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人”的主题路径，“两浙”作家从分析社会现实的异化现象入手，首先注意到了现实异化给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譬如，贫富对立问题、封建礼教迫害问题、婚姻爱情问题，以至先觉者与众多不觉悟者的悲剧冲突问题。尤其是注意到了“两浙”区域自身的现实及其人的异化现象，并由此延伸与深化到对整个国家在历史变革思路上。像鲁迅的小说创作就直接取材于其家乡绍兴的人与事，其他“两浙”作家也是一样，注重反映整个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即便是在创作倾向上偏重于浪漫抒情风格的“两浙”作家（如郁达夫），也比较注重以自我长期受到压迫而寻求“个性解放”的方式，从中表现“人”的主题思想。像郁达夫的“自我抒情”，即便是充满个体孤独的心理悒郁情感，充满时代的伤感情调，也没有完全陷于消沉、颓废、颓唐的沉沦泥潭。
正如他在《零余者》的结局里所描写的那样，坐在人力车上，心里还在不断地叫着：“前进！前进！像这样的前进罢，不要休止，不要停下来！”不同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那种最后结局的茫然与迷失。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集中地反映出了“两浙”作家对整个社会人生的一种心理彻悟的认知，即个人被歧视、压迫，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伤感、孤独和寂寞的心理情绪，其中所折射的是时代主题。因此，这种个体感伤的时代主题，在思想认知层面上，就最大限度地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延伸到社会对人的漠视和压迫的思考层面上，进而使以浪漫主义抒情为主导的“自叙传体”创作，也具有理性反思现实、历史的批判因素，强烈地传达出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乃至整个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时代诉求。可以说，这也正是从进化论价值取向角度，摄取历史、现实镜像，反映专制主义压迫下的人，在新时代、新思想的感召下，开启了由愚昧走向文明，落后走向先进，封闭走向开放，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进程。
沿着“人”的主题路径出发，“两浙”作家着重对自身成长的区域社会、地域文化，作了认真的审视和艺术再现。在鲁迅的乡土题材创作启示下，来自浙东区域的作家，在描写记忆中的故乡情形时，虽然也十分注重故乡的地方风物、风俗人情的描绘，但这似乎并不是他们所要表现的中心。
“两浙”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所展现的依然不是故乡的阳光灿烂，而是社会现实异化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封闭、落后现状。这里有对金钱关系深入农村后的人际关系变异过程的描绘（王鲁彦《黄金》）；有通过“名誉”与“金钱”之争，透露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对农民心理、道德观念的深入影响的反映（许杰《赌徒吉顺》）；有对乡村社会贫苦农妇受尽侮辱、歧视，在旧礼教的压迫下被精神毒害而变得愚昧、麻木、无知的刻画（许钦文《鼻涕阿二》）；还有立足于故乡坚实生活的土地，理性地摄取和思考浙东乡村社会的不幸的人和不幸的人生，意在唤醒“破屋下凄苦”的人的灵魂，再现时代壮潮冲击下颓败、骚动的乡村现实（巴人《殉》、《破屋》）。
在浙东作家的笔下，这些都是社会现实对人异化的结果，表明现实异化不仅仅存在于新崛起的都市，更重要的是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农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人的主题路径出发，落实“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最艰难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众多的不觉悟的乡土中国人，从愚昧、无知的精神状态清醒和觉悟起来，进而成为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的生力军。诚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生活富有地方性”，它“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
只有用现代意识消除传统的、保守的意识，消除生活的隔离、隔阂，使之走向开放，才能使他们成为推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力量。浙东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是以强烈的现实感，真切、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乡村在“新”“旧”转换之际的社会现实面貌，反映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被压迫、被毒害的真实情景。
