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漂海录》杭州见闻之来源
崔溥一行在浙江沿岸登陆后，开初被误认为倭寇，后又被怀疑为盗劫朝鲜人衣服信物而假冒朝鲜人的倭人。虽然经海门卫、绍兴府、杭州府等卫所、州府、司省三级相关官员逐级联合审查，基本确定是朝鲜人遭风漂流至中国，由浙江三司委派布政司指挥佥事杨旺管送至北京，但在中央政府最终定案前，由于其嫌疑实际上并没有被完全解除，他们一路北上，除了在驿站停留以外，并没有多少行动的自由。崔溥的同伴军人金粟在高邮州与杨旺的文书官陈萱发生龃龉时，杨旺便“拿粟决杖十余”，可见，杨旺管送他们去北京，实质上几近“解送”犯人。崔溥因此抗议说：“指挥当护送我等而已，擅自决杖我异国人，亦有法文乎？
我有军众实同盲哑，虽或违误，便当开说，在所矜恤，反为伤打，非上国护送远人之道也。”在整本《漂海录》中，崔溥数次提及“言语有异，实同盲聋”，足见他们行动不便，语言不通，即使到了北京后，也基本上被禁闭于玉河馆内，“朝廷视臣等以漂海夷人，令把门馆夫刘显等直臣等，非奉上司明文禀帖呼唤，不许擅自出馆，亦不许容放牙行及无籍之徒入馆串引交通，故刘显严加防制。且无通事，就与盲聋同类，故凡朝廷有事不得闻而知之。”那么，其一路如此详细的见闻又从何而来呢？
我们研读其在浙江尤其是杭州的见闻，就不难知晓，他的所谓中国见闻记录，实际上是通过与中国文人的笔谈，印证其在朝鲜就已经掌握的相关信息后梳理而成。崔溥在绍兴府接受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长官联合审问时，就曾回答“看汝谢诗，此地方山川如何知之详？必此地人所说”之提问，曰：“四顾无亲，语音不通，谁与话言？
我尝阅中国地图，到此臆记耳。”崔溥在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杭州的许多名胜，但在结尾时，他明言：“已上古迹，皆顾壁所与臣说话”。从日记中看，崔溥一行自二月初六日抵达杭州武林驿至十三日离开杭州，始终没有离开过武林驿站。可想而知，其在杭州的所谓见闻，实质上并非其亲自所见所闻，而是源自与武林驿驿丞杨秀禄、顾壁等中国文人的笔谈，并印证于他头脑中有关中国的预备知识。因此，他所记录的见闻大多符合事实，但也难免会有一些似是而非之处。以下略举例一二为证。
如前所述，崔溥在来中国前，参与编写了《东国通鉴》和《东国舆地胜览》，其主要参考的中国书籍就是《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八中有关于杭州名胜的介绍，将其与《漂海录》的记述比对后可知，崔溥并未照搬照抄《大明一统志》的内容，而是直接记录了当时从武林驿官吏顾壁处得知的信息。其记录如下：
浙江布政司，东南至海，南至福建界，管十一府、州，统七十六县。内有杭州为第一，即五代时吴越国，宋高宗南渡迁都之地，所谓临安府也。府治，仁和、钱塘两县之治，及镇守府、都司、布政司、盐运司、按察院、盐法察院、中察院、府学、仁和学、钱塘学、武林驿，俱在城中。城中又有吴山，其景最好，上有十庙，伍子胥庙、三茅观、四圣庙等也。（中略）三贤祠在苏公堤第三桥下，乃白文公、林和靖、苏文忠公祠。
崔溥的以上这些介绍，与《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八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吻合。然而，也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如最后一句“三贤祠在苏公堤第三桥下，乃白文公、林和靖、苏文忠共祠。”《大明一统志》的记载是：“三贤堂，在孤山，有白居易、林逋、苏轼三贤像尚存。”而据刻印于1475年的《成化杭州府志》和1579年的《万历杭州府志》记载，祭祀白居易、林逋、苏轼的三贤祠堂原本就在孤山，只是宋嘉定十五年（1222）至明天顺年初（约1457年）确实被移建到了苏堤第二桥西北角的花坞中，但天顺年间（1457-1464）杭州知府胡浚又将它移回了孤山，并于成化十年（1474年）大加翻新，正德元年（1506年）杭州知府在三贤的基础上增加唐代的李泌，将位于孤山的三贤祠改建成了四贤祠。以此看来，崔溥1488年到杭州时，三贤祠已经从苏堤移建回孤山，但崔溥的记录却还是在苏堤上，显然有误。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崔溥虽在杭州逗留了八天，但毕竟没有亲自去游览过杭州的名胜，出现记录的差错在所难免。
又例如，关于“高丽寺”，《漂海录》的记述：“壁曰：‘我杭城西山八盘岭有古刹，名高丽寺。寺前有二碑记古迹。距此十五里。即赵宋时高丽使来贡而建也。你国人越境尚且造寺，则其崇佛之意可知矣。’臣曰：‘此则高丽人所建也。今我朝鲜辟异端，尊儒道……’”显然，崔溥和顾壁都不了解“高丽寺”的历史，也不知道其真名叫“惠因教寺”，只是因为高丽王子义天曾在此寺学法，回国后向该寺捐赠过《华严经》，捐建过华严阁，所以老百姓俗称“惠因教寺”为“高丽寺”。《漂海录》关于高丽寺的介绍有悖于史实，当然，错不在崔溥，而在于武林驿官顾壁的误传。
其实，崔溥在杭州期间，其脑中有关中国特别是杭州的预备知识，不仅丰富了其记录杭州的内容，而且还为他自己及其同伴排除倭寇的嫌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据《漂海录》记述，二月初七日，镇守太监张庆派人到武林驿问崔溥，说：“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金浣之、赵惠、李思哲、李边、李坚，已上俱系朝鲜人物，是何官职？开报来知。”颇为蹊跷的是， 第二天，驿站里先是来了一个名叫王玠的人，自称是曾经出使朝鲜的给事中张宁的外甥，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陈梁的人，自称曾随张宁出使朝鲜，他们先后与崔溥谈论有关张宁以及张宁所著《皇华集》的一些问题。王玠还说：家在海盐县的“张公到此杭城，闻朝鲜文士漂海来，欲问朝鲜事，留待累日，前一日回去。”崔溥一行初六日才到杭州，初七日便接受太监张庆派人来盘问，而张宁在杭州已经“留待累日”，却在初七日不亲见崔溥就打道回海盐了，反而让其外甥和随员分头来驿站与崔溥对话，有悖常理。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杭州地方官员审问崔溥的一种巧妙的方法。因为，五年前李暹漂到扬州后被解送北京的途中，遭遇过非常相似的一幕。《成宗实录》记载如下：
