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锣声镗镗地报到村里来时，阿Q也借了酒劲，手舞足蹈地与赵太爷攀起同宗来，不料却招来了赵太爷的一顿训斥。“阿Q，你这浑小子”一声骂，澄清了谁是老子的问题。“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不但辨识了谁攀附谁的问题，而且表明了赵太爷对自己高贵血统的捍卫。“你姓赵么？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则一笔勾销了阿Q与生俱来的姓氏权。在未庄，姓氏代表着祖宗、门第和权势，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因此，阿Q即便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是不该胡说的。赵太爷咄咄逼人，而阿Q则亦步亦退，不敢开口，更不敢申辩，到最后“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这个戏剧性的冲突，集中展示了中国乡村家族制度的威势及由此造成的专制压迫与等级歧视，“不许姓赵”，因此成为未庄文化的典型表征。此后在未庄上演的所有人生剧目都与此密切关联。仗着姓氏特有的尊贵权力，赵太爷即将为人祖上还要娶小的，其子举着大竹杠追打而立之年还打光棍的阿Q，最后将其剥夺一空，逐出未庄；继而“不许革命”，直至不许生存。从被叫进赵家的大门，到一个嘴巴劈出赵府；从踅进钱府要求革命，到勒令“滚出去”。这里的一扇大门，一道门槛，一里一外，一进一出，巧妙地暗示着空间的等级。它表明：门外的阿Q们无论是婚恋嫁娶，生老病死，都是由门内的家族权力主宰的。在未庄，个体生命是没有自由空间的，每个人的位置都是从降生以来就已经规定好了的，你只需对号入座即可。高高在上的赵太爷，可以统摄其下数等人，最末者为阿Q，当然阿Q之下还有小尼姑。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的古训，使得一个社会“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曰不安分”。这种古训有着强大的“死人之力”，形成了许多陋习：
未庄通例一：“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
未庄通例二：“只有赵太爷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
未庄通例三：“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与其慢也宁敬的。”
未庄“通例”的效力不但在普通人身上灵验，在赵太爷那里也一样生效。当革命风暴到来，未庄根基有些摇晃之时，赵太爷不也破例低了头，对着昂头高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的阿Q怯怯地叫“老Q”了吗？在这些通例的作用下，未庄的一切人际关系都以家族门第与等级权势为衡量标准，四处弥漫着奴性的气味。“唯赵为上，唯赵为贵，唯赵为是”，就是未庄的法律规约。“我们乡下的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他田地就有二百亩’。”阿Q处于“末路”时，未庄的人都躲着他，酒店不肯赊账，土谷祠老头叫他走，老主顾见他如呵斥乞丐，连50多岁的邹七嫂和她才11岁的女儿都唯恐避之不及。阿Q一度“中兴”后，情况便大为不同。赵太爷亲自叫阿Q上门，赵太太在内的所有女人都想要买他的便宜货，“不但见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然而待到赵太爷一句叮咛，阿Q的行迹有些可疑后，便又都“敬而远之”了。邹七嫂第二天就将那蓝裙去染了皂，唯恐沾染上一丁点嫌疑而得罪赵府。阿Q回乡时曾吹嘘在城里的白举人老爷家帮忙，“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了”。革命之时，原先是赵太爷畏惧阿Q，待赵太爷与白举人攀了“转折亲”，秀才用四块洋钱买了个“柿油党的顶子”之后，赵太爷因此大有卷土重来之威风，“很不把阿Q放在眼里了”。阿Q革命时期占上风时，店铺不要钱，土谷祠老头很和气；阿Q被处决后，则都说阿Q坏：“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在这表面的瞬息流变中，不变的是刚性的“未庄通例”。这种“通例”使人们只重规则不重感情，以尊卑贵贱的名分所决定的等级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亲情关系。这种“通例”也完全窒息了个人天性与自由想象，人被异化为固定不变而又层次分明的空间中的工具。
鞠斯塔福·勒朋认为，“国民性”也包括道德，即：“所承继的对规矩的敬重，社会存在于行为规矩之上，人们无法偏离这些规矩。”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鲁迅因而认为，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必须从最根本的体现着民族性格的“风俗”与“习惯”改起。在《阿Q正传》中，他把这些风俗习惯归之于“未庄通例”，并对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深刻的批判。他通过描述让我们看到，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与紧张。自己惴惴地怕被别人吃了，又蠢蠢地窥视别人并吃掉对方，或是从别人的不幸与悲苦中品尝自己寄生蜗壳的可怜的满足。势利、冷漠、刻薄、油滑、喜嗜凶残因而成为未庄道德面貌的总症候。在鲁迅笔下，未庄人是好奇的，对别人隐私的窥探成为病态灵魂的一大乐趣；未庄人是尚武的，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未庄人是热闹的，无论谁与谁角斗，都起哄围观并以声助威，推动事件趋于高潮；未庄人是“合群”的，赛神戏台下的赌摊事件，就是“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的典型案例；未庄人永远是愤愤不平的，“妈妈的”随口就来。虽说“国骂”在这里演化为更为滑稽戏谑的腔调，但身处低层而觊觎高位，扫荡他人余荫的心态纤毫毕露。未庄的乡风不可谓不淳朴，讲究“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然而，禁欲、滥交却是等级和权势庇护下的两性规则；未庄人的语言也是“公共化”的，“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吗？”未庄最多的是“闲人”。小小一个村庄，剧目不断，高潮迭起。未庄人个个都是喜剧演员，自己看别人演戏，也让别人在戏中鉴赏自己。
推广一步，城里又如何呢？城里人麻将叉得比乡下人精，看枪毙目不转睛心不跳，还嫌其不如杀头更刺激。未庄表层是个喧嚣嘈杂充满激情的空间，其深层却是沉闷无声的古井，是人性的荒原。民族灵魂无处不在，它当然也首先体现在一个种族的文化生活中：“一个民族的生活以及文化的种种表达皆是其灵魂的简单的显现，是那种不可视的但却实实在在的东西的标记。”文学经典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形象，因为形象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制造了（或赞同、宣传）这个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显示或表达出他们乐于置身其间的那个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虚构的空间。
