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世故。“世故”是中国人“处世法的精义”。“世故”是处世的手段，其目的是明哲保身。尽管“单是看报章，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们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以此现象为据，鲁迅剖析其中的文化心理：“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正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所谓谴责，“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世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多疑”。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这种情形很为正人君子们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作‘愚民’。”鲁迅中肯地分析，“多疑”原因是事实教训带来的祸祟，根柢是愚民政策的结果。“世故”虽则为个人处世之道，但若是民族个体皆奉之为圭臬的话，所谓公道正义，友爱热情之散失无遗，恶德横行，丑行放纵，整个民族的命运离衰亡也将不远矣！这正是鲁迅之担忧处。
其三是嫉妒。“嫉妒是对别人的快乐（幸福、富有、成功，等等）所感觉到的一种强烈而阴郁的不快。在人类心理中，也许没有比嫉妒更奇怪的感情了。一方面它极其普遍，几乎是人所共有的一种本能。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极不光彩，人人都要把它当作一桩不可告人的罪行隐藏起来。结果它便转入潜意识中，犹如一团暗火灼烫着嫉妒者的心，这种酷烈的折磨真可以使他发疯，犯罪乃至杀人。”“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是足够富裕。嫉妒是弱者的品质。”“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德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中庸”、“世故”等已造成人们之间的感情分离，而比这更甚者则是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嫉恨之心，这也是产生一切恶德恶行的心理动因。如鲁迅所言，“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此种劣质伦理行为，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在实质上并没有得到“损人利己”的目的，是损人也不利己。
但其中反映的中国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而残虐，令人齿寒！所以鲁迅这样概括：“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这是一种“渴血”的欲望。此种恶劣的伦理行为，包含着另一种“吃人”的冲动和目的。
从以上三点可见，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的文化心理是一层甚于一层的。“中庸”只是巧滑与胆怯；“世故”则是精明与冷漠；而“嫉妒”简直是深藏着目的害人的恨人之心。这种心理“是因与他人的优劣相比较而与他人发生相反感情的心理。嫉妒心也源于他人对自己的伤害和给自己造成的痛苦。不过，这种伤害和痛苦却不是他人有意造成的，而是自己与他人相比较的结果：一方面是与他人的优势相比而使自己居于劣势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与他人的劣势的改善相比而使自己优势减弱的结果”。虽然，“他人无意伤害我，但是，他人的优势却不能不使我居于劣势；他人的劣势的改善也不能不威胁我的优势。他人的优势使我居于劣势和他人劣势的改善而威胁我的优势，不能不使我对他人产生怨恨之心，不能不使我与他人发生相反感受”。嫉妒心理的产生之因与表现症状在伦理学理论中阐述得十分透辟。嫉妒心理虽属人类普遍心理，但在等级森严的中华民族，在个体文化心理中表现尤显，程度尤深。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封建等级制度是怎样严重地毁灭着人类天性与良知，而由此滋生的虚伪与谎言是如何使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丧失殆尽，甚至于连完善自我品德之心的自爱心也无从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残忍自私的恨人之心。正如我们在本节开首所言，社会不过是由人与人组成的群体，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而真诚是维系人与人合作关系的默契与保障。当一个社会的真诚被谎言与背信弃义取代时，整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纽带也就被割裂斩断了。以是否符合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是否“增进社会，他人和自己以及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利益”来推导道德善恶，即人性善恶的话，不真诚无疑属于人性恶范畴。正如安特莱夫所言，“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鲁迅也看到了文艺对于人类心灵融通的审美力量：“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虽然他感叹“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但是基于鲁迅深刻的人道精神与道德意识，基于他对人性善恶、道德意识对社会存在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他将生命大部分精力用于国民道德的改造与完善，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2.健忘、自欺、虚荣：自尊之碍
现代伦理学以自我成就的性质为依据，将自尊分为三类：一是“物质性自尊”，即“是使自己在物质生活方面有所作为（如发财致富、健康长寿）从而赢得尊敬的自尊”；二是“社会性自尊”，即“是使自己在社会生活方面有所成就（如品德高尚、达官显贵）从而赢得尊敬的自尊”；三是“精神性自尊”，即“是使自己在精神方面有所作为（如著书立说、成名成家），从而赢得尊敬的自尊”。从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观察，在鲁迅所撰写的批判文章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所谓“自尊”心理的表现，主要属于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自尊，精神性的自尊极为少见，或简直没有。这表明中国人的自尊基本定位在中低级水准，离自尊的高级水准尚有距离。此外，鲁迅所着力批判的“自尊”心理，从伦理学范畴严格区分来看，主要是一种“外在自尊”。即与“使自己得到自己尊敬的心理和行为”的“内在自尊”相反，“外在自尊”是“使自己得到他人尊敬的心理和行为”。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认为人的自尊需要分两类：一类更多地倾向于自信、独立、自由、实力与优势的欲望，另一类则更多指向他人对自己名誉、地位、声望等的肯定和赞赏。因此，“一个人如果只求外在自尊，只求他人对自己的尊敬，而不求内在自尊，不求自己对自己的尊敬，其自尊便不再是自尊而蜕变为虚荣”。
