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些一味追求娱乐效果的电视剧在奉行资本逻辑和商业表征之外，完全遗弃了其应有的本土文化承载与社会现实观照的精神使命，导致对电视剧的观看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感官满足。同时，这种局面也严重伤害了国产电视剧的品质和声誉。反思之下，人们开始重新注意到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对文艺界包括电视剧创作的宝贵价值。特别是2002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全国各电视台轮番热播后收视率的居高不下，再次表明反映革命历史和当代生活题材的电视剧未必不受欢迎。此后，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开始由闭门造车的一味追求娱乐效果逐渐走向对真实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民工》、《星火》，反映革命和当代军人形象的电视剧《亮剑》、《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讴歌革命者坚定信仰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陆续热播，其中多部甚至创造了收视率的新高。这些作品在叙事上关注真正历史和社会现实，在思想上宣扬爱国主义、民族正气和奉献精神等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且注意在艺术性方面不断提高，因此受到了社会广泛的欢迎。
福柯在研究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时认为：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在福柯“话语即权力”的判断下，考察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下掀起的热潮，无疑显得耐人寻味。新时期以来，在“新启蒙”思想大行其道的同时，“个人”替代了“人民”、个人主义替代了集体意识，于是人们纷纷“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成为支配人们生活的内在逻辑，一些既得利益者只关心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却无视底层民众的基本需求。而另一方面，却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底层民众生活苦难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以《亮剑》、《潜伏》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当下热播，更多折射出来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症候。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所带来的对重启红色记忆的热情，也不仅是因为对革命历史的不断叙述是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保持本土化品质和实现国族认同的有效路径，还因为在这些电视剧里反映出来的主题，例如对革命理想与精神信仰的纯净与坚守、对国家命运与人民苦难的忧患与关注、对个人“小我”和民族“大我”的舍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欠缺和需要的，因此才能被当下民众广泛认可。
不过，正如一些叙述改革和反腐题材电视剧在既定的主旋律规定之下，因为无法突破而形成让人难免审美疲劳的模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沿袭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策略，最终只是对当代社会的一个隐喻。而在全球社会和中国现实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以史为鉴的警示与启迪，更需要同步时代、直面现实、聚焦热点和表达民意的现实主义作品。《蜗居》就是反映了这种诉求的一部作品。而《蜗居》热播的现象同样告诉我们，只有贴近生活、反映社会真实的故事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深思。
三
电视剧《蜗居》改编自200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今天，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可谓五花八门，除了老生常谈的边缘论与死亡论之外，近来还出现了“垃圾说”和“高度说”。我以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并非圈子里的少数专家就可以决定的，而是要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我同样相信，大浪淘沙之后，能够留下来的，并不一定是那些热闹一时的畅销书，而是那些真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民众诉求的作品。路遥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文学在今天的尴尬地位的确值得我们思考。但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不仅有市场的操作、影视的冲击和网络的普及等诸多外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学自身和现实的严重脱离。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观念下，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思潮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19世纪一个主要的文学潮流，且为诸多不同的文艺领域所广泛接受。在现代中国，现实主义也一直是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式，并为鲁迅和茅盾等不断发扬光大。此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则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性原则，认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即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并出现了“三红一创”等优秀作品。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启蒙”思想的推动下，现实主义创作逐渐被人们冷却，文学主体论与文学本体论成为影响中国文坛的主要思潮，随之而来的是宣言个人至上的“人的文学”和玩弄技巧的“纯文学”游戏。90年代，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纯文学”因为其自吟自唱的写作方向而陷入困境，“人的文学”也蜕变成为书写身体欲望与感官刺激的商业文学。可以说，这样的文学因为严重脱离社会生活而必然会为读者所弃。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创作重新为一些作家所重视，并出现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和新写实小说。不过，新现实主义因为其在写作规则和创作观念上的顾虑，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描写的真实性和批判性，也因此并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而新写实小说因为其追求的零度叙事和价值中立的写作观念，更倾向于对“真实的生活”进行自然主义描写，其“原生态”的背后，一方面是对社会方向和现实本质的无法把握和主动放弃，另一方面是对现实发展中的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逻辑的无条件认同。
进入21世纪之后，在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底层叙事的思潮。和新现实主义作品以及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底层文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并没有将普通人物的生活简单化与平面化，而是深入到了他们生活的内在逻辑中，并通过描写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广阔真实地展示了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从而真正实现了让文艺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因此，底层文学不仅为学院研究者所认可，也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接受，显示了文学面向“大众”的努力方向。可以说，在当下，正是底层叙事重新“发现”了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宝贵价值，并因此实现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真正回归。此后，底层叙事成为文艺思想界最为活跃的话题之一，并从文学扩展到影视等领域，而现实主义理论资源也成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中可以凭借的重要部分。
长期以来，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一直被认为是底层的主体，他们也是当下底层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而在《蜗居》中，底层的覆盖面显然有所扩大。《蜗居》的主人公是一对毕业于中心城市江洲（上海）的名牌大学生。在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似乎远离底层而更接近未来的中产阶级。但是，当我们看到作品里对主人公长期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因为斤斤计较一元钱的得失而彼此争吵，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把女儿送回老家由父母代养等情节的叙述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就是当下城市中的底层。再联想到当下大学生就业艰难等社会问题，我们又无法否认作品叙述的现实真实性。可以说，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配不均与贫富悬殊等问题，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生活的底层。在这个层面上，《蜗居》也是一种底层叙事，并且促使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
电视剧《蜗居》的热播让更多的人重新关注小说原著。这启发我们，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互相冲击和排斥，也可能是彼此促进、共同繁荣。实际上，考察近年来涌现出的电视剧作品，不难发现许多优秀电视剧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如《激情燃烧的岁月》、《民工》、《星火》、《亮剑》等。如果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直面历史和现实，表达了对时代精神、革命信仰、国家命运和人民苦难等问题的关注，并且注意在艺术性方面不断提高，因此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而《蜗居》现象再一次告诉人们，无论文学还是影视，只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贴近并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与思想诉求，就能够受到人民的欢迎和认可。
（作者张宏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