像许杰的乡土小说创作，就十分注重关注乡村社会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努力地揭示出乡村社会中那些“无可挣扎的灰色的人生”图景。他的《惨雾》就以一场在乡村常见的“械斗”描写，揭示出了传统的乡村陋习给人带来伤害和灾难的弊端。为了争夺始丰溪畔一块沙渚的开垦权，毗邻的玉湖、环溪的两个村庄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原始械斗。小说以新媳妇香桂从环溪村回门玉湖村为叙事开端，在香桂始终处于对环溪村中的丈夫牵挂和对玉湖村的亲人担忧中，展现械斗的残酷和悲伤。
在小说中，作者既展示了一种紧张压抑的心情和氛围，又揭示出了乡村陋习的原始和野蛮。香桂最后亲眼目睹丈夫和弟弟在残酷的械斗中死去的场景，就是一副被血渗透的惨雾图景，它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使人认识到中国乡村宗法社会的原始蛮性及其所产生的原始陋习，此乃落实“人”的主题的关键。让众多的不觉悟者觉醒和觉悟起来，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应是新文学最重要的任务。所以，茅盾曾高度地评价许杰的这篇小说，认为“许杰的悲剧《惨雾》内却是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是那时的一篇杰出的作品……全篇的气魄是雄壮的”。
还有巴人笔下的阿Q家族系列形象的塑造，也深刻地揭示出了广泛存在于中国乡村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不觉悟精神状态。
他笔下的“光棍党”就是一群阿Q式的愚昧、无知、落后的乡民。小说《顺民》中的老狗因犯病而染上了抽大烟的瘾，使本来就穷苦的生活更加悲惨不堪，老婆和孩子相继死去，家中只剩一杆烟枪，陪伴着风烛残年的老狗。为服从“王命”，他下了戒烟的决心，最终却充当了地方官吏“禁烟”的政绩，被拉出去枪毙了。
巴人对老狗凄惨命运的揭示，并不仅仅是寄托自己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重在抨击乡村社会的麻木灵魂：面对困苦不堪的生活，老狗还对造成他不幸生活的缔造者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信仰”是：为人在世，最要紧的就是守“王法”，人可以打老婆、孩子，作践自己，但不能违反“王法”。他也早听说过，朝代改了，皇帝不再坐龙廷了，但这毫不动摇他一心“服从王法”的信念。
染上抽大烟的毛病，他认为“是老天爷安排下的命”。民国治世要求剪辫子，这“王法”老狗是顺从的，且觉得“剪鞭子倒也干净，咱们种田的就是盘着辫子上山下田的”。他对“禁烟”的认同，也不是出于他对大烟带来的恶果的深刻认识，而因为那是“王法”，县老爷要下乡查办的，因此下决心“戒烟”，为表明决心，他还拔了那绿叶丛丛的罂粟，期待以自己的忠诚换取县老爷的赦免。
当他拿着一把罂粟杆，在走向祠堂的路上，心中好像怀着异样的快乐，是“一种获得神明的嘉许的改悔者的快乐”，可是，在官吏陈知事把他充作“禁烟”惩戒的对象时，他只是悲哀自己竟然成了犯“王法”的罪人，却以坐牢可以强制自己改变坏习惯来宽慰。最后，求生的欲望竟然使他有了逃生的勇气，却不幸被抓回，在死前他忏悔的是自己是犯了“法”，请求县老爷办了他，以弥补自己犯“王法”的过错。
在老狗性格的刻画上，巴人着力突出其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愚昧的精神面貌，甚至连“生存”的欲望都屈服于礼教文化。在《河豚子》中，巴人讲述的则是灾荒中农民的可悲命运。小说在父亲“真是求死也不得吗？”的哀叹中结束，留给读者的是农民求死不能的凄惨境况。当然，在展示浙东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中，巴人也并没有一味地叙写故乡人在物质上的苦难和不幸，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他们心灵深处，诉说他们精神上的悲苦。如小说《殉》中的三田虮，他最深最痛的苦楚不在于物质生活贫乏，而是被人漠视、冷淡的精神疾苦。在近四十年的生活中，他受够了生活的教训，乐于把自己幽闭在孤独的世界里，只有一片竹山终古常青，时时充实他空虚的心。
然而，这足以维系他生活和生命期待的竹山却毁于一场大雪，心灵寄托的失落终于促使他走上了绝路。当村民正在讨论这场灾难的原因时，三田虮却在竹枝上高悬已有三天了。在冷静的叙事中，巴人浓笔渲染三田虮对竹山的病态的爱恋，如同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者越是写三田虮对竹林的爱，越是写他在竹林中方能得到自由快乐，就越照出他在人世间的可悲可怜。”
巴人小说主题的深刻在于：在封建伦理和宗法秩序的长期淫威下，乡间的农民已经麻木到不以苦为苦，对别人的痛苦也只是抱以隔膜、冷漠，甚至残忍，从而失去了人所应有的价值尊严。巴人对浙东乡村畸零者孤寂的心灵的刻画，延伸了他展示农民悲惨人生的视角，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控诉社会对他们心灵的挤压，贫困的生活使乡村淳朴人情正逐渐失却，却增添了人世间的炎凉和黑暗。巴人小说的这一主题，来自于“两浙”作家对五四新人文理念和理性精神的深刻而独到的认同和理解。
