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
一、福建有三杰
在这里，对比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两位关键人物——严复（几道）和辜汤生（鸿铭），我要试着展开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万花筒般的变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妙、特异而有趣的学术案例，或许能帮助示范比较方法的好处，从而推介它在思想史研究上的妙用。下边要接续来讲十二层递进的意思。
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自从近代海禁打开以后，就逐渐成为了中西会通的桥梁，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严复、辜鸿铭和林纾这三位以不同方式穿梭于东西之间、一时间最负盛名的翻译家，竟然全部都来自福建。他们三位当时就被称为“福建三杰”。
林纾的工作，即以听写的方式来转达外来文化，显然属于某种异数，其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先存而不论。但严复和辜鸿铭的工作，却在任何文明接触的过程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者说，在那个中国终于开始朝向西方睁大眼睛的那个年头，把西方讲给中国听，讲得最好的要数严复，而把中国讲给西方听，讲得最好的要数辜鸿铭。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严复的工作主要是输入，而辜鸿铭的则主要是输出。这句话看似稀松平常，但值得玩味的是，却很可能马上就会影响到他们各自的立场。——严复既然是在以汉文来译外文，从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那么很可能与此相关，他在这种活动中浸淫得越久，就越会在思想上推崇西洋。辜鸿铭既然是在以外文来译汉文，把中国的本有文化介绍给西洋人，那么很可能与此相关，他在这种工作中逗留得越久，就越会对西洋的物质文明有所批判。
到了清王朝垮台的前一年（即1910年），已经很难再拘于八股文一格了，所以官府也就从善如流，向我们将要对比的这两位跨文化人士，分别颁发了可以说是晚来的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而分别赐给了文科进士。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严复有过四次不第的科场羞辱，却并未对这种虚衔感到什么荣耀；而辜鸿铭就更不高兴了：尽管他已在金榜中高居第二，却毕竟是屈居于严复之后，反使这位心高气傲的书生，对他的那位同乡充满了攻击性。
而我们的话题，也就顺着他们两人的分分合合而展开。
二、发言的场域
必须看透一点：严复和辜鸿铭都是福建人，都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又都有长期出洋的经历，也都在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所以，虽然这两人之间免不了相轻，辜鸿铭甚至还当着严复和林纾的面，就不依不饶、当然也是半开玩笑地说，恨不能杀掉此二人以谢天下（对此我们到最后再来回顾），但若能看得更真切一些，则不难发现，在严复和辜鸿铭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留学西洋的人，当他们身在异邦的时候，对于别国的情况，肯定是正反两面都需要看到，不然怎能谈得上在人家那边生存？可有意思的是，他们一旦返回故里，往往就特别爱走极端，要么是对比着国内的语境，出于明显或潜在的理由，而样样都说西洋好，要么则由于外乡人的欺生，反而激起了反抗的意思，而样样都说西洋坏。——当年的学术话语和文学话语，就曾对同一种留学经历，给出过截然相反的描述。而直到今天，我们随便朝前后左右看看，照样可以看到这种非此即彼的或褒或贬。在这个意义上，当年如此针锋相对的严复和辜鸿铭，也不过是各取了一个选项而已。
然而，既然同是在进行跨文明书写，他们的写作心理也就很值得玩味，以便真正获得同情的理解，而由此也就能澄清很多表面的迷雾。说到骨子里，向本国人来讲说别国，而大讲别国之长，或者向别国人来讲说本国，也大讲本国之长，这两种看似取向相反的文化活动，其深层内在的文化动机，却很可能是相通的，即都是出于对父母之邦的热爱，——要么就希望它改变得更好，要么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至少并没有显得那么不好。在这个意义上，严复们和辜鸿铭们，简直就要殊途同归了。
在思想史上常能见到，很多针锋相对、侃侃而谈的话语，不要看它们争得你死我活，却往往是被发言的话语场所激，其发言人自己倒未必全信。比如，严复晚年既然如此回潮，大唱本土文化的赞歌，那么他早年对于西方的赞歌中，岂能没有丝毫犹豫之处？再如，辜鸿铭自己的性格如此偏激，又遭到同胞如此偏激的讥讽，又岂能认定自家的民族性，只需用“温柔敦厚”便可概括？以往人们误以为，发言的场域只是受动的，传播媒介也必是匀质的，可后来的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却揭示了读者对作者的先期影响，——甚至都不必等到把话说出口来，倾听者们就已经开始在扭曲和改造这种言说了！
三、讲成了传统
还应当体贴的是，无论是怎样的发言人，也无论他们想要言说什么，从技巧上乃至气势上，总要讲得理直气壮才好，所谓卖瓜的不说瓜苦，否则简直就对不起自己了。——循此而去试想，对于一个归国的留学生而言，去大讲国外怎样怎样好，别人反正是未曾见过，自然是会得到话语优势；同样，对于一个向外言说的作者而言，去大讲国内怎样怎样好，别人反正也是未曾见过，自然也可以显得振振有词。
与此相关，虽然辜鸿铭到了后人这里，仿佛只留下了意气用事的印象，可林语堂却有一席话，颇能说穿在辜氏激愤的言谈背后，也同样不乏理性的考虑：
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孔；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细读此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愤嫉原非坏事，比啖饭遗矢人云亦云者高一层。然试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种压迫之反动而已。辜既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过激之辞，然在此过激辞气，便可看出其精神压迫来。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林语堂集》，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还要体贴的是，他们进行各自不同的跨文化书写，也是出于扬长避短的实际考虑。——也就是说，严复的中文原有家学的底子，后来更拜了吴汝伦为师，写得一手够标准的桐城文章，由此就更适于用汉字来写作；可这种文字对于身为混血的辜鸿铭而言，却竟是名副其实的外语，所以相形之下，他倒是更容易写出非常书卷气的、标准的或者古雅的英文和德文，更容易发表到国外去。