因此，“内在自尊与外在自尊一致，是自尊之为自尊的根本条件”。鲁迅写作于1934年10月的《面子》一文，全方位地剖析了国民性中的精神核心——“面子”，即“虚荣心”问题。他认为，“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中国人“谁都要‘面子’”，但面子像是有好几种，“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面子”以人的等级、地位、身份，即穷与富、官与民、男与女来区分，可以分成好多类。即便是堂堂晚清政府也免不了要“面子”。
在外交事务上屡屡挫败，却以礼节苛求于务实的洋人，以挽回虚假的面子，自欺自慰而再欺人瞒人。孔夫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引，恶其名也”。此种道德洁癖，也即另一种“面子”。“面子”底下掩饰的是重重奴才相。“面子”问题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无论在朝在野、公卿庶民，各个阶层都不能免。“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其寡廉鲜耻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而隐含其中的恶果，则使稍有理性和责任心的现代人不能不忧心忡忡！因此，鲁迅严厉地批评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因此，鲁迅呼吁文艺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自己的创作证实着文艺的启蒙力量。在《还是一无所有》一文中，呼吁国人应该直面“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的残酷现实，“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他在去世前几天，还撰文批评中国人的“‘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的虚荣心”。他建议人们不妨去看看“辱华影片”。并且希望有人把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一书翻译出来，让中国人直面这些尖锐的夹带着鄙视的令人屈辱的批评，进而自省、分析，在此基础上“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尊。
（三）“最理想人性”：抑恶扬善的普世追求
1933年5月，鲁迅曾为曹靖华所译的苏联聂维洛夫的短篇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写“小引”。鲁迅曾写过无数篇这样的“引言”与“后记”，但这篇“格式的特别”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总共写了“关于作者的经历”、“关于作者的批评”、“关于小说的价值”、“关于译者”等四部分。前三个部分无多笔墨，只是分别引用了他本人、珂刚教授、本国评论家的现成文字，第四个部分干脆直言“不必再说”，“一点不知道”。然而他对相关评论文章的选择，无疑达到了精确的程度。第二部分所引评论尤其具有眼力：“聂维洛夫——是从日常生活而上达于人类底的东西之处的作家之一，是观察周到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生活描写者的他，在我们面前，提出生活底的，现代底的相貌来，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谓‘永久底’的性质的描写，用别的话来说，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们之前的现象和精神状态，深刻地加以照耀，使这些都显出超越了一时底，一处底界限的兴味来了。”这正是一切文学大师与文学经典的共同特征，以此来评价鲁迅的作品也恰如其分。鲁迅自己所言：“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或许碍于当时特定的阶级矛盾激化的时代原因，鲁迅作如是说，因为按我们现代读者眼光看来，鲁迅所言的“堕落”，在伦理学意义上不仅指向上流社会，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整个民族。但正是“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很被一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的原因所在。由于鲁迅作品指向更深层次的人性岩层而使其具有普世价值，被21世纪的读者广泛认同。这更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这所谓“梦想不到”，既是鲁迅本人的谦虚之词，也是他的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人类更加理性地认识了自身的善德恶行，并将抑恶扬善作为文明追求的重要目标。完善人性，首先需要寻找导致人性恶的原因。即“恶”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对此，古今中外研究者说法各异。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更多看到了人生与人性善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所带来的致命弱点。
如康德强调自然欲望作为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人性的软弱和缺点”。这“不仅指道德上的善良的欠缺，而是指在它里面存在着倾向于罪恶行为的强有力的因素和动机”。当然，他也肯定了人性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而自由的作用。而作为一个从“旧营垒”里出来的思想家，鲁迅更多地看到了封建专制文化传统对形成民族劣根性的负面影响。
“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的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将两次为异族入侵由人主沦为奴隶的惨痛史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积习和流传至今仍不思悔改的功利、滑头与“不要好”的国民劣根性揭露无遗，隐含其中的是作者的创痛与愤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