在具体叙述中，他不仅直书“破屋下”人们绝望的挣扎，还善于通过平凡生活中农民的内心体验来控诉封建文化对他们精神上的重压。巴人以细致缜密的文笔写浙东农民的苦难生活，深深地饱含了他对艰苦求生的农民的人道主义同情，对炎凉冷漠世态的愤懑，对乡村黑暗世俗环境的严厉抨击，从而凸现出“人”的主题的崇高性。
应该说，“两浙”作家对中国乡村现实异化和人的异化主题的提炼，显现出了鲁迅所强调的“显示灵魂的深”的现实主义主题价值与意义。
“两浙”作家从进化论价值取向，设定“人”的主题路径，凸现了“两浙”作家所特有的新人文理性精神特色。它促使“两浙”作家能够更加清醒和深刻地审视在时代动荡中，以浙东乡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的现实人生，能够以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展开对乡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中国的深邃思考，从而揭示出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必然性。由此，“两浙”作家的创作，在展现“人”的主题路径中也就鲜明地呈现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主体忧患意识。其精神价值总的指向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人生的关注，揭示国民的思想状况、生存境遇，心理性格，以唤起他们对“人性解放”、“个性解放”，乃至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思想觉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进而推动整个民族的现代化，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由乡土中国向现代开放中国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以鲁迅为代表的“两浙”作家设定“人”的主题路径，对新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五四大变革、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全民族都在对“人”的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人们普遍期待能够在新文学创作当中看到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人自身的问题，以有助于他们对社会、对时代、对自身的思考。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思想性要求、对主题的尖锐性要求，往往胜过对艺术性的要求。所以，新文学初期的创作虽然在艺术上往往显得比较幼稚，但在思想内涵上、在审美观念上，则与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相互吻合的。像在初期的白话诗的创作当中，刘大白的《田主来》、《卖布谣》等，也揭示出了贫富对立，以及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黑暗现象，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幼稚的、平白浅显的，但诗的魅力并不在艺术表现上，而是在揭示社会现实异化当中，那种人们普遍熟悉的情景，特别是诗人从中流露出来的暴露社会现实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情感。这使白话新诗在表现启蒙思想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新文学之初的“两浙”作家的小说创作也是如此，茅盾在《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枛序》当中所提到的“两浙”作家，如许杰、王以仁、巴人等人，就提出了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人”，尤其是下层社会人民的“人”的地位问题。如茅盾指出的那样，许杰是“以憎恶的然而同情的心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王以仁展现了“都市的流浪者声诉他‘孤雁’似的悲哀”，巴人（王任叔）则是展现那些在社会底层艰难活着的“盲目挣扎者的后半世的下场”，而这些为生活所迫的人，早已失去了“人”的价值尊严，“已经没有悲哀，他有的是冷笑”，“他毫无所得，只留下个本性的倔强。少年的梦已经过去了，他变成了一个‘闲汉’。他不再想和‘生定’的‘命’挣扎了”。
这些问题看似微小，但却是当时人们所密切关注的。在思想文化启蒙时代，任何为人们所关注、所关心的“人”的主题，都将被纳入文学表现的范畴。它使新文学在对应人们心灵中，努力地揭示现实中人的异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