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敲磬雨声外，危坐诵经云气中。
禅榻茶烟成风世，天鸡海日又春风。
回头却忆十年梦，梦与山东李白同。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称赞其诗曰：“轻清爽利，律体以散为偶，于排比中见游行自在，靳响相同。”由此可见，浙西的诗歌（文学）创作偏“柔婉”的审美风格特点。
从历史传承上来说，浙西区域的江南文化性格是偏“柔性”的，并对该区域作家“柔婉”的艺术风格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中国新文学而言，确切地说，以浙西区域为代表的现代江南作家及其创作，承接历史传承而来的古典神韵和遗风，往往是以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的艺术方式，展现出了蛰伏在现代人心灵深处的那种诗性本体，那种柔美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把青春的苦闷和对理想的企盼、对生命意义的追寻，紧紧地糅合在一起，既与中国古典美学所致力追求的和谐美理想相契合，又与五四新文化所提出的时代审美诉求相对应，从而能够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审美理想，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发展作出独特的历史贡献。
“柔”是主体的一种形态、方式、特征、风格的显现。“柔”的审美特性是“嫩、柔、软、温和”与“安抚、怀柔”的风格特征。主体的柔性特征十分突出，多表现为主体的诗意性、亲和性、怀柔性的认知与把握特点，艺术审美也多偏重于表现性、抒情性、写意性，多注重艺术的柔性元素和柔性表述。可以说，关于江南的认知、感悟和想象，总是能够轻易地触动人们内心最柔美、最敏感、最细腻，同时也是最脆弱的神经——“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白居易），“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江南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三吴都会、自古繁华的钱塘、苏州精美绝伦的私家园林、姑苏城外的寒山钟声、小桥流水的运河人家，以及二十四桥的明月、朱雀桥边的野草、乌衣巷的夕阳……无一不烙着“柔美”、“柔情”、“柔婉”特征的江南审美映象和人文情怀，让人产生柔情无限、意境深幽的诗性遐思。
由此，任何一个阅读过现代浙西区域江南作家、作品的人，都不会不对其“柔婉”艺术风格留下深刻印象：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热情、细腻、善感、矜持、矛盾、彷徨而又不甘沉沦，充分展现出时代进程在现代女性的心灵所留下的鲜明印痕；郁达夫的放浪形骸、浪漫抒情、自然率真，所塑造的“零余者”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叙传”，还与所遭遇的时代苦痛息息相关，表现出历史前进的曲折性和艰难性的思想特点；徐志摩的新诗创作，透露出江南才子之气，潇洒飘逸、秀丽缠绵的诗风，成功地用白话提升了现代新诗可与古典诗词意境相媲美的审美境界；戴望舒的诗歌善于用现代的语言，抒发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借用古典诗词的唯美映象与感伤意境，将一个“彳亍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又不甘自我堕落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而又敏感的心灵，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突显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丰子恺的散文极具禅意，处处透露出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其艺术表述如说家常般地娓娓道来，平静如水，透过那“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文字表述，其背后不也深藏着一种柔美、柔和、柔婉的智者情怀么？
浙西区域江南文化性格的柔性特征，不只是表现出它在与北方中心文化相对应中，总是处于相对的弱势和边缘有关，也不只是和它善于在春花秋月中品味、玩弄香消玉殒的物哀，与渲染、感怀男欢女爱的情殇有关。浙西区域江南文化对浙西作家的影响，除了它那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的因素作为母文化的基因成分，已深深地融化在他们的精神血肉之中，孕育了他们一种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形成了他们认识世界、表现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也是极具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创作总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的最感性、最唯美，也是最柔情的一面。同时，浙西区域江南之富庶、江南之风情，江南之自然与人文景观，以及那种独特的柔美飘逸、柔情细腻而又略带颓废放浪，且又是抒情浪漫的江南气质和审美情怀，都对生活在华夏文化圈内的人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心理召唤和审美诱惑，使之萌发出一种置身于人间凡尘，又企盼超越世俗樊篱之束缚的生命感怀。正是这样，浙西区域江南文化、文学、艺术，就往往是以它特有的“柔婉”美学风格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尤其是与北方文化、文学、艺术的那种以“伦理-叙事”为特征的审美品格，形成一种鲜明的对应性与互补性的审美存在。
浙西区域江南文化的“柔性”特征，在浙西区域现代作家身上，也表现得比较突出。茅盾、郁达夫、倪贻德、徐志摩、戴望舒、丰子恺、林徽因等人的创作，都以各自独特的审美感悟和艺术传达，使浙西区域江南文化的柔美、柔婉、精致、典雅的美学风格，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
茅盾虽然善于以宏大而严谨的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来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用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个性鲜明、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但从美学风格上来说，他的创作仍然是深深地浸染着江南气质的，具有柔婉的美学风格特点。
