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鲁迅的时候，郁达夫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一个正在走向进步的文明社会，必然十分珍惜来自思想精英的文化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承担着培养公民素养的历史重任，并由此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文明力量。在这个基点上，对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进行“人”与“神”、“英雄”与“平民”关系的准确定位和科学评价，必将有助于鲁迅文化遗产作为东方人的心灵史和精神传统在价值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
（三）鲁迅精神催生21世纪文学英雄时代到来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史实雄辩地证明，文学“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文学与人生的孪生关系决定了21世纪文学英雄时代的必将到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告别”旧的意识形态时代后，中国人在饱经了“文革”惨剧之后的70年代末，也深恶痛绝地告别了这个作为僵化符号的政治术语。80年代中后期，文学在摆脱了政治的依附地位与束缚之后，迎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新潮和貌似繁荣的创作景观。一些看似新颖的文学观点不断迭现，“形式消灭内容，实现文本的自给自足”；怀着回归文学本身的良好愿望或是一种莫名的创作冲动，深入人的“潜意识”深层，描述人的“白日梦”或下意识支配下的本能欲求……诸多现象构成一幅杂色斑驳、支离破碎的文学图景。但“企图回避意识形态重负，回避社会历史关注，在当代中国文坛，只是一些批评家与空头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作家没有这样做，作家无法不直面人生”。滞后的理论不能给创作以科学的批评促生其健康成长。在一些清醒的理论家看来，“回归意识形态”成为框架林林总总的创作现象的必然趋势。他们预言：“中国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宿命地不能不与意识形态打交道”，告别了旧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将迎来“荷载着巨大历史——社会内涵的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新意识形态批评”。它张开双臂，“迎接文学的英雄时代的到来”。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曲折，穿透了迷雾，承受着沉重的人生压力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选择，也是文学与人生不可分离的历史宿命。鲁迅是20世纪“五四”新文学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中国文学的英雄俊杰，他的光辉将照亮中国当代文学的前进方向，并以其思想滋养和精神力量催生中国21世纪文学英雄的出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雄辩地证明了鲁迅作为“英雄”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超越时空的永恒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坚持对鲁迅作为“思想界英雄”的评价，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建设进而推动民族历史的前行，都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三节 《阿Q正传》：对鲁迅时代性与经典性的认识聚焦
一、置于文学“时代性”理论平台的问题审视
据相关史料记载，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一直是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材的主要篇目。2000年与2001年的人教版高中语文将《阿Q正传》由节选改为全文选录。为了配合《阿Q正传》的教学，增加读者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认识，《语文读本》第五册还以一个单元的形式，选录了鲁迅的《<；呐喊>；自序》《<；阿Q正传>；的成因》《示众》《鲁迅警世名言录》以及林非的《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发掘》等相关评论共计14篇。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以来，以如此规模和编写体例推介《阿Q正传》尚属首例，从中反映出帮助青年学生了解并反省中国的人生世态和文化心理，增强现代意识的编者意图。21世纪以来，随着以人文教育为鲜明特征的语文课程改革逐渐走向深入，鲁迅教材篇目的选录和数量却发生着与之相反的变化。从我们所能见到的国内高中语文教材来看，选录《阿Q正传》的语文版本为数甚少，而2007年的北京九县区高中语文教材大换血，“《雪山飞狐》顶替《阿Q正传》”、“金庸PK鲁迅”的新闻报道，更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风波渐趋平息的今天，对于《阿Q正传》的阅读意义以及在语文教材中的地位，我们应该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将其置于文学“时代性”的理论平台进行学理辨析，以期求得科学结论。
（一）《阿Q正传》：“断代史记”还是“民族典籍”？
什么是文学的“时代性”？以不甚严谨的语言表述，所谓“时代性”是一个时间性名词，它是指有前后时间限制的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文学的“时代性”意味着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决定的文学的担当和使命。文学当然要顺应潮流，及时地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现实，并在这些瞬息变化的客观现象中敏锐地捕捉最动人的形象和图景，本质地反映现实并预言未来的发展趋势，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如巴尔扎克都以能成为时代的“书记员”而感到自豪。就具体时代而言，《阿Q正传》反映的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特定时代的中国农村的生活现实。