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
一、福建有三杰
在这里,对比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两位关键人物——严复(几道)和辜汤生(鸿铭),我要试着展开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万花筒般的变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妙、特异而有趣的学术案例,或许能帮助示范比较方法的好处,从而推介它在思想史研究上的妙用。下边要接续来讲十二层递进的意思。
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自从近代海禁打开以后,就逐渐成为了中西会通的桥梁,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严复、辜鸿铭和林纾这三位以不同方式穿梭于东西之间、一时间最负盛名的翻译家,竟然全部都来自福建。他们三位当时就被称为“福建三杰”。
林纾的工作,即以听写的方式来转达外来文化,显然属于某种异数,其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先存而不论。但严复和辜鸿铭的工作,却在任何文明接触的过程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者说,在那个中国终于开始朝向西方睁大眼睛的那个年头,把西方讲给中国听,讲得最好的要数严复,而把中国讲给西方听,讲得最好的要数辜鸿铭。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严复的工作主要是输入,而辜鸿铭的则主要是输出。这句话看似稀松平常,但值得玩味的是,却很可能马上就会影响到他们各自的立场。——严复既然是在以汉文来译外文,从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那么很可能与此相关,他在这种活动中浸淫得越久,就越会在思想上推崇西洋。辜鸿铭既然是在以外文来译汉文,把中国的本有文化介绍给西洋人,那么很可能与此相关,他在这种工作中逗留得越久,就越会对西洋的物质文明有所批判。
到了清王朝垮台的前一年(即1910年),已经很难再拘于八股文一格了,所以官府也就从善如流,向我们将要对比的这两位跨文化人士,分别颁发了可以说是晚来的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而分别赐给了文科进士。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严复有过四次不第的科场羞辱,却并未对这种虚衔感到什么荣耀;而辜鸿铭就更不高兴了:尽管他已在金榜中高居第二,却毕竟是屈居于严复之后,反使这位心高气傲的书生,对他的那位同乡充满了攻击性。
而我们的话题,也就顺着他们两人的分分合合而展开。
二、发言的场域
必须看透一点:严复和辜鸿铭都是福建人,都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又都有长期出洋的经历,也都在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所以,虽然这两人之间免不了相轻,辜鸿铭甚至还当着严复和林纾的面,就不依不饶、当然也是半开玩笑地说,恨不能杀掉此二人以谢天下(对此我们到最后再来回顾),但若能看得更真切一些,则不难发现,在严复和辜鸿铭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留学西洋的人,当他们身在异邦的时候,对于别国的情况,肯定是正反两面都需要看到,不然怎能谈得上在人家那边生存?可有意思的是,他们一旦返回故里,往往就特别爱走极端,要么是对比着国内的语境,出于明显或潜在的理由,而样样都说西洋好,要么则由于外乡人的欺生,反而激起了反抗的意思,而样样都说西洋坏。——当年的学术话语和文学话语,就曾对同一种留学经历,给出过截然相反的描述。而直到今天,我们随便朝前后左右看看,照样可以看到这种非此即彼的或褒或贬。在这个意义上,当年如此针锋相对的严复和辜鸿铭,也不过是各取了一个选项而已。
然而,既然同是在进行跨文明书写,他们的写作心理也就很值得玩味,以便真正获得同情的理解,而由此也就能澄清很多表面的迷雾。说到骨子里,向本国人来讲说别国,而大讲别国之长,或者向别国人来讲说本国,也大讲本国之长,这两种看似取向相反的文化活动,其深层内在的文化动机,却很可能是相通的,即都是出于对父母之邦的热爱,——要么就希望它改变得更好,要么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至少并没有显得那么不好。在这个意义上,严复们和辜鸿铭们,简直就要殊途同归了。
在思想史上常能见到,很多针锋相对、侃侃而谈的话语,不要看它们争得你死我活,却往往是被发言的话语场所激,其发言人自己倒未必全信。比如,严复晚年既然如此回潮,大唱本土文化的赞歌,那么他早年对于西方的赞歌中,岂能没有丝毫犹豫之处?再如,辜鸿铭自己的性格如此偏激,又遭到同胞如此偏激的讥讽,又岂能认定自家的民族性,只需用“温柔敦厚”便可概括?以往人们误以为,发言的场域只是受动的,传播媒介也必是匀质的,可后来的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却揭示了读者对作者的先期影响,——甚至都不必等到把话说出口来,倾听者们就已经开始在扭曲和改造这种言说了!