到淮阴县。有一人书问曰：“天顺年间，陈鉴到你国，与郑麟趾、朴元亨唱和。知否？”暹书答曰：“做诗事然矣。我武臣，不记之。”其人又书曰：“你国贤王，以其诗作《皇华集》，然乎？”暹问：“你是何人？”其人曰：“陈鉴，我岳父也，已殁了。”暹曰：“朴元亨，我族叔也，亦已殁了。”其人嗟叹而去。
陈鉴（1415-1471），于天顺元年（1457年）出使朝鲜，苏州人。
李暹一行抵达淮阴时，陈鉴的女婿前往会面，向其问及陈鉴出使朝鲜、出刊《皇华集》以及郑麟趾等朝鲜官员之事。而崔溥抵达杭州，也马上被问及郑麟趾等朝鲜文人的官职，也有曾于天顺四年（1460年）出使朝鲜的张宁之亲戚上门来拜访并笔谈《皇华集》之事。这绝非是偶然的巧合。据朴元滈教授考证，太监张庆派人向崔溥质对的官员名单实际上全部出自倪谦的《朝鲜纪事》。朴教授认为，这些朝鲜官员早在十年前都已经去世，作为镇守太监的张庆不可能知晓那么多朝鲜官员，一定是张庆读过倪谦的《朝鲜纪事》或者崔溥为了证明自己是朝鲜的官员而故意罗列了《朝鲜纪事》中出现过的那些官员的人名。倪謙（1415-1479），于1449年出使朝鲜，是明朝以正六品文官出使朝鲜并取得很大成功的首个文官“天使”，他在朝鲜与朝鲜文人酬唱的诗集是《皇华集》系列的第一部，成为以后出使朝鲜的中国文人之榜样。所以，作为倪谦的门生兼后继者的张宁必然精读过倪谦的《朝鲜纪事》。杭州的地方长官们为审理崔溥案，依前惯例，将退官在老家海盐的张宁及其随从召到杭州协助质对相关问题，于是便引出了张庆与崔溥有关朝鲜人物官职的问答对话。这些朝鲜官员的名单极有可能就是张宁提供的。而此前，崔溥一直在成均馆、弘文馆担任文献编撰工作，对于倪谦和张宁以及他们的《皇华集》和《朝鲜纪事》想必也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默写出了张宁作于汉江畔的《题汉江楼》诗——“光摇青雀舫，影落白鸥洲，望远天疑尽，凌虚地欲浮”，顺利地通过了杭州地方官的审查，同时也丰富了他在杭州其间的见闻记录。
杭州自古以来与朝鲜半岛交流频繁，与杭州文化名胜相关联的诗词文章、熟语典故对朝鲜文人而言并不陌生。如天竺山下三生石的故事，宋之问的诗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以及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的行迹等等常常出现在朝鲜人的文集中。因而，崔溥在与中国人笔谈并记录于日记的过程中，引经据典，作些联想发挥并非难事。崔溥在杭州停留期间，虽然未曾离开武林驿半步，但在《漂海录》中却出现了15处杭州与中国历史人物相关的典故。葛振家教授曾梳理出《漂海录》中与中国各地人物典故相关的记录共62处。也就是说，杭州的人物典故占了整个《漂海录》中出现的所有中国人物典故的四分之一。可见，崔溥记录中国见闻时对于已知文献典籍的依赖性是相当强的，他之所以能写出内容丰富的中国见闻录，与其本身的学识，尤其是其在成均馆和弘文馆的任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
综上所述，朝鲜王廷上下渴望了解明朝北京以南地区国情的客观需求给了崔溥将危难转化为机遇的动力，崔溥本身的博闻强记以及关于中国的渊博学识为其在突如其来的机遇面前从容应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其在成均馆和弘文馆的任职经历使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日记中国见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合理取舍沿途见闻的技巧性。《漂海录》关于杭州的纪事告诉我们，崔溥一行依靠与武林驿丞等中国文人的笔谈交流，不仅获知了中国地方政府审理崔溥漂流案的程序细节甚至具体文书内容，而且还在精神上神游了杭州的名胜古迹，真是“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漂海录》中的中国见闻虽然大多并非崔溥一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但基本等同于其亲身经历，其反映的信息大多是真实可信的。
是故，将崔溥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评价未免过高，但完全无视《漂海录》的史料价值也有失公允。
（本文以“第11届中国韩国学研讨会”同题宣读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
[作者简介]陈辉（1964-），男，理学硕士，文学博士。1999年以前，长期从事高校国际交流工作，此后调入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为浙江大学专门史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和中外关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