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斯拉夫派思想及影响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并在促进俄罗斯各部族的统一、反抗外族的入侵和国家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就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正如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指出：“在古老的联系和传统的基础上，在东斯拉夫人种族共同的基础上，在自古以来语言共同性的基础上（因为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在逐渐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法律、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开始在日前兴起的古罗斯国家中，在国际舞台的统一行动中、在为‘罗斯国土和信仰’的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条件下形成起【10】。”但随着俄罗斯民族在逐渐强大后开始大规模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和兼并，俄罗斯民族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具有了明显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扩张色彩。彼得一世使俄罗斯民族主义完成了由地区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转变。彼得一世在为其皇位继承者所立的遗嘱中要求：俄罗斯将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
在接触到了来自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后，19世纪40年代，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激烈论争。斯拉夫派认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认为俄国的农村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相反，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彼得一世改革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斯拉夫派一般反对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并抨击彼得大帝把俄罗斯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甚至主张回到彼得一世以前去。1856年，.阿克萨科夫在《首都的意义》中称圣彼得堡为“俄罗斯的外国首都”，认为圣彼得堡割断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吁请皇帝迁回“人民的首都”——莫斯科，放弃圣彼得堡这个只属于“政府的首都”，否则只能以间接方式管理俄罗斯。这既表明了斯拉夫主义者反对俄国西化的观点，也反映了其主张沙皇和人民直接结合，反对国家官僚化的思想。斯拉夫派的形成和影响表明，俄罗斯民族特殊论已经转化为一种意识，成为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国家历史和未来所持有的一种观念。为了回答恰达耶夫针对俄罗斯没有过去（历史）的指【11】，斯拉夫主义者指出，恰恰不是俄罗斯，而是工业化的欧洲没有历史。
随着对外扩张由陆地向海洋的扩展，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增加了泛斯拉夫主【12】和文化沙文主【13】的内容。斯拉夫派的立场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重大变化。一些民族主义者希望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会使政府同欧洲断绝往来并转向孤立立场。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败给被其认为是衰败的欧洲国家是难以接受的，强调通过复仇手段恢复斯拉夫民族的辉煌。结果，出现了由阿克萨科夫等人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发动的向泛斯拉夫主义立场的转变。1854年，阿克萨科夫在一封私人信笺中指出，“伟大而具有权威的一条新路”正在向俄国开放。阿克萨科夫所设想的同盟并不是国家政权的同盟，而是民族的同盟。斯拉夫派视俄罗斯为上帝选中的民族，认为欧洲人和俄罗斯人是无法互相接受的。阿克萨科夫通过给俄罗斯的救世主义增加传教色彩来确定这种差别。他预言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分裂即将到来：在将来的欧洲将会不止一次地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为俄国及所有的东正教、斯拉夫种族；另一方，为整个新教、天主教和甚至包括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徒的欧洲团结在一起。所以，俄国必须重视并不断加强自己的东正教集团。阿克萨科夫的观点被认为是由斯拉夫主义向泛斯拉夫主义转变思想中的一部分。
1867年，首届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出席大会，俄罗斯的学者和官员们在会议上大谈“没有俄国，斯拉夫民族不会得救”；“俄语是斯拉夫统一的手段和基础”。达尼列夫斯基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积极鼓动者。1869年，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出版，并且担负起将泛斯拉夫主义凝聚为整体的任务。达尼列夫斯基是一位自然科学家、文化学家和实证主义者，分类语言成为他的政治任务；而且，他赞成实证主义者迫切要求把社会重大问题建立在真实科学的基础上。该书以文化历史类型论为基础，把人类分为10种文化历史类型：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腓尼基-迦勒底、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阿拉伯、日耳曼-罗曼主义或欧洲，此外，还有斯拉夫，主要是俄罗【14】。整书展示的思想是：日耳曼-罗曼（欧洲）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斯拉夫-俄罗斯文化因其有东正教的统一性和农村公社的和谐性，而有着无限美好的前途，必将取代欧洲文化。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由俄国领导的“全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帝国。这个帝国的首都将设在君士坦丁堡，即沙皇格勒，帝国将统一使用俄语。这个“全斯拉夫联【15】”的斯拉夫帝国包括4个斯拉夫国家和地区在内的8个部分：俄罗斯帝国；捷克-摩拉维亚-斯洛伐克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希腊王国；马扎尔王国，即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沙皇格勒地区。可见，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已经不同于早期斯拉夫派的观点，带有较为强烈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和帝国扩张色彩。
