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仁宗
2007年4月上旬厉益森来电话，要我给同班同学的通讯写篇稿子，也希望沈善洪能写点他自己的情况，如果善洪不写，建议我来写。我知道善洪眼睛不好，不大可能写东西，要我来写也有困难。以前去看他很少谈他自己的事情，而从前年下半年起，我就忙于选房、装修、搬家等事，很长时间没到他那边去了。
现在我们两家相隔很远，他家早已搬离学校宿舍区，迁到刀茅巷，位于城东部分，我的新居在浙大新建的教工宿舍紫金文苑，位于城西边缘地带。早就想去看望他，可总是发不起心来。
说起来也真巧，4月16日上午9时许，我有事下楼，走到楼旁的路边，突然听见有人喊我，抬头看见沈善洪夫妇坐在停着的一辆面包车上。原来是韩国研究所的同仁们要去千岛湖游览，善洪是研究所所长，他们是来接一位所里的老师的。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们就要我们同去，我就不客气地叫了老伴登车同往了。一来我们早就想去千岛湖，与他们同去方便多了；二来这也是抽空让善洪谈谈情况的好机会，可向老厉交差，一带两便。
我们一行连司机11人，驱车约两小时到达千岛湖。一位学生家长带人来接，把我们领到一家农家菜馆吃中饭。菜肴别有风味，有的菜是这里独有的，大家吃得很开心。饭后去游湖，原来说有杭州的身份证，每人的门票只要三十多元，到码头才知道这种优惠从4月1日起取消了。我们照付门票（每人120元）和船费，但给我们安排了一艘新快艇，大约3小时游了鸟岛、锁岛、蛇岛、海瑞寺（在一个岛上）等好几个岛。其实登岛还不如乘快艇，飞快地在湖上漂，过了一岛又一岛，被一个个岛隔开的湖面不断向前伸展，挺有意思。
善洪行走不方便，上下船尤其困难，只好由他夫人陪着留在下榻的星岛度假村。记得我们班2003年宁波聚会时，他很想去会会老同学，就是因为腿脚不便而未能如愿。现在，房内地板上小步慢慢走还可以，要上下座车、楼梯、石阶，就得有人搀扶。这除了腿脚不灵，还因为眼底斑块使视力严重下降，看不清脚下的路面状况。平时总想看点书报，但10多分钟就得停下休息。腿脚和眼睛疾病都是糖尿病所致，靠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血压有点高，也服药控制住了。实在说病是有点厉害的，但他并不过分地搁在心上，照样能吃能睡，开朗乐观，有说有笑，还像以前一样，喜欢不时来点幽默，引得大家发笑。他夫人乐老师，是省电大的。原在云南工作，早些年已调来杭州，本来是要再调进杭大物理系的，沈善洪一做杭大校长反而搁下不调了。乐老师前几年曾小中风，目前别的都正常，就是半身有点发木。她开朗善谈干练，家里大小事情几乎都是她操办的。
原定第二天上午自由活动，因为冷空气南下，从夜里起大雨下个不停，气温骤然降了很多，大家都待在旅馆里。我和沈善洪趁此时对坐聊天，先交谈了一些老同学的近况，这是我们每次见面必谈的话题。接着应我的要求，他从“文革”开始，回顾了治学和办校两件大事。后来在当地工作的学生来看望他，才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回家后，我又上网查到一些相关资料。
善洪读书时就善思考，有见解，班级里很出众。留校后主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他继续发扬了这一长处。“反右”之后，又经过两次“教改”，发动学生揭批教师的教学内容，极“左”思潮在课堂上、学术界大肆泛滥。“文革”前，史学界有一场对“让步政策”的大批判，认为在历次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根本不可能、也绝对没有对农民作出让步，只有凶狠的反攻倒算。这是从片面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极左论调，以致凡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人物几乎必反必批。在当时大气候下，我们很多人都盲目地跟着走。一天，在杭大东门口碰见善洪，谈起这场大批判，他却很不以为然，他反问道：抗日根据地有开明士绅，他们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在那种大批判高压的气氛下，能坚持独立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当年我和他系科、专业不同，少有联系、交谈，这次谈话却深留在我的脑海里，数十年不忘。
正因这种长处，他在教学上、学术上很快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在系里有“小黑格尔”之称。在“文革”中，他居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这在全校青年教师中是独一无二的。“文革”后期，上面号召领导干部读六本书，加强理论学习。他于1973年1月被省里指名调任浙江省委辅导组辅导员，担当哲学学习的辅导。
1979年7月，沈善洪调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凭借多年的研究和积累，他的《中国哲学史概要》于1980年问世，这是“文革”以后，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较早由个人撰写的一部具有新见解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次年，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出版，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他的若干论文也先后发表。1985、1988年，他与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共1600多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系统深入研究和阐述中国伦理学说史的第一部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作者曾收到数十封海内外学者的来信，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书林》等报刊上发表书评。2005年，该书又改名为《中国伦理思想史》，分上中下三册由人民出版社重版。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1983年9月，由杭州和宁波的主要学术单位从事思想文化教学研究的学者发起，成立了“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沈善洪任会长，省社科院的吴光任副会长。其后，沈善洪任主编，牵头组织了省内外二十余名专家，吴光为执行主编，实际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的编辑点校。全书十二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5-1994年出齐。2005年该书又重版，增收了不少遗文佚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黄宗羲不仅对封建制度作系统批判，而且还提出带有近代民主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思想，与尔后西方启蒙主义者所提的原则，竟惊人相似，今天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他的《明夷待访录》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十七世纪中国向往民主政治的纲领，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其中的民本思想已经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宝贵遗产。曾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已退休的史晓风先生，向温家宝总理转赠了新版《黄宗羲全集》十二卷，温总理回信写道：“承赠‘割爱’之藏书已收到，深表谢意。因忙于‘两会’，迟复为歉。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关于治学的大的方面，那天沈善洪都谈到了，上述有些具体情况是我上网后补充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地了解他的治学成就，不禁问他：“你后来当了校长，没工夫做学问了，是不是觉得有些可惜呢？”他说：“我不这样想。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能做好两三件事就不错了。”他很看重办学这件人生大事，尽心尽力地当了十年杭州大学校长。
