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孔子》一书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刻正是多元文化错杂，“五四”新文化与鲁迅等一批启蒙思想者备受谴责的复杂时刻。王得后在“自序”里提出了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其一，“我为什么编写这本书”？作者承认，鲁迅和孔子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但两者在文化的选择和创造的动机上有本质的区别。孔子的伟大在于“抓住了人类社会稳定的三个根本问题，即男女问题、父子问题、君臣问题”，“三纲六纪”是孔子学说安身立命的精魂，是儒家学说的根基，两千多年来成为我们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但从人本身而言，“这是为强者设计的方案，为权势者设计的方案。弱者一方是被压迫、被钳制、被束缚的一方，是被迫的人身依附，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一方”。而“五四”新文化的滥觞，根本就在于向“三纲六纪”为标志的旧文化发起挑战，还人以人的地位。“鲁迅的伟大在立人，为‘立人’掌握着人一要生存并不是苟活，二要温饱并不是奢侈，三要发展并不是放纵；在以人的每个个体生存为本位，然后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发展个性。”王得后在生存、温饱、发展这样三个关乎文化根基的大问题上，找到了鲁迅与孔子的可比性。“为了检视鲁迅和孔子这两位汉族伟大思想家的根本特质”编写了本书。作者从孔子的《论语》与《鲁迅全集》中就“生死、温饱、父子、妇女、发展”等问题逐条引文，逐项比对，逐个问题解读，指出两者在对待同一问题上的本质区别。将新旧文化相关资料“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请读者自己阅读原资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断”。作者期待中华民族，尤其期待青年朋友，将孔夫子的“三纲”和鲁迅的“三个当务之急”相比较，冷静思考：“在当今之世，什么是可以信奉的？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和成长有益、有利？”由于不是从既定的教条出发，不是从预设的结论出发，更不是从一己的好恶出发，所以本书具有客观冷静而又互动对话的特点。这样也就回答了作者自己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为什么这样编写这本书？”《鲁迅与孔子》给当今读者在文化选择理念等方面带了来富有启发性的思索。
黄健的长篇论文《论鲁迅的“立人”与新文化建设的逻辑关联》，将鲁迅“立人”思想还原到20世纪初期民族传统文化与人类现代化文明相互碰撞的历史现场，并在个人与民族痛苦而真实的历史境遇中考察鲁迅“立人”思想确立的基础。这种历史主义的思考方式在给论文观点的确立提供厚实基石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方法论方面的深刻启示。作者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批判和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思考，是建立在中华民族遭逢生存危机的历史转型期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和切身体验基础之上的，是在对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意义世界的比较中获得思想灵感的。
“人”是其中的关键词和核心内容。历时长久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最大弊端在于对人的精神的禁锢，对人的天赋权利的取消，因此，挽救民族危亡，建设新文化的根本在于把人从依附服从的奴隶地位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具体而言，它包括人的个体独立意识、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平等观念等现代内涵。黄健阐述了鲁迅人学思想的内核与动机：“鲁迅对构筑现代中国人新的意义系统（终极关怀）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的用意很明确，建设中国新文化，就必须要赋予现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神圣不可侵犯的、能够摆脱一切内外在强制性规范的束缚，具有一种不再受传统的以‘仁’为核心价值理念、以‘忠、孝、礼、义’为人生纲常的威权制约的自主力量，从而使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能够在精神的领域内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同时，也能够由此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思想领地和精神信仰，以获得充实的内心体验，达到‘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巅，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的理想人生境界。在鲁迅看来，这种理想人生的境界，乃是人反抗世俗，反抗一切内外在必然性束缚的结果。它促使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走向精神彼岸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可以获得来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源源不断的信念和力量的支持。”在此基础上，黄健进一步阐明了鲁迅人学思想的社会实践与具体途径，也即鲁迅始终坚持不懈的文化批评与人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目标，鲁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在旧文明中寻找人的异化根源，进行积极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另一方面关注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的建设，力图通过宗教、艺术（美育）、道德多种途径，促成中国人构建一个新的“精神的意义世界”。“鲁迅的文化主张给人带来的启示是非常深刻的，即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能只仅仅停留在何为体、何为用、何为道、何为器等技术层面上的探讨，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建构一种超越传统和近代西方文化局限，与整个现代化进程相吻合，并富有本民族文化特质的新的文化理想及其价值观，以及在‘立人’的思想层面上如何建立与这种文化理想相一致的新型人格（现代独立人格）。”论者以澄澈清朗的学术沉思，掀去虚掩在新旧文化和“立人”主张之间的层层遮蔽，严谨绵密地勾勒出鲁迅“立人”思想与新文化建设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凸显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独特贡献。论文境界阔大，行文劲健，读之使人豁然开朗。