这个时代不仅距今遥远，而且在小说发表不过11年的1928年，即“革命文学”论争之始，激进的“创造社”、“太阳社”等革命作家，就预言鲁迅已经过时，阿Q已经死去：“根据文艺思潮的变迁的形势去看，阿Q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到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其推测的依据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农民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是对政治斗争的认识上，已经完全不同甚至于超越阿Q时代了。因此，“事实已经很明显地放在眼前，我们能不能说阿Q的时代是万古常新呢？我们愿意和坚决地说，《阿Q正传》着实有它的好处，有它本身的地位，然而它没有代表现代的可能，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由此可见，单从作品内容反映的具体时代角度来评价作品，或者作家仅仅趋从于时代潮流进行创作，最终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从本质意义而言，所谓文艺的时代性，意味着重点反映特定时代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精神和存在状态。文学正是在反映人的实践活动和精神世界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特征，对《阿Q正传》的价值也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之上。
（二）“武侠小说”：“传统载体”还是“时代先锋”？
如果仅从“时代性”的时间角度来衡量的话，与鲁迅在“五四”时期通过吸收西方文学的现代样式，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与生存状态的现代文学完全不同，武侠小说当属地道的传统文学。据相关资料，“侠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到元明时期文人创作“拟话本”，才出现了武侠小说的雏形。
冷战结束后，古龙等人将电影蒙太奇手法引入小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金庸这样的集大成者。武侠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不出江湖世界、游侠精神等传统文化。金庸的出现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奇峰突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至于评价，则各执己见，见仁见智。“五四”激进的新文学家认为，武侠小说这样落后的东西早就应该“扫荡掉”。但也有观点认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入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殿堂。这是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武侠小说毕竟只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消遣品，一种云山雾罩，天马行空，主观随意的通俗读物，一种旧文化的载体，又何必那么费尽了口舌和笔墨去给它戴上那么多的又高又大的帽子呢？硬要这样戴高帽子，真是我们的文学史论研究和高等文学教育的悲哀！……硬要把一种没有前途、没有生命活力的武侠小说叫做什么‘文学革命’，那就意味着，这种‘革命’要么就是假的，要么就是夭折了、流产了，而那用来加冕的桂冠，则注定是纸糊的，不值钱的，因而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由金庸现象所引发的激烈论争，是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不同观念之间的猛烈碰撞，反映出在宽松的人文环境里文学多元观点的表达自由，与之前的意识形态一元化时代相比，我们理应感到欣慰，因为这必将有助于文学的多元持续发展。但是，武侠小说本身所特有的传统文学形式与承载的民间文化内容，决定了即使有新的改良和变异，也终究很难跳脱固有的传统框架。金庸封笔后20多年来武侠小说由盛而衰的创作状况，无法令人对此抱乐观态度。至于随着时代变化它是否能一如既往地拥有众多读者，也仍是一个未知之谜。《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上当然应该跟随时代发展趋新求异，但对文学“时代性”与“经典性”的理解，则应该持有一种超越浅表层次的理性认识。
二、经典解读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及其价值取向
（一）《阿Q正传》
1.“补史”：“史官文化”土壤与民族小说功能
从文学传统的角度来概括论定，我们会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而非散文或戏曲的。尽管后来的散文发展也非常繁荣，戏曲也在某个时期出现了高峰。但我们会说中国更非小说的国度，这原因就在于，作为一个史学十分发达的国度，历史典籍被统治阶级抬高到了“经”的高度，史诗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达。在文化的分类等级上，汉朝的班固将小说划为“可观者九家”之外的第十家。以至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也绝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却被挤在文苑之外，崇实重史的观念钳制着小说艺术的发展，对小说家的评价也以司马迁等史学家为标准衡量。因此，当有关史家在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时，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小说“不得不从历史著作中搜寻材料，要透过历史学家们的眼睛来看小说”。并且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小说观念一直笼罩在史学观念的阴影之下，没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并形成独立的理论品格。比如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畸形发达，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一类问题的长期争论，小说功能论中强调教化、补史之类的偏颇等，都是在史学观念作用下产生的。”小说用以辅助补史达到教化的目的，并因此而提高小说的地位，获得发展空间，这种观念不仅影响创作领域，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读者的小说阅读文化心理。在《阿Q正传》阐释史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受民族文化牵制的心理定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