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黄宗羲的思想主张里，“经世致用”命题的提出，也是富有原创精神色彩的。基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思想理念，“浙东学派”十分注重学术的实践意义。黄宗羲与王阳明一样，他的基本学说主张均是针对程朱“理学”的一些僵化的教条，针对明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明代灭亡之后的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而提出来的。像着名的“黄宗羲定律”的提出，其实就是黄宗羲在实践当中，对封建社会历代统治政权所进行的“费改税”的问题进行思考、总结的结果。
他曾以详实的数据、事例，论证了封建朝廷一系列“费改税”政策的弊端，认为由于封建统治者制定政策的基点，不是为人民谋利益，所以，一系列的“费改税”政策的制定，结果不但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宗羲的“经世致用”命题的提出，集中地反映出了浙东学术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在《历代史表序》中，他明确指出：“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致世，方不为迂腐。”由此，他进一步提出“通今致用”（《留书·科举》）的主张，反对空谈，强调身体力行，坚持在实践当中建功立业。黄宗羲的这种为学实践的“经世致用”思想，几近成为浙东学人普遍遵守的一种为学原则，并对近代的学人、革命家的思想、人格和人生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例如，被称为“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朱舜水，在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之下，就提出了“圣贤之学，俱在践履”的口号，号召人们为学、为人均应重在实践，反对坐在书斋里空谈。又如，史学家万斯同、大儒学者全祖望，均受到“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像万斯同就主张“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全祖望主张治学“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
这都可以说是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直接翻版，从而显示出黄宗羲的思想，乃至整个“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不仅把学问极大地扩展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新的综合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浙东学派”的一系列思想主张、价值学说，均为处在转型之中的“两浙”文化，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文化资源支持。特别是对于近现代的“两浙”学人来说，这种文化资源的支持，在文化对应方面，弥补了他们自身的许多不足。尤其是在中心文化遭遇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出现严重的意义危机和整体失落之时，这种支持使“两浙”学人在自身的文化储存和底蕴方面，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豪气”和“勇气”，同时，更重要的则是使他们在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过程中，能够直接地找到相对应、相对接的文化感悟和文化体认，从而引发对自身的不足和对整个文化变革出路进行认真地思考。
从文化精神的传承上来看，“浙东学派”的文化理念、思想主张及其对后人的思想启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近现代中国变革时期，给予“两浙”学人以富于原创精神的启迪和独特的文化感知方式，使他们能够以敏锐的意识、开阔的视野和独到的文化体悟，对处在转型之中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人生等各个方面的表现，迅速地作出深刻而独特的文化反应。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
像当年留学日本的“两浙”学人当中，许多都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着名的领军型人物，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自身独特的、卓越的历史贡献。如章太炎，虽然他的思想形成源流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但是，在众多的思想源流当中，这位来自“两浙”区域的着名学人，至少对“浙东学派”的思想主张，绝对不会陌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指出，章太炎“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故浙东人（这是梁启超的笔误，章氏乃浙西余杭人也——引者注）也，受全望祖、章学诚影响颇深”。章太炎也曾高度评价过“浙东学派”的“六经皆史”的主张。
在治史方面，“浙东学派”依据“经世致用”的思想学说，提出了“史学经世”的主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典政也。”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中，又明确指出：“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在章太炎看来，这种将史书提高到经典地位的学术主张，为史学注入了一种哲学的精神，一种文化的理念，一种思想的视野，使人能够在历史典籍的浏览中，与历史人物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从而充分地领悟到历史留给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精髓，获得思想的智慧，而不仅仅只是单纯地知晓历史事件，或者说只是单纯地编辑历史事件。在博采众长的思想精髓当中，章太炎形成了他“依自不依他”的哲学思想。
实际上，这种独具个性特征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或多或少都烙印着“两浙”文化的胎记。
章太炎当年提出的两个极有号召力的口号：“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以及在《訄书》里所焕发出来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激进主义精神，都与他从“两浙”先贤那里获得思想的启迪、精神的领悟和气质的感染是分不开的。例如，他在后来撰写的《张苍水集·后序》中就坦承：“余生后于公二百十四岁，公所挞伐者益衰。然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爱类之念，犹湮郁于中国。雅人有言，‘我不见兮，言从之迈’，欲自杀以从古人也。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犹得是编丛杂书数扎，庶几明所向往。有读公书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
在晚清留日的“两浙”学人当中，章太炎的影响非常大。据记载，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之后流亡日本，就受到当时许多革命派人士的热烈欢迎。在当年7月的一次演说中，有“到者七千余人，座无隙地，至屋檐上皆满，为的来看革命伟人，中国救星”场面的出现。许寿裳在《论章太炎》一文中记载：“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隋容。”
在现代的“两浙”作家当中，鲁迅是受章太炎影响最大的一位。在这种影响下，人们从中也能够发现鲁迅身上的“两浙”文化基因，尤其是浙东文化的基因。在逝世的前几天所作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鲁迅详细地记载了他受章太炎影响的经过，并指出：“我以为先生（指章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他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高度称赞章太炎为“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我认为，在鲁迅的思想意识构成中，许多思想见解、主张，有的都是直接来源于章太炎。
譬如，对代议制的质疑，鲁迅就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一向对“代议制”表示怀疑，他曾指出：“要之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满洲行之非，汉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