19世纪70年代，随着俄国与土耳其及西欧列强在对巴尔干的争夺日益激烈，斯拉夫主义者的精神自省让位于所谓的泛斯拉夫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正好契合了俄国国内甚嚣尘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浪潮，沙皇政府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出发，以泛斯拉夫主义为口号，企图借助于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的契机，通过建立所谓斯拉夫联邦而达到控制巴尔干的目的。当时，沙皇政府甚至派出4 000多人的军官和士兵以志愿者的身份到塞尔维亚和黑山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在1877年“巴尔干战争”前后，泛斯拉夫主义影响很快扩大。整个19世纪80年代，强调俄罗斯的特殊性和神圣使命的具有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居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19世纪后，随着泛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的兴起，“俄罗斯民族与文化优秀论”开始盛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从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出发，宣扬俄国民族是“上帝选拔的民族”，力图把俄罗斯民族和所有其他的民族对立起来，以便为沙皇俄国沙皇的对外侵略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在俄国，俄罗斯民族在组成俄国的各民族中长期是作为统治民族，居于一个极其特殊的优势地位；而且沙皇政府也认同俄罗斯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意识。长此以往，俄罗斯民族主义最终在广大的俄罗斯民族那里形成了被动的适应和精神认同，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俄罗斯民族传统和社会心理一定的组成部分。但民族主义也有其另外一面，那就是民族自决。正是基于这一点，苏联长期积累的民族问题的突然爆发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因素之一。正是所谓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立陶宛与拉脱维亚民族主义，最终使苏联瞬间崩溃。
（二）斯拉夫主义的重新兴起
尽管冷战后的俄罗斯选择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这种选择并没有使俄罗斯迅速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相反，激进改革带来的恶果却造成了经济大滑坡和社会动荡。同时，趁俄罗斯国力衰落之机，西方主要是美国开始积极向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渗透，再加上国内政治动荡、经济混乱、地区分裂严重。这一切，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下降，严重挫伤了历史上长期对外扩张所形成的帝国情结和民族特性，进而激起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休克疗法”式的自由主义改革在俄罗斯名誉扫地，而社会主义思潮也再很难吸引更多俄罗斯人支持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作为俄罗斯民族历史传承的精神财产，自然唤起许多人在心底的共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一方面受到艰难的社会转型的影响，同时也与传统的文化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转型多年的困苦生活与动荡局面，滋养了反对社会不公的平民主义，而在对西方的抱怨与谴责声中，平民主义者愈来愈多地演化成为民族主义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度在戈尔巴乔夫民主改革时期社会影响降到最低点的斯拉夫主义开始重新兴起，其影响迅速扩大。
作为对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和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反应，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大国主义思想重又开始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俄罗斯拥有不同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独特传统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著作的广泛流行，以及持鲜明反西方立场的斯拉夫本土主义者旅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应邀回国并受到热烈欢迎，以上表明，斯拉夫主义有着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就俄罗斯内部来说，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严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伦理危机，以及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对西方价值观本能的排斥心理，是产生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族主义——斯拉夫主义兴起的直接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试图通过强调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力，证明其在后苏联空间实施控制以保障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同时反击分离主义势力对联邦领土完整的破坏。
新斯拉夫派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20世纪70年代被迫移居美国、1994年应邀回国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旅美作家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广泛宣传他的斯拉夫本土主义。新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和历史传统，应加以保持和发扬，而民主派的全盘西化改革必将对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造成毁灭性打击；应当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国家，这个国家可以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为中心；俄罗斯应肩负起自己的特殊历史使命并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
