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起人员构成特点
1.寻求广泛社会支持
对社会支持的广泛寻求，包括所谓的“拉名人助阵”，是每个主要由文学青年发起的社团与刊物都必须面对的问题。1920年冬，23岁的郑振铎与朋友商议成立文学社团时，考虑到自身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不足，积极多方寻求社会资本的支持，他们对名人效应的关注与善加利用，成为文学研究会发起工作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毋庸置疑，名人的资历、名望与社会关系都能为一个原本由几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策划成立的文学团体增添社会影响力，同时，策划中的刊物被出版商接受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强。
在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中，“就其身份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大学教师，如周作人，‘北大’文学系教授；朱希祖，‘北大’历史系主任、教授。二是已进入社会知识界的文化工作者，如蒋百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军事专家，当时与梁启超主张共学社，是文化界的实力人物。沈雁冰已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员，叶圣陶已在苏州某小学任教，孙伏园已经是北京《晨报副刊》的编辑。三是在校生或刚刚毕业工作的，如耿济之、瞿世英同为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郑振铎尚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而郭绍虞、王统照、许地山三人则刚从‘北大’、‘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文化知识界。”上述三类人构成文学研究会群体的领导核心，社会职业涉及教师、编辑、出版从业者、学生等多种文化层面。
如果我们对于发起人各自不同的背景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更细致深入的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认知文学研究会筹备成立过程中对于社会支持的广泛寻求。
首先要提及的就是周氏兄弟。周作人当时是“新青年”成员，北京大学知名教授，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当时的文化界拥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鲁迅也曾被郑振铎力邀加盟，虽然因为当时的“文官法”限制不能参加，但他们兄弟实际都是该会的精神领袖，周作人起草的宣言，就曾经过鲁迅的审读。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鲁迅积极为其刊物提供译稿及创作；在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的论争中，他态度鲜明地站在文学研究会一方，撰写文章对其论敌进行犀利抨击，对文学研究会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郑振铎于1920年5月起就与周作人经常通信并见面，在文学研究会酝酿成立期间往来更加频繁。
在1920年6月份的《周作人日记》中对此有过多次记载：“八日晴，上午得社会实进会郑君函……”，“十九日晴……下午七时至青年会，应社会实进会之招讲演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二十日上午函郑振铎君”，“廿一日晴……下午得郑君函”，“廿二日晴上午风寄郑君函附童君稿并照片二枚”，“廿三日得郑君函”等等。除了保持极为密切的书信往来，郑振铎还多次登门拜访，与周作人进行直接商谈。沈雁冰在主持编辑《小说月报》期间，也与周氏兄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在他晚年的回忆中，坦言周作人发表于此刊的某些观点“只代表一个人，我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同人并不赞成”，但考虑到他是名教授，还是将他的文章“排在前面，表示‘尊重’”。但由当时的通信可以看到，沈、郑等不仅不断与之约稿（甚至周作人病中也不间断），而且关于举办文学专号、倡导自然主义、杂志体例的改变等很多方面都向其求教，态度极为恭谨。既然对他的论点不能全部苟同，又缘何一再恭谨小心求教呢？个中缘由也许颇为复杂，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周作人头上金光闪闪的名人效应，这对于初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与改革之初的《小说月报》无疑都具有加分的意义，可以快速提升这一团体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而文学研究会能够迅速站稳脚跟并扩大影响，与这种名人策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发起人中的另一位大学教授朱希祖是周作人的同事，北大教授，历史学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也是鲁迅的留日同学。在文学研究会筹备期间，周作人曾有几次同时给他和郑振铎写信，他的居中联络，无疑催化了朱希祖的加盟。此外，朱希祖与沈雁冰也是旧相识，他曾是沈雁冰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读书时的教员，曾为他们讲授《周官·考工记》及《阮元车制考》。
孙伏园当时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任职《晨报副刊》编辑。
他与周氏兄弟既有同乡之情，又有师生之谊，是周家的常客，关系极为密切。郑振铎与他的相识还没有确切资料可以证实，推测或者是通过投稿认识，或者是周作人介绍相识的。
