到的，同时产生的人才量更是巨大的。最后他们不仅成为这个国家（地区）的知识分子阶层，甚至可以垄断了这个国家（地区）的中产阶级。
谁代表士族的利益，谁就能得到士族的支持，谁得到士族的支持，谁就得到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
所以，周洋最终得出结论，如果父亲真要在三国玩一把大统天下的游戏，怕不是那么容易，这些强大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将是最大门槛，但如果利用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就会成为统治的最大支持力量。
从开始他从蜀国五虎上将眼里，从众朝臣的不同意见里，看得出哪些是暂时容忍，哪些是同意，哪些是反对。不要以为，杀掉代表三国的这些明星人物，就可以顺利得到“天下”，实际上，这天下背后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
当周洋知道，长安城被攻破，父亲面临的最大困境也将随时会出现。
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士大夫心目中君权神授观念淡化，使权臣篡位越来越无所顾忌。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犹托名周公辅成王，对士大夫的舆论还有相当顾忌。曹丕篡汉，还须借禅让作为掩饰，对君臣劝进再三假意辞让，然后才取而代之。
篡位后对废帝多少还有一定优待，至少保全其性命。自司马炎篡魏，到南朝帝位更替，篡位变成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对废帝大都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五代军阀甚至声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兵壮者为之”。汉儒树立的天子受命于天的神话几乎完全破灭。直到宋代以后，皇权神圣的观念才重新得以构建。
其次，士大夫实用主义价值观念泛滥。
许多士大夫在改朝换代之际顺势投靠新主，死义守节之人越来越少。篡位者受到的实际抵制大大减弱。魏晋以来，篡位之风大盛，历数百年而不衰，愈演愈烈，与此不无关系。
再次，以义气为重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正统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意识并存，逐渐为后世下层社会所吸取，成为凝聚力量反抗主流社会的一种思想武器。
所以，软硬明暗共用，一时成为荆州诸葛亮的基本方略，对臣服士族给予扶持，对顽固分子，如权势较大，以逐步渗透，点滴瓦解，最终形成以荆州为中心的思想经济统一。
长安的周汤又开始比较轻闲，凉州战事依旧吃紧，胡人势力虽几经折腾，依旧顽强抵抗，不时骚扰，熟读史书的周汤，自然这与曹氏境内的匈奴有关，既然大家选择暗斗，也就不必谦让，反而可以作为发兵曹军中原的训练营。
把能派去的新人皆去锻炼，为周朝复兴而选取武将人才，其中不泛出现类似的骁勇新将，一时片刻，长安城盛况空前。
周汤也去后宫找过小乔，见她只弹琴听乐，并不理睬他，也只当是音箱，听那古韵知音，确实美妙。
大乔的心思则更加镇定，每天就是做些女工，忙碌前后，甚至把佛堂搬到后宫，一时香烛缭绕，到也另一番美色。
三国消息的闭塞，有一个重要好处，就是真假消息难明，要想把一个假消息变成真消息非常容易，同样，把一个真消息进行改造成假消息亦是简单。
周汤切入点，当然不是说把江东占领，而是描述孙权谄媚阿谀的境况，又令人送来江东特产，令两女其间得以安慰，人心静则求思变，那是人性使然，只要慢点渗透，别说你是石头，就是铁块也要焐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