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史的意义而言，“两浙”留学生群体的形成，特别是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两浙”作家群体的出现，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所作出的创造性对应，向现代中国，同时也向整个世界，展现出了现代浙江人敢为天下先，充当社会转型的改革先锋，主动出击，接受挑战，深刻反省与追求光明的精神状态。正如公猛在《浙江潮》中所宣示的那样：“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合，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
海外留学经历，让“两浙”作家大开眼界，使他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中西文化对应所激荡出来的精神特质和由文化异同所带来的新的心理感受，从而使自身能够以独有的文学感应和博大的文化胸襟，对异域文化产生独特的反应。像鲁迅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就代表了“两浙”学人（作家），乃至整个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近代西方的科学、文化、哲学、文学思潮的完整理解。在文学方面，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翻译、编撰《异域小说集》，办《新生》杂志，向国人大力介绍异域文化、文学，也都充分地显示出了“两浙”作家对于近代西方文化、文学的独特理解。例如，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文学的独特观感和摄取，郁达夫对日本“私小说”的独特认识和精细体味，都是非常典型的个案。
还有在欧美留学的“两浙”作家，也是如此，像徐志摩对“康桥”（剑桥）的深情厚谊，林徽因对欧美诗歌、戏剧的偏爱，都绝非矫情之作，而是对异域文化特质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深刻的体验。这些现象都说明，在近现代特定的历史文化变迁语境中，“两浙”作家率先完成了审美意识的现代转换。因此，考察“两浙”作家的留学史，我们会发现，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而言，从“两浙”留学生群体中诞生的“文学浙军”，乃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支文学新军。这支作家队伍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像鲁迅、茅盾这样学贯中西的文学巨擘，以及像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艾青等一大批具有留学经历的杰出作家的出现和他们所发挥出来的独特作用，可以说，基本上主导着（至少是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使中国文学加快了与世界文学对接的步伐。这群留学“海归”的“两浙”作家群体，由于有着深刻的异域文化体验和生活感受，以及主动地接受世界文学主流和新潮的心理体验，便与以往的作家有着不同的文学抱负。
他们能够做到迎接新潮，融通中西，与时俱进，进而为整个中国的发展制定一条“外之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血脉”的文化、文学发展策略。
在这当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就是“两浙”作家新思维、新文化观念的形成，尤其是在这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新的文化价值观。“两浙”作家正是以这种新思维、新观念和新思想，与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产生了独特的对应，并对传统的文化因子和元素，做了大量创造性的转化工作。
在近现代留学日本的“两浙”作家当中，“周氏兄弟”是最突出的两位。鲁迅在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之后，开始选择文学的方式来做启迪国民心智的工作。虽然当时留日的学生学习“文学和美术”的人较少，但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将所创办的杂志取名为《新生》，其内在含义自是不言而喻。尔后，鲁迅与周作人又将目光投向“域外”，开始编辑出版《域外小说集》，试图从“域外”、“异邦”寻找可借鉴的文化资源。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鲁迅这样写道：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土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周作人曾称赞鲁迅的这篇序文“貌似谦逊，实则自傲”。人们也许会问，这本翻译编辑的小说集当时并不畅销，何来“自傲”呢？其实，说到底，这就是在域外留学获得视野开阔、文化自觉和心理自信的表现。
鲁迅后来指出：“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为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效应，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小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都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现代文坛上的，给予人们的是心灵的震撼、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冲击。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由“幻灯片”事件而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之后，就一直尝试着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来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因此，鲁迅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的有关文学启蒙的思想传统，譬如，继承和发扬了梁启超有关“新小说”和“新民”的文学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广泛地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独创精神的启蒙思想。在谈到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的原因时，鲁迅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对于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而言，鲁迅就是以这样的新思维、新观念来进行创造性的对应。
如果说，梁启超的“新小说”主张首次将小说与“新民”、“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人心”、“新人格”等联系了起来，那么，鲁迅就在继承和发扬晚清以来的这种新文学观念当中，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基本主题思路。鲁迅在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因之后，接着说：“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本着这种新的文学创作观念，鲁迅将小说（文学）创作看作是落实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途径。鲁迅给自己的创作规定的任务是：“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并以小说（文学）的方式，打通横贯在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打破国民“心无从相印”，彼此相互隔膜的局面，沟通人们的心灵，唤醒麻木的魂灵，进而促进整个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也即他所希望的那样：“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就来开口的罢。”从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上来看，鲁迅所确立的“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文学观，是对传统文学观的一次深刻的革命，是新文学区别与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不仅决定了鲁迅小说（文学）创作的基本精神风貌、基本价值观和基本艺术理念，同时也决定了整个中国新文学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发展。
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在它的生成之初，要获得稳固的立足之地，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具有创新价值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周作人在新文学生成之初，大力提倡新的文学观念，无疑就是给予了新文学以巨大的思想资源的支持。周作人指出：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高高飘扬着“人”的旗帜，可以说，这正是五四新文学确立新的审美价值观的标志，也是五四新文学生成的逻辑起点。由此，五四新文学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在解释“人”的文学内涵时，周作人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分析、思考，严肃认真地对待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非人的生活”，必须对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持积极的态度，而非“游戏的态度”，要充分地展示人的“理想的生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如何建构新文学的“人”的文学呢？周作人提出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本位主义。他强调，“人的文学”是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指向的。二是“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即“道德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受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三是“人爱人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进而“改良人类的关系”。
“人”的文学观的确立，不仅区分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界限，为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发展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同时也为建构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型审美理想，形成新的审美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历史的进程上看，将“立人”作为思想的逻辑起点，五四新文学在起始阶段，就迅速获得了与整个世界发展主流相一致的先进文化思想的支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思民族性、国民性的文化批判运动，并使文学在文化批判当中获得了广袤的思想空间和艺术审美的新理念。
尽管五四新文学是以激烈反叛传统的形式出现的，然而，这种激烈的反叛，却又是与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有着密切关联的。就“两浙”作家的文化理路而言，他们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之际，敢于提出前人所不曾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既与他们在海外留学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文学的影响分不开，也与他们受到作为“小传统”的母文化——地域文化的潜在影响分不开。正是囿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特殊性的制约，五四新文学作为历史新的起始点，在开创时期就获得了一种自身独特性的文化规定性，而不是仅仅成为近代西方文化、文学的简单翻版或简单移植。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新思维、新观念。郁达夫曾这样评价日本文化：“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对日本的文学，郁达夫也十分欣赏。他以日本古代为例指出，日本文学“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家国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乎所有的近代西方文化、文学思潮都对日本产生了影响，从而形成了日本自身文化、文学发展的一些新的特点，出现了诸如以岛崎藤村等为中心的自然主义流派，以谷崎润一郎、左藤春夫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流派，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为代表的“白桦派”理想主义流派，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等人的“新思潮派”与自我小说等文学流派。日本现代文学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观念，对于郁达夫来说，是十分感兴趣的。正如许子东所指出的那样：“真正对郁达夫的创作产生直接的、明显的影响的，却是明治、大正以后的近代文学，特别是日本的‘私小说’。”从郁达夫文学观形成的特点上来看，他的“文学就是个人的自叙传”、“小说就是个人情感的流露”等观点，应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受到日本现代文学观念影响。同时，他的这种新颖的文学观念，又对中国新文学中新观念的形成和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沈从文在论述郁达夫时指出：“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展览苦闷由个人转为群众，十年来新的成就，是还无人能及郁达夫的。说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画自己，作品所提出的一点纠纷处，正是因为国内大多数青年心中所感到的纠纷处。”可以说，郁达夫从日本文化、文学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新思维、新观念，这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