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
这篇短文，如实地记叙了我个人在原杭州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从中能够看出沈善洪校长、薛艳庄书记和原杭州大学的领导们对一位年轻学者的关怀。
一、进校
我是原杭州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77级大学生，1982年初毕业后即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西方经济学（当时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毕业，回到母校杭州大学任教。
1984年12月中旬，当我揣着毕业证书和毕业分配表到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社会发展处报到时，被告知分配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由于我当时填写的毕业分配志愿是到杭州大学当教师，所以就同社会发展处负责毕业分配的同志商量，要求改派去杭州大学。他们劝我说，去省社科院更好，既能做学问，又可以列入培养年轻干部的“第三梯队”。但我还是坚持要去杭州大学当教师。凭着年轻人的胆气，我拿着个人材料，在蒋自强教授的陪同下，来到了杭州大学，径直找到校长办公室。
记得当时薛艳庄校长和夏越炯书记在杭州大学西一楼薛校长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我。当时所有的谈话在今天回想起来我只记得一句话，薛校长对我说：“杭州大学欢迎你来任教。你毕业分配改派的事情，我们一定帮你争取，你自己也要去争取。无论什么时候办好改派手续，无论什么时候你到杭州大学报到，我们都将从这个月起发给你工资，计算你的高教工龄。”
有了薛校长和夏书记的鼓励和支持，我也就有了底气，坚持要改派去杭州大学。十几天后，省里终于同意让我改派去杭州大学任教。1984年12月26日，我怀着高兴和感恩的心情到母校杭州大学人事处报到，成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
二、晋职
进入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后，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我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还参与了硕士研究生专题课的讲授，并在《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心情十分愉快，工作热情也很高。
1986年的6月底，临近暑假的一天，系领导通知我，说新来不久的沈善洪校长和薛艳庄书记（沈校长到任后薛艳庄校长改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这个人比较自信，不太会忐忑，但还是有点好奇，按时到了校长办公室。沈校长和薛书记简单地问了几句我个人的教学科研情况后，有点严肃地告诉我说，经学校研究决定，准备任命你为经济学系副系主任，分管经济学系的教学工作。老实说，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时大学中的系领导，大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和学业有成的中年副教授。他们都是我敬佩的学术前辈。我当时只是一位年仅29岁的青年助教，真能胜任副系主任的重任吗？这大概是我在大学任教后第一次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但是，在沈校长和薛书记的鼓励下，我还是愉快地在新学期上任了。1987年底，经济学系拆分为经济学系、金融系、旅游系后，学校领导又让我主持经济学系的工作，并在1992年任命我为经济学系系主任。在此期间，沈校长和许多杭州大学的领导，都在工作中给了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
同样，我在职称晋升过程中，继1987年评定为讲师后，198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1年破格晋升教授。在这期间，沈校长和薛书记，还有马裕祥副书记、谢庭藩副校长、金锵副校长、董如宾副校长等诸位学校领导和许多师长都对我十分关心，给予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记得，1990年在参加马裕祥副书记和谢庭藩副校长主持的衢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研讨时，同谢副校长谈起职称晋升的事，他很爽快地说：“你不是能在《经济研究》发论文吗？你再发，我就给你升！”1989年，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出版后，国内学术界反响较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也发表了罗卫东和夏海舟撰写的长篇书评。沈校长看到后十分高兴，约我在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详细询问了我的教学科研工作，说学校将要出台政策鼓励年轻学者在学术上冒尖，破格提升年轻学者的职称。沈校长的那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特别是沈校长反复说的学者的生命在于学术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坚定了我走学术道路的决心。
三、出国
从1991年开始，我萌发了十分强烈的出国留学的念头。但是，同时我自己也有点心存疑虑，“八九”政治风波对我个人的影响，会不会成为我出国留学政审中的不利因素。
思前想后了一年多，怀揣着担忧，我去找了沈校长。沈校长说，虽然省委免了你的杭州大学党委委员职务，可你还是经济系的系主任，系党总支委员，还是教授，还在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学校对你是信任的，你出国留学做访问学者的事，应该不会受影响。沈校长的话打消了一些我的思想顾虑，我很快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做访问研究的申请。大约过了半年左右，学校通知说我已被列入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的赴美留学资助人员候选名单，真令我喜出望外。填写了一系列表格，又通过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代表的面谈后，我终于在1993年7月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了一年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出国前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有关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去参加1993年浙江省第一次干部“双推双考”，要我报名省教委副主任职位，我极不情愿。
最后还是由沈校长和薛书记出面同有关领导解释，同意我不参加“双推双考”的报名，使我得以如期出国学习。芝加哥大学的一年学习，使我终生受益！
我在美国学习期间，时而会碰到杭州大学的一些同事。好几次在大家聊天时，都会有人说起，学校里常有传闻说史晋川肯定不会回国了。
尤其是1994年春节，我爱人赴美国探亲后。当时学校外事部门的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同沈校长打赌说，史晋川和他爱人及兄弟姐妹全部都在美国或英国，现在他爱人也已赴美国探亲，史晋川肯定会滞留美国不归。
据说沈校长闻言后淡淡一笑，用很平和的语气说：“史晋川会回校的。”
坦率说，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我真的有点动摇，我爱人的英语比较好，在美国已找到一份工作，公司还承诺送她去培训。最后考虑权衡我们还是按期回国了。毋庸置疑，沈校长和老杭州大学的领导对我的信任，应该是促使我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四、读博
美国学习期间，收获颇丰。可是，有一件常出现的事让我时时有些尴尬。在美国学习交流中，时常有人会称呼我“博士”，人家以为教授么总是博士，而我偏偏没有博士学位，只是硕士。一方面出于小小的虚荣心，另一方面确也有回国后将在美国的学习研究做一个阶段性小结的想法，我下决心准备再回复旦攻读博士学位。
我先拉上复旦的师兄姚先国教授，他当时好像是浙江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两人一同去复旦打听博士入学考试的事。得到的是好消息，复旦大学十分欢迎我们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且可以免试入学攻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又赶到复旦领了一摞表格回杭填写，然后将表格呈送学校人事处各部门，一一签字盖章，送到沈校长办公桌。沈校长当时非常支持我回复旦读博士学位，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也许是担心我读了博士学位后留在复旦（杭州大学当时另一位与我同去的年轻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后真留在了复旦，后来还当了复旦的系主任），大笔一挥：“同意委托培养”。复旦方面拿到表格后，看到沈校长签署的意见，想不到杭州大学领导这么大方，愿意主动给复旦送委托培养费用。但复旦也不是见钱眼开的学校，主动打电话问我：我们没说要收你培养费，你们校长为什么会签“同意委托培养”的意见？我一听急了，钱是小事，可交钱读博士对我而言是一桩极不爽的事！赶紧找到沈校长，说了一番道理，沈校长马上就重新签了意见。
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重点项目，在《经济研究》发表了2篇论文，与罗卫东合作完成出版学术著作《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研究》，两年半后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师兄姚先国教授也拿到了复旦的录取通知书，可一直没有去复旦报到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引为憾事。问及缘故，先国兄告诉我，学校的领导不同意他去复旦读博士，理由有二：一是系主任工作忙不能再去读博士；二是浙大的教授干吗要去复旦读博士？我听后无语，只能对先国兄表示万分同情！
[作者简介]史晋川（1957-），男，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曾入选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和“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