“文革”之后，杭大校长几度调换。为了进一步办好学校，一些学校原领导人联名上书省里，要求调派沈善洪任杭大校长，相信他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他于1986年1月上任，至1996年6月卸任，接着又做了近两年杭大董事长。在他任内十年余，杭大各方面的水平都有很大提升，面貌大变。当然，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条件，有校系和各部门负责人及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贡献，还有省市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但是，沈善洪作为一校之长，他的眼光、决断和努力也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据我了解，他和校系负责人一起，起码抓紧抓好了三件大事（它们无先后之分，排个次序仅为写起来方便）。
一是大力培养、提拔青年教师。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在职称评定上，不搞论资排辈，对青年教师择优破格晋升。这在全国高校中实行较早，而许多学校迟迟没这样做。从1987年至1995年，有170多人（次）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副教授，其中40岁以下的教授19人，35岁以下的副教授89人，他们已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显露才华，有的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从1994年开始，启动“博士化工程”，鼓励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下半年，实行100名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首批评定53名年龄在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为校跨世纪青年学科带头人，其中5名被评为浙江省首批跨世纪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二是积极引进人才，开展对外交流。1991年以来共引进博士69人，有高级职称者14人。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巴西、俄罗斯、韩国等12个国家的55所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聘请外籍专家客座教授来校任教。
在校长任内，善洪很重才爱才。不论对于老先生还是中青年教师，谈到某位有学问、功底好、肯钻研，他就显得很高兴，特别敬重、器爱。有个别青年教师，颇有才气，但在待人接物方面有欠缺，不免受到一些人的议论，甚至认为学校用人不当。善洪却认为，办大学是为了培养有用人才，这样的教师为什么不能用呢？！“我们又不是办雷锋大学！”这是反其道极而言之的说法，并非不讲品德，但不能因有某些缺点而排斥人才。他有时就爱用这样的说法来鲜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包含着合理的思想：要办好一所大学，要赶超国内外先进大学，关键在于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因此怎么能不重才爱才呢？！上述两项，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表现。
三是紧抓学科院系建设。杭大共有13个学院：外国语学院、金融与经贸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旅游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乡镇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8个系，1个义乌分校。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博士点13个，硕士点61个，博士生导师41人。是国务院首批批准自行审定增列博士生导师的试点单位，即博士点新增博士生导师，不必报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去审定，可由学校学术委员会自行评定。这在当年非重点院校中是极少的，当时一些重点院校也还未能获得这种权力。善洪讲到这一点很有些得意，也是深感宽慰吧。
上面这些事情有许多都是沈善洪亲自过问、敲定，甚或一手抓的。此外他还注意争取海内外的资助，改善学校的设施和设置。比如，中韩还未建交时，他就当机立断，决定接受韩国现代集团的资助，在杭大设立韩国研究所。现代集团划出一笔款项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充当研究所经费，利率高时每年达10万美金。沈善洪现在仍任韩国研究所所长。
我们的母校杭州大学在这10年里面貌日新月异，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9月学校通过了国家教委“211工程”主管部门预评审，正式成为了国家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高校之一，它已经并将更好地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一所名校。但是，四校合并中断了它的发展进程，这是令许多人深为惋惜的。
要我写沈善洪，主要就这么些了。当然，由于面临种种矛盾、困难，有些处事未能周全得当，难免会得罪一些人，所作所为也会有不同看法。而他有时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甚至讲话有点尖刻，这是他的老脾气，并非对某个人特别过不去，但却容易伤人，引起一些批评意见。
再回头说一下游千岛湖吧。中午去水上餐厅吃饭，它只是设在船上，摆设并不很考究，烧的都是当地菜。但是这里的菜肴和前一天的农家菜，都比五星级饭店的味道好。最可口的一道菜是石斑鱼，是他们自己夜里下网捕来的。饭后，冒雨驱车回杭。
以前和沈善洪碰面最多个把小时，这次同去千岛湖真是难得的巧遇。
这篇稿子没让沈善洪看过，如有不妥失实之处，那是我的错。
（本文原刊于杭州大学历史系五一级同学的2007年通讯上，这次作了一些增删、修改）
[作者简介]孙仁宗（1932-），男，浙江大学历史系（院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日本近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参加国家重点社科项目“法西斯主义研究”课题组。撰有《日本通史》（合著）、《法西斯新论》（合著）、《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合著）、《日本：帝国的速兴骤亡》、《日本的战时“举国一致”与国民心态》等，并参与主编、撰写《法西斯体制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