郭绍虞从苏州中等工业学校肄业后，求学于北京大学，在北大旁听时，与郑振铎相识，关系密切。叶圣陶毕业于苏州公立第一学堂，当时正在南方任教，与郭绍虞、顾颉刚是“六、七岁时一起玩的朋友”。在顾颉刚的介绍下加入新潮社，较早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新潮》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他的创作引起了郑振铎等人的关注，开始了通信联络，后来被列名成为发起人。
蒋百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并赴德国学习军事，曾任清朝禁卫军管带（营长），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处参议等职。他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关系极为密切（但并未加入），与商务印书馆也有往来，在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文学研究会筹备成立时，他刚从欧洲回国不久，正在梁启超的指示下主编“共学社丛书”。在经人介绍与郑振铎相识后，他就约请对方主编“俄罗斯文学丛书”、“俄国戏曲集”两套丛书，收入该丛书出版。此外，他也认识沈雁冰，“他也是浙江人，我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书时，有个同学是蒋的小同乡兼亲戚，曾带我到蒋百里京寓去过”。蒋百里在该社创办初期，对文学研究会与出版界及政界的接触都起到了一定的引荐作用，张元济、高梦旦抵京的消息就是他告知郑振铎的，可以说间接促成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
沈雁冰当时已经结束北京大学预科的学业，就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应商务高层之邀接手主编并彻底革新《小说月报》。据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当年他为革新杂志写信向王统照约稿，却意外地接到郑振铎的回信，告知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的情况，并邀请他作为发起人。
但是，郭绍虞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中却提出不同的观点：他在该文中提及是自己介绍郑振铎与沈雁冰通信的，虽然已经难以有进一步的资料证实，但鉴于他在去北京读书前曾在商务所办的尚公小学任教过，所以这一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
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是“新社会”小组的主要成员，他们相识时都是在北京求学的青年学生。郑振铎就读于铁路管理学校，课余常去住所附近的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阅览室读书，在那里认识了常来看书的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瞿秋白、耿济之当时为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世英、许地山则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
王统照当时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在校外发起组织了曙光社，编辑出版同名刊物《曙光》，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三人都参加了该社。因为他已经发表过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又先后历任《中国大学学报》及《曙光》杂志的主要编者，早已引起郑、耿、瞿、许等文学青年的关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1920年下半年，这些热衷于新文学建设的文学青年，已经不时在京聚会商议发起成立自己的社团，出版自己的刊物，引导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除了上述成员，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者还积极邀请当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郭沫若等人加盟。早在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之初，郑振铎就曾写信给东京的田寿昌（田汉），邀请他与郭沫若一起列名为发起人，但未收到田汉的回复。1921年5月初，听说郭沫若已到上海，郑振铎与沈雁冰立即商定由郑振铎发出请柬，由《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的编辑柯一岑与沈雁冰作陪，在半淞园请郭沫若吃饭，当面发起邀请。郭沫若托词田汉没有将信件及时转交给自己，因此不能应允加入，只答应给《文学旬刊》撰写文章。据叶圣陶回忆，为了争取郭沫若的加盟，当时在江苏甪直任教的叶圣陶特地来到上海，商议在半淞园会面后再由他出面到郭的住所（马霍路）拜访，郑振铎作陪，这次的拜访是否成行，已经无据可考，但是很明显，为了邀请郭沫若，他们花费了很多心思。
从上述资料及分析可以得知：虽然文学研究会的存在状态较为松散，但从初创过程来看，由前期筹备到具体的联络组织，还是很有条理，很有策略的。无论是与商务的业务接洽，还是与新文学同人的积极联络，以及对社团组织的具体筹划与最终实施，都有条不紊。不仅能够及时把握历史机遇，对社团组织过程的驾驭也显得较为轻松，既反映出发起者组织意图的明确，也体现出社团组织经验的有效积累。文学研究会筹建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对社会资源的广泛吸纳，被其纳入邀约行列的对象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不仅有激情满怀的青年学生，还包括社会各界的资深前辈、知名人士，大多拥有高等学历，分别涉足教育界、政界、出版界、文艺界，有着较为广阔的社会资本及潜在资本，在思想、创作、社会活动等方面有一定的建树。由上述对社会支持的广泛寻求不难看出，组织者的意图在于最大限度地团结进步社会力量，积极吸纳广阔的社会资本，其根本目的显然不仅限于新文学建设，而是最终指向以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化启蒙理想。