这个我们所设定的研究空间是一个剧场，是以形象化的方式（当然要承认文字游戏仅仅是表面的），即用形象、描述等方式，表达各种范式的场所。
按照这些范式，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毫无疑义，一个形象事实上同样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于感受、表示、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如果说《阿Q正传》是对民族文化的总体反思和审视，那么，未庄就是鲁迅设定的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空间，一个剧场。在想象地构建这个空间时，他不把笔墨浪费在地域空间的描绘上，而主要着墨于未庄人的生活。他显然机智地绕过了机械的体力劳动，饶有兴趣地叙述未庄人业余的精神生活。他写未庄人对姓氏的斤斤计较，从而构建起未庄的家族谱系；他写未庄人的恋爱、婚姻、家庭等私人生活空间；他写未庄人的斗殴、骂娘、喝酒、赌博、围观等恶习；他写未庄人对“国粹”——辫子和小脚的维护；他也将西风东渐的标志——假洋鬼子等引入未庄。总之，他写那些平常的零散插曲、逸文佚事、偶然事件及卑微人物，这些事实在未经筛选的感性生活形式中见不出丝毫意义，而鲁迅却以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悉，敏锐地观察并揭示出这些琐屑表象后面隐藏的本质意义。
“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鲁迅是站在“现在”构建“过去”，因而，这种重构不是单一机械的模仿和客观再现，而是站在现代文化的高度对历史的审视、反省与批判。在这些日常化的琐碎繁杂的表象后面，是一个庞大的中国文化体系——家族观念、等级制度，它几乎囊括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的人文地理与人化气候。鲁迅以嘲讽的笔触描述未庄的原始野蛮与保守落后，解释人已“非人”的历史文化成因，进而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文化理想和至高追求：“人各有己”的独立精神；睁了眼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大叫于荒原沙漠之上的粗犷气质——每个人都得以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人国”。未庄是鲁迅虚拟的艺术舞台，是前现代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隐喻空间，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档案室。“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家，受鲁迅文学创作主导倾向的影响，也往往以文化人类学家的姿态致力于故乡原始落后风俗的考察与描写，如蹇先艾写“水葬”，许杰写“械斗”，王鲁彦写“冥婚”等。他们通常也把故事安置在某个村庄或小镇里，但即便是王鲁彦、彭家煌等成就较高的作家，他们笔下的陈四桥和奚镇，也只用来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些作品所展示的文化特征也只局限于某个区域或侧面。鲁迅的小说之所以与一般的乡土小说有区别，是因为他的小说承载了更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关注的目光与众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了特别的言说价值。
空间就其本质来讲是自由的，空间就是自由的代名词。空间的敞开性、包容性，使得它天生地成为万物栖息生长的所在。人类的灵魂欢歌与智慧创造，使空间获得了无限生机。反之，当空间人为地设置了高下尊卑的等级层次，将人禁锢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之后，这个空间的自由就消失了，它变成了黑暗的坟冢。人只能像被压在大石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它变成了“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熟睡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作为一个空间，未庄设置了高下不等的层次，强迫每一个人都纳入为之准备好的既定位置，层层相因，不得动弹，更不得改变。在这个空间里，个体生命是没有自由的，精神的每一寸空间都已经被民族的共同记忆所充斥，生命的原欲也被囚禁在礼教的藩篱中而失去活力。作为一个虚拟空间，未庄是东方古国逍遥于整个世界之外的独立空间；是黄河岸边陇西天水轩辕氏的“天下”和“四海”；是被缩微于纸面上的以赵太爷为中心的“宇宙”；是一种历史延续性的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生动写照。未庄，一如千年沉寂的古潭，深不见底，淤滞不流，旧石垒壁，与世隔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空间的存在与个体生命同在。空间自由提供给个体无限的生命力，个体生命的创造又赋予空间生存的权利。空间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依据。小说表层以阿Q生存的“现在”为叙事的时间依据，但其深层却包蕴着古老民族“过去”几千年的文明积淀，还隐含着未来将被抛出人类文明轨道的时间性焦虑——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这就是鲁迅的大恐惧。
（二）革命：通过改变国民精神生产新时间
时间与空间从来都是哲学范畴的重要维度，时空的变化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空间的静止必然导致时间的死亡。因为“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存在于历史中，首先是指人存在于历史的时间延续中，存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传递中。过去对于现在的意义总是通过渗透在日常生活及其各种话语实践中的传统而不断呈现着。因此，过去作为传统，作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总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没有人能够摆脱历史的‘语境’而选择一种没有历史延续性的生活。”在这里，“时间”概念已不是外在于主体生命的物理时间、时钟时间，而是主体范畴的时间，是主体对于时间的直觉经验。鲁迅站在20世纪现代理性的高度，以其卓越的想象力构建起未庄这个诗化的人文空间，并在这种重建中达成与历史时空的遥远对话，表现了深刻的历史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