在新斯拉夫派思想的影响下，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大国主义思想重又开始出现。这突出体现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俄共”强国派思想和自由民主党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
俄罗斯共产党属于左翼政党。其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文明具有独立性，作为具有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文明的国家，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西方文明和它所推行的全球霸权，俄罗斯只有远离西方影响，才能保持和发展这种独特性。久加诺夫指出，苏联的解体正是其丢弃了历史传统的结果，“强国所以崩溃，是由于遗弃了国家、文化、宗教，也即全体人民和睦相处赖以生存的深厚的根【16】”。久加诺夫把俄罗斯视为被限定在有限范围内的帝国，只提倡在前苏联范围内恢复联盟，认为帝国是经济上自足、地缘政治稳定独立的文明地域，俄罗斯是不同种族的独立结合体，有着安抚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使命。久加诺夫反对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他认为，“统一、强大、独特的俄罗斯在全球性世界体制的帝国主义格局中没有自己的位【17】”。而为确保在日益增长的亲西方势力及充满暴力的世界中生存下去，俄罗斯必须实现政治经济专制和在边界外围建立独立的更大的空间或者防御带这两个目标。而掌控后苏联空间地带的唯一手段，是在俄罗斯的强权影响下，重新整合成统一的政治帝国，军事能力在确保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根据俄罗斯的文化价值对这一地区进行重组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政党。日里诺夫斯基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俄不是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俄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俄一向有军事实力，它是靠武装力量生存下来的；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俄只有边界靠海时，才能生存下去。正是靠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俄罗斯在200年内变成了一个强国。所以，俄罗斯首要任务就是复兴强大的民主和繁荣的俄罗斯国家，为此，要建立统一强大的军队，与世界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恢复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和历史上形成的地缘政治空间；在自愿的基础上重建俄罗斯国家，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结盟，首先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统一；同时，国家应对经济命脉部门实行垄断。
随着国内经济的灾难性衰退和国际威望的急剧下降，西方取向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俄罗斯民众心中迅速衰落，而斯拉夫主义的影响急剧扩大。1993年12月的杜马选举，标志着斯拉夫主义的崛起和欧洲-大西洋主义的衰退。此次选举中，主张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自由民主党获得22.79%的选票，高居各党之首；而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民主选择”仅得到15.38%的选票，即便把当时4个自由主义政党加在一起，也只获得了34.1%的选票。与此同时，1993年初重建的俄罗斯共产党更是异军突起，一举获得12.35%的选票，成为第三大议会党团。
但日里诺夫斯基强烈的大国主义倾向渐渐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和警觉，在1995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由上届的22.79%下降到11.18%，表明极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影响在下降，但在议会中仍然占据第二位。此次杜马选举共有4个政党和组织得票率超过5%，进入国家杜马。“俄共”得票22.3%，名列第一，“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和“亚博卢”得票分别为10.13%、6.89%，总体上自由主义影响呈迅速下降趋势，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扩大。当时，很多俄罗斯人认为，西方是在有意识地制造和激化俄罗斯的内部困难，其目的在于长期地使俄罗斯处于衰落状态，甚至尽可能地使其发生分【18】。可见，强调俄罗斯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以及大国地位和特殊历史使命的民族认识和理念有着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当政者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深厚的民族情绪和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
这样，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在对西方立场渐趋强硬的同时，加大对独联体的外交。1995年9月出台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指出，同独联体国家关系在俄联邦外交中居于优先地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盟一体化开始起步，俄、白、哈、吉4国也签署了加深经济和人文领域一体化条约，并发展为关税同盟。与此同时，1997年12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明确提出了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文件指出，“在国际社会中，俄罗斯对解决涉及本国利益的重大问题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试图削弱俄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地位。”尽管国防体系遭到破坏，但“俄罗斯联邦在各方面仍具有优越条件，有能力维护和加强自身的大国地位，确保俄罗斯人民富足并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俄罗斯联邦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利益，要求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加强俄罗斯作为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格局中有影响的力量中心之一的大国地【19】。”同时，俄罗斯官方也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对西方强硬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