最突出的是他笔下的那群时代女性，更为形象、生动，更少有概念化的痕迹，也更具精细、深婉和柔美的艺术匠心。从处女作《蚀》开始，无论是居住在浙西江南小镇的小家碧玉，还是来到上海殖民地大都会的交际花，无论是初涉人世的女学生、青春少女，还是半老徐娘的孤孀、家庭主妇，在他的笔下都是那么鲜活。静女士、方太太、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虽分属不同性格类型，但是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气质：敏感、精细、纤柔、多情。像《蚀》中的章秋柳，时代女性的那种“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是深藏在其背后的则是那种女性特有的矜持、脆弱和敏感的柔性气质，而不是所谓的“在精神实质与民族资本家的男‘英雄’们是相通的”性格特点。
每一次寻欢纵欲之后，她尽情宣泄之后的负疚、懊恼、自责的心理表现，所传达出来的是那群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而觉醒了的时代女性所特有的忧郁、忧伤、柔弱、彷徨，苦于找不到出路，又不甘自我沉沦的矛盾心理，显示出社会重压之下的时代女性独特的心路历程。
又如，刊登于1928年4月《东方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创造》，茅盾也是十分细腻地刻画出一位时代女性，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思想变迁过程。尽管小说女主人公娴娴是一位堪称“刚毅型”的时代女性，但对这一时代女性总体形象特征的刻画，则是以柔性的艺术手法来描绘的，使之具有鲜明的“柔婉”艺术风格特征：娴娴又软声地笑起来了。她的颊上泛出淡淡的红晕，她的半闭的眼皮边的淡而细，妩媚含嗔的笑纹，就如摄魂的符箓，她的肉感的热力简直要使君实软化。呵，魅人的怪东西！
近代主义的象征！即使是君实，也不免摇摇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离开这个娇冶的诱惑，经验又告诉他这是娴娴躲避他的唠叨的惯技。要这样容易的就蒙过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喷红的嫩颊上印了个吻，就镇定地说……
可以说，没有一种擅长于对时代女性独特气质的心理对应和阴柔之美的艺术描绘及传达技巧，是很难将时代女性那敏感、矜持、柔美而又新潮、时尚的性格心理特征刻画得如此细致入微的。茅盾的这种风格，与他长期受江南纤细、婉约和柔美的文化审美之风的孕育有密切关系。吴组湘曾指出茅盾的艺术风格是善于用“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方法，其特点是“眼睛里含着仁慈的柔软的光”，“一点似有若无的笑”，给人以温柔温馨的艺术审美感受。可见，茅盾的艺术风格总体上是偏“柔婉”特质的。
郁达夫的创作与茅盾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在“柔婉”美学风格方面，二人却有着共同的一面。这位从美丽的富春江走出来的诗人、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自我抒情”的世界，使之具有浙西区域江南文化特有的柔婉之情。他曾这样描绘自己的家乡：
在一天清和首夏的晚上，那钱塘江上的小县城，同欧洲中世纪各封建诸侯的城堡一样，带着了银灰的白色，躺在流霜似的月华影里。涌了半弓明月，浮着万迭银波，不声不响，在浓淡相间的两岸山中，往东流去，是东汉逸民垂钓的地方。披了一层薄雾，半含半吐，好像华清池里试浴的宫人，在烟月中间浮动的，是宋季遗民痛哭的台榭。
如此精致的艺术描绘，将富春江畔的家乡展现得如诗一般凄美而柔婉。在五四高潮之际，郁达夫以其特有的艺术敏感，用细腻、柔婉而抒情的笔触，描绘出了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知识分子不放弃五四理想，却又与历史主流暂时脱节所产生的心理失落感，从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郁达夫是最早将艺术视角对准自我，对准心理世界，把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与自我形象融为一体的作家。他改变了五四高潮时期“社会问题”小说创作那种单纯地从社会现实外部取材而加以艺术再现的创作方式，而是注重强调展示人的内心世界，传达在历史变革时期，人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变化。在郁达夫看来，小说不是客观反映的再现对象，而是主观情绪的表现对象，是“认识的要素F”与“情绪的要素f”的相加，用来“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因此，在郁达夫的小说理念中，小说就是作家的“自叙传”，其特点是以“自我抒情”为中心，首创了新文学以表现心理情绪、抒发心理情感、展示心理世界的“自我抒情体”（亦称“诗化体”）的小说创作模式，凸现了小说“柔性”抒情的艺术元素，使“自我抒情体”小说能够以“诗情画意”的意境来展示自我心境，抒发情感，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
在“自我抒情体”小说创作中，郁达夫对小说意象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营构，十分娴熟地营造了小说“柔婉”的审美意境。如在小说《秋河》中对“水”的意象营构，其意境则是对“月光”般的人生柔情的渲染和抒发，从中展现生命的感怀。他的自叙性散文《水样的春愁》在叙说自己情窦初开的情形时，也是构筑了水、月光这样一些阴性的柔婉意境：
月光如潮水似地浸满了这座朝南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就把头朝了转来。我在月光里看见她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黑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么也熬不住了，顺势就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两人的中间，她也不发一语，我也并无一言，她是扭转了身坐着，我是向她立着的。她只微笑着看看我看看月亮，我也只微笑着看看她看看中庭的空处，虽然此外的动作，轻薄的邪念，明显的表示，一点儿也没有，但不晓怎样一股满足、深沉、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
两人这样的在月光里沉默着相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她轻轻地开始说话了：
“今晚你在喝酒？”
“是的，是在学堂里喝的。”
……我就匆匆告辞出来。在柳树影里披了月光走回家来，我一边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沉醉似的恍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儿又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
人们常常形容月光如水、如诗，郁达夫就是这样细腻而真切地以水、月光的感性叙述，诗化的意境，为人们展现出了一个美丽、柔婉的心灵世界。
又如，在小说《沉沦》里，郁达夫在描写“我”在大自然里的心理感觉时这样写道：
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地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 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