作为新文学的第一个社团组织，文学研究会的社会化筹建模式，以及对于集体力量的有意识倚重，为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日后的新文学社团建设提供了范本。
2.组织者的社会活动背景
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主要发起人，在文学研究会的酝酿成立之前，几乎都是五四时期重要社会进步团体的参加者，有的还发挥着组织领导的作用。
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是《新社会》旬刊的主要成员，该刊创办于1919年11月，以瞿秋白等领导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虽然没有标明为社团，但实际却是一个政治宗旨鲜明、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新文化社团。在被迫停刊后，由该小组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时，对外自称人道社，仍然保持他们的政治宗旨。“新社会”曾与李大钊等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等社团一起，组成名为“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是五四时期最进步的社团之一。
“新社会”小组最晚于1919年10月已经成立，成员有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许是后来由瞿世英介绍加入的）。他们除瞿秋白之外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瞿秋白当时正好去了苏俄，他在回国前已经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会员登记为第40号，1923年回国后，还曾担任该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的编委。因此，可以说，“新社会”小组带有文学研究会雏形的影子。
王统照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大学读书，在校内组织北京中国大学学报社，担任学报编辑，在校外则发起创办了曙光社，该社以青年学生为主，1919年11月推出刊物《曙光》，“新社会”小组成员除许地山之外都给《曙光》写过稿，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三人都参加了该社，该社也是“改造联合”组织的集体会员。
周作人是“新青年”成员，他早在1918年初就已经成为该社的主要参与者和撰稿人。他当时还参加了北大的新潮社，并任该报社编辑主任；而郭绍虞、孙伏园、叶圣陶也都是该社的主要成员。
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后来成为军事专家。
他并不是新文学工作者，但很关注新文化运动，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等倡导的文化教育团体共学社的骨干成员之一，编辑有“共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沈雁冰当时就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虽然还没有参加社会文化团体，但是由他当时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论文以及于1920年10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举措，可见，他对社会政治极为关注。
综上可见，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这些主要发起人不仅有了一般的结社基础，而且他们所参与的新社会、曙光社、共学社，以及“共产主义小组”等团体，都立志以改革社会，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为己任。“新青年”、新潮社虽然有较多文学活动，整体而言，仍属于综合性的新文化团体，其宗旨与上述社团如出一辙。
因此，“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关注社会问题，就成为文学研究会发起者的共同指导思想和行为目标。”
二、组织机构的社会化与规范化
文学研究会因为群体成员自身特有的文化承传与活动经历（都有参与社会文化组织的阅历，与之在精神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文化组织的烙印，之前的组织方式、组织思维，特别是延续下来的文化启蒙的最终理想，都对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机构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从一开始就带有了社会文化组织的特点。
（一）宣言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将发起成立该会的初衷及目的进行了深入阐释，分为三个部分：
一、联络感情。发起该会的目的在于克服古已有之的“文人相轻”的恶习，将该会建设成为交流的平台，文学界的人士们可以在这里时常聚会，交换意见，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二、增进知识。因为认识到“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极力反对文学研究上的关门主义，希望大家“互相补助”。
同时考虑到不仅整理旧文学需要新方法，研究新文学更需要参考大量外国资料，但当时在中国很难搜集到国外的资料书籍，因此，希望把文学研究会建设成为“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三、建立著作工会。提出了著名的“文学职业化”观念，将文学视为与工农一样的一种可以作为终身事业的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因此发起该会的目的不仅在于结成一个普通的文学社团，更是为着建立“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目的在于“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