三、讲成了传统
还应当体贴的是,无论是怎样的发言人,也无论他们想要言说什么,从技巧上乃至气势上,总要讲得理直气壮才好,所谓卖瓜的不说瓜苦,否则简直就对不起自己了。——循此而去试想,对于一个归国的留学生而言,去大讲国外怎样怎样好,别人反正是未曾见过,自然是会得到话语优势;同样,对于一个向外言说的作者而言,去大讲国内怎样怎样好,别人反正也是未曾见过,自然也可以显得振振有词。
与此相关,虽然辜鸿铭到了后人这里,仿佛只留下了意气用事的印象,可林语堂却有一席话,颇能说穿在辜氏激愤的言谈背后,也同样不乏理性的考虑:
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孔;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细读此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愤嫉原非坏事,比啖饭遗矢人云亦云者高一层。然试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种压迫之反动而已。辜既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过激之辞,然在此过激辞气,便可看出其精神压迫来。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林语堂集》,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还要体贴的是,他们进行各自不同的跨文化书写,也是出于扬长避短的实际考虑。——也就是说,严复的中文原有家学的底子,后来更拜了吴汝伦为师,写得一手够标准的桐城文章,由此就更适于用汉字来写作;可这种文字对于身为混血的辜鸿铭而言,却竟是名副其实的外语,所以相形之下,他倒是更容易写出非常书卷气的、标准的或者古雅的英文和德文,更容易发表到国外去。
这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可这两位辩才无碍的公婆,却也都有口吐莲花的好本事,而竟沿着各自话语场的导向,大大发挥了能动性,言说出了很多道理、甚至很多歪理。也就是说,在各自发言情势的激发下,严复和辜鸿铭都显出了“人来疯”的一面,被大潮推动着写出了很多雄文,让其读者为之拍案叫绝,否则怎能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此外,又正因为他们都讲得振振有词,其话语当然就不胫而走。一方面,在利用国外形象来让国人抱愧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大为拔高了的、本来并不怎么高大的藤野先生,就可以知道在严复和鲁迅之间,绝对存在一条萧规曹随的套路。另一方面,同样毋庸置辩的是,就其近观当代西方之实弊而言,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流露的倾向,也很难说没有受到辜鸿铭的启发;更不要说,前边已经提到的、同样来自福建的林语堂,则完全承继了辜鸿铭的笔法,——敢于径直拿了外文来言说家事,还说得那样文采斐然,况且在他们的很多说法之间,也都有内在的承袭关系。
由此不妨这么说,严复和辜鸿铭的文化言说,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无论是偏激还是公正,也无论是表现为洞见还是盲点,总是有人在“接着讲”的,——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这两种言说的声浪发展到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两大话语系统,或曰两大解说传统。
四、思想的定势
不过,先不忙去道什么贺,因为那未必就值得羡慕。无论怎样的言说,一旦被这么驷马难追地讲出来,都可能形成一个话语的传统,从而造就一番集体的事业。只可惜这么一来,严复和辜鸿铭率先讲出的话语,也就不再属于这些开山自己了。也就是说,话语一经形成与传播,就势必养成思想的定势,使得在这个话语场中,越来越不像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了,甚至就连发言者自己想要收回,那也完全由不得他了。——君不见,就连马克思都要义愤填膺地说,眼下谁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就除了我自己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中的形象,陡然地从前卫转向了落伍,从革新转向了保守,从受捧转向了受贬,恰是因为他先前太过成功了,由此就造成了太过强大的话语传统,以致就连他本人想要放弃这种话语,也必然遭到沉迷于这种话语中的后学的痛斥……——而由此就更不难想见,如果沿着如此激进的话语系统,就连始作俑者严复本人,都能被如此无情地漫画化,那么向被视为严复之对立面的、拖着一条干黄辫子的辜鸿铭,那形象还能好得了么?
晚近以来,随着国力的增长和自信的恢复,也鉴于德性的丧失和人心的不古,对于屡遭批判的晚期严复,以及从未正眼相看过的辜鸿铭,确实出现了一些回潮式的评价。不过大体而言,这些所谓“一分为二”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对于某些只言片语的引用。它们不是沿着思想的逻辑去细致地体贴,而是先把别人的话语拆解得七零八落,再像“回收破烂”一样去机械地归类,认定这句话或亦不无可取之处、那段话则纯属无稽之谈。——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表现出同情理解的能力,对于上下文的联系也是视而不见,只能暴露出研究者本人,根本就不配进行如此复杂微妙的研究。
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那就是对于他们言说的内容,完全不管不顾,而只去盯住这种言说所表现出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对两者中的辜鸿铭,那简直就传说得神乎其神;这就让人不免联想到,此种只注重其外语水平的情况,还是跟我们后来在社科院评职称时一样:什么学术成就都是软的、都可以任凭评议人去信口开河,而唯有外语分数才是硬的、只要考不过去就干脆休了此念。
有一回辜伯不知因为梁伯说了他什么话,他与梁伯同来,未等坐下,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我的堂兄,他说:“我要你听听我背的出《失乐园》背不出。梁伯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背,我挨着堂兄指的行看(我的英文那时只认得字母),他真的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一字没有错。这时他的眼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后来似乎他还要背别的书,去堵菘生伯的嘴,父亲连忙说好说歹,把话题转移他的阵线方罢。(凌叔华:《槟城的辜鸿铭》)其实重要的并不在于类似上面的这类传说,到底有多少事实依据。
重要的毋宁在于,即使想要来炫耀什么,它们还是背靠着外部的强势。——似乎只有精通西方的语言,时不时能跟洋人哇啦哇啦一气,才是值得艳羡的硬道理;至于究竟用这种外语说了什么,是在逢迎着别人而低三下四,还是在反抗着他们而慷慨激昂,那就没多大差别了。正因为这样,在辜鸿铭的案例上,还真有必要重温一下吴宓当年的说法:
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云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顾国人之于辜氏乃不重视,只知其行事怪僻、思想奇特,再则服其英、德、法等国文字之精通而已。以上二种观察,均无谬误,然各仅得事实之半。平心而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由此可见,必须深入当年的话语机制,去了解一下严复和辜鸿铭,当年何以要如此这般地言说。只有这样,才能寻绎到发言的连贯性,而他们说出的很多理由,才不会像被拆散架的七宝楼台。——那些仍有启发的洞见,才不会像是偶然的开窍、和愚者的一得,而那些不合胃口的话,也才不会像是偶然的发昏、和永远的发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