综上所述，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鲁迅学术领域的一个新的生长点，鲁迅人学思想研究成果喜人。这意味着研究者已经突破了狭窄短浅的政治功利性层面，进入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它延伸了鲁迅思想的历史纵深度，并使之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可以预见，随着研究的深入，鲁迅人学思想必将在中国人的现代化文明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过去、现在、未来”维度的意义阐释
现代阐释学将文学阐释建立在人的生存的基点上，把文学阐释看作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与展开，把理解作为人的存在的构成因素，而不是仅仅将它作为一种学科理论或解释者个人的一种文学能力。此外，认为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不是单纯还原到文本创作的历史现场去求索原意，更不是主体对客体的任意阐释，而是始终把文本置于多种时间维度展开阐释，以求得到不同的意义观照。陈漱渝《鲁迅的多重意义》一文，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阐释了鲁迅经典的“认识”、“现实”与“普适”等多重意义，给我们带来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认识意义”主要就鲁迅经典本身具有的历史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价值而言。作者将此置于三个不同的历史层面中展开论述：一是鲁迅所揭示的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的封建宗法制社会性质，以及基于对民族历史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使命意识。这里揭示的是文化与人以及现代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问题。二是鲁迅反映了中国沦为外来入侵者殖民地之后的民族屈辱史。三是鲁迅勾勒了一幅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史。作者由此得出结论：“鲁迅作品就是一部‘民国的建国史’，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如此，鲁迅作品还对中国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作出了科学的预言。”就广泛再现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而言，鲁迅之于中国正如巴尔扎克之于法国，歌德之于德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陈漱渝在凝练的文字里，既概括了长达千年的民族历史，揭示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政治与人的关系，同时还隐含着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框架。
“现实意义”即指鲁迅经典的当代性而言。虽然，“鲁迅作品是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反映，而不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当代意义已经荡然无存。鲁迅作品是否具有当代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鲁迅所抨击的时弊是否已经消除，而不是说他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唯一正确、不可移易的真理”。文章注重问题意识，突出当代意义，把“科学发展观”理论与鲁迅关于人的合理生存思想相结合，着重指出了当下中国人生存所面临的由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失调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富悬殊等多种现实问题，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探索了鲁迅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文章还通过挖掘新的史料，高度评价了鲁迅经典在预测历史发展与回应现实问题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积极意义。
“普适意义”主要是指鲁迅经典中所包含的“符合人的行为的正当要求，符合人性的普遍需求和合理的伦理规则”，代表了“那种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都有理由视为有价值的观念，就是那种能超越价值多元和目标冲突的观念”。陈漱渝提取了鲁迅作品中的诸如“路”的意象，“诚”与“爱”的观念及“生命意识”等相关内容，并解释了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路”的意象是鲁迅“韧”性精神的象征，证明“鲁迅的伟大跟他作品的生命力”之间的关系。“诚”作为伦理学范畴的研究对象，是现代社会人际交往重要的道德基础，也是当代经济社会契约的签订和执行的道德前提与道德保障。只有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人与人关系，才会产生“爱”，有了“爱”才会充满强烈的生命意识。陈漱渝一方面强调了鲁迅“爱”与“生命意识”在当今社会与人的生活中的普适意义，同时，又将其与东方圣人提倡的“等差之爱”和西方圣人提倡的“人类之爱”相区别开来。在突出鲁迅的仁爱之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当代意义时，又强调了他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在实质上的不同，阐述了仁爱与斗争、革命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鲜明地突出了鲁迅思想的自身特点。“普适意义”在时间向度上更集中地体现出不受具体历史阶段限制的纵深度和超越性。
《鲁迅的多重意义》在“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维度中展开富有张力的论述，三者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与辩证循环。即：历史孕育文化与人，人性弱点形成社会时弊，人性解放、德性向善、合理生存成为人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实践自我、超越自我的历史要求，并最终奔向人的自由之境。正是在人类追求自由发展的文明进程中，体现出鲁迅经典的多重意义。“普适意义”在时间向度上更集中地体现出鲁迅经典具有的历史纵深度和时代超越性。“多重意义”观点的提出，既顺应了“新意识形态”时代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增强民族优秀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对话力量，富有学术创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