同样，鲁迅在早期的论文当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指出，在中国贸然实行所谓的“代议制”，只会产生借“众治的名义”来“遂其私欲”和“托言众治，压制乃烈于暴君”的效果。
还有像对农夫（即普通民众）道德的赞赏，鲁迅也都是直接受到章太炎的影响的。
与章太炎一样，鲁迅身上的“两浙”文化烙印也是十分鲜明的。在思想主张、人格气质方面，鲁迅都带有明显的“浙东学派”精神影响的痕迹。譬如，鲁迅注重实践性的“立人”思想主张，就与“浙东学派”倡导的实践性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张，与王阳明的“心学”主张，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同样富有一种原创精神。鲁迅认为，对于当时落后的中国现实社会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因此，在鲁迅看来，“立人”就是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在受到20世纪初以非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过程中，之所以还执着于实践层面上的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理性主义思想主张，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他从“浙东学派”的思想主张上受到的启发，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例如，王阳明在改造程朱理学，主张“心学”时，就指出以“心”为本，并不是将“心”看作是纯主观经验性的绝对自在物，也不是纯粹的为人们所必须遵循的教条式的、冷冰冰的自律令条，而是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躯体、心体紧密相连的，成为人生主导力量的一种“良知”。
这样，所谓的“天理”就包含着人世伦常，与人的主体性情和血肉之躯，与活着的人生实践紧密相连。王阳明指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传习录》）。
在王阳明那里，毫无“人欲”的“天理”，变成了“心”的派生物，即“天理即在人欲中”（《传习录》），那种纯理学的“天理”便有了世俗的人间情怀，体现出了对人的一种特有的人文关怀，开始显露出肯定人、尊重人的思想风采。同样，鲁迅的“立人”思想主张，虽然在形式上与孔子的“立人”相同，但在思想内涵上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其特点就是致力于将“立人”的思想主张，具体地落实在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实践层面上，使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够通过思想文化启蒙而获得自身的觉悟，并通过丰富的人生实践而获得从一切内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能力，获得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高度，鲁迅自始至终都将“立人”作为他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并由此设计出有关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和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文化蓝图。在鲁迅的“立人”思想主张里，所注重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更新，是人的主体素质的提高和强化，确切地说，就是致力于人的主体性的建立。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主张，在实践的层面上就充分地显示出了尊重人、关心人、肯定人、理解人的思想价值。鲁迅不遗余力地探寻人的存在意义，给予人的生存环境和前途命运以更大的人文关怀，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人的现实异化根源，寻找人的精神归宿，建构新的人文理想。可以说，从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到鲁迅的“立人”主张，其中就贯穿着一条思想的红线，即充分肯定人的现实欲望，强调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的思想主张，不仅对他自身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像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的提出，就成为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基本主题，关联着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泛文本中最基本的语义内容和主题思路。从新文学初期的一些主张上来看，由于在从事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自“两浙”区域的作家居多，在许多重要的文学主张方面，多半都是由来自“两浙”区域的作家提出来的。其中最着名的有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和沈雁冰（茅盾）等人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而在这些文学主张的背后，则有着“两浙”学术，特别是“浙东学派”的思想影响印痕。
周作人在1918年正式提出了“人的文学”的主张。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周作人所依据的是近代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兴起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思想与理论，从而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分析、思考和严肃认真地对待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非人的生活”，必须对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持积极的态度，而非“游戏的态度”，要充分地展示人的“理想的生活”。周作人指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
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上来说，指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主张，受到近代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无什么不妥，但是，忽视周作人接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文化对应机制和心理动因，即从微观的文化深层动机上来说，忽视周作人所具有的“两浙”文化孕育和影响的因素，也就很难说明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深层动因。其实，只要细细地品味周作人写的《故乡的野菜》等小品散文，就不难感受到故乡的风土人情这些最感性的文化，在他心底里所泛起的阵阵涟漪，以及所呈现出来的地域文化亲切感。周作人自称“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这四百年间（指周氏家族）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曾历数了“近三百年”的“两浙”文人的成就，其中就有“浙东学派”的健将，并称其是“异端”思潮，指出这种思潮是“文学进化上”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由此，我们在周作人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浙东学派”的文化影响痕迹。
五四新文学初期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虽然不能说是“两浙”作家的社团，但来自“两浙”的作家，特别是一些着名的作家，像周作人、朱希祖、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孙伏园等人，则是研究会的中坚。在文学观念上，文学研究会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强调文学对于人生的社会影响功效，并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