这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可这两位辩才无碍的公婆，却也都有口吐莲花的好本事，而竟沿着各自话语场的导向，大大发挥了能动性，言说出了很多道理、甚至很多歪理。也就是说，在各自发言情势的激发下，严复和辜鸿铭都显出了“人来疯”的一面，被大潮推动着写出了很多雄文，让其读者为之拍案叫绝，否则怎能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此外，又正因为他们都讲得振振有词，其话语当然就不胫而走。一方面，在利用国外形象来让国人抱愧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大为拔高了的、本来并不怎么高大的藤野先生，就可以知道在严复和鲁迅之间，绝对存在一条萧规曹随的套路。另一方面，同样毋庸置辩的是，就其近观当代西方之实弊而言，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流露的倾向，也很难说没有受到辜鸿铭的启发；更不要说，前边已经提到的、同样来自福建的林语堂，则完全承继了辜鸿铭的笔法，——敢于径直拿了外文来言说家事，还说得那样文采斐然，况且在他们的很多说法之间，也都有内在的承袭关系。
由此不妨这么说，严复和辜鸿铭的文化言说，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无论是偏激还是公正，也无论是表现为洞见还是盲点，总是有人在“接着讲”的，——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这两种言说的声浪发展到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两大话语系统，或曰两大解说传统。
四、思想的定势
不过，先不忙去道什么贺，因为那未必就值得羡慕。无论怎样的言说，一旦被这么驷马难追地讲出来，都可能形成一个话语的传统，从而造就一番集体的事业。只可惜这么一来，严复和辜鸿铭率先讲出的话语，也就不再属于这些开山自己了。也就是说，话语一经形成与传播，就势必养成思想的定势，使得在这个话语场中，越来越不像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了，甚至就连发言者自己想要收回，那也完全由不得他了。——君不见，就连马克思都要义愤填膺地说，眼下谁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就除了我自己不是！
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中的形象，陡然地从前卫转向了落伍，从革新转向了保守，从受捧转向了受贬，恰是因为他先前太过成功了，由此就造成了太过强大的话语传统，以致就连他本人想要放弃这种话语，也必然遭到沉迷于这种话语中的后学的痛斥……——而由此就更不难想见，如果沿着如此激进的话语系统，就连始作俑者严复本人，都能被如此无情地漫画化，那么向被视为严复之对立面的、拖着一条干黄辫子的辜鸿铭，那形象还能好得了么？
晚近以来，随着国力的增长和自信的恢复，也鉴于德性的丧失和人心的不古，对于屡遭批判的晚期严复，以及从未正眼相看过的辜鸿铭，确实出现了一些回潮式的评价。不过大体而言，这些所谓“一分为二”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对于某些只言片语的引用。它们不是沿着思想的逻辑去细致地体贴，而是先把别人的话语拆解得七零八落，再像“回收破烂”一样去机械地归类，认定这句话或亦不无可取之处、那段话则纯属无稽之谈。——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表现出同情理解的能力，对于上下文的联系也是视而不见，只能暴露出研究者本人，根本就不配进行如此复杂微妙的研究。
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那就是对于他们言说的内容，完全不管不顾，而只去盯住这种言说所表现出的语言能力，——尤其是对两者中的辜鸿铭，那简直就传说得神乎其神；这就让人不免联想到，此种只注重其外语水平的情况，还是跟我们后来在社科院评职称时一样：什么学术成就都是软的、都可以任凭评议人去信口开河，而唯有外语分数才是硬的、只要考不过去就干脆休了此念。
有一回辜伯不知因为梁伯说了他什么话，他与梁伯同来，未等坐下，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我的堂兄，他说：“我要你听听我背的出《失乐园》背不出。梁伯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背，我挨着堂兄指的行看（我的英文那时只认得字母），他真的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一字没有错。这时他的眼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后来似乎他还要背别的书，去堵菘生伯的嘴，父亲连忙说好说歹，把话题转移他的阵线方罢。（凌叔华：《槟城的辜鸿铭》）其实重要的并不在于类似上面的这类传说，到底有多少事实依据。
重要的毋宁在于，即使想要来炫耀什么，它们还是背靠着外部的强势。——似乎只有精通西方的语言，时不时能跟洋人哇啦哇啦一气，才是值得艳羡的硬道理；至于究竟用这种外语说了什么，是在逢迎着别人而低三下四，还是在反抗着他们而慷慨激昂，那就没多大差别了。正因为这样，在辜鸿铭的案例上，还真有必要重温一下吴宓当年的说法：
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云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顾国人之于辜氏乃不重视，只知其行事怪僻、思想奇特，再则服其英、德、法等国文字之精通而已。以上二种观察，均无谬误，然各仅得事实之半。平心而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由此可见，必须深入当年的话语机制，去了解一下严复和辜鸿铭，当年何以要如此这般地言说。只有这样，才能寻绎到发言的连贯性，而他们说出的很多理由，才不会像被拆散架的七宝楼台。——那些仍有启发的洞见，才不会像是偶然的开窍、和愚者的一得，而那些不合胃口的话，也才不会像是偶然的发昏、和永远的发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