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治国理念：“新俄罗斯思想”
我们是谁？我们处于什么位置？我们要往何处去？这三个问题，也就是历史和文明的定位问题，一直是困扰俄罗斯民族的难题。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哲学家恰达耶夫首先提出了俄罗斯国家的定位问题，他在《哲学通信》中说：“历史哲学的话题是19世纪俄罗斯思想里最基本的话题。独立的俄罗斯首先思考俄罗斯的使命在哪里？她的道路的特殊性何在？她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另一位被称为“白银时代”的百科全书的思想家H.伊万诺夫也提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我们历史道路的每个转弯处，在面对我们亘古就有的、好像完全是俄国的问题（个人与社会问题、文化与天性问题、知识分子与民众问题）时，我们要解决的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自我规定问题，我们在痛苦中诞生的我们整个民族灵魂的终极形式，即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的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实验，都可以归结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某些时间段里，俄罗斯似乎找到了答案，但历史却好像总在开俄罗斯的玩笑，当它刚找到自己的位置，又被抛入历史的轮回，不得不重新开始探索出路。
苏联的解体，就是又一次历史的轮回。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想的全面危机，再次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是搞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还是走特殊的俄罗斯道路；是融入西方，还是做一个欧亚国家？俄罗斯彷徨、探索。
1992年，俄罗斯出版了一套《俄罗斯思想》文集，刊辑了27位著名哲学家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引起广大俄罗斯读者的关注。此书对正深陷于意识形态“空白”之中而茫然不知所措的俄罗斯人来说，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俄罗斯的当权者也意识到了“思想”在凝聚民心方面的重要性。在1996年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就提出要“制定新民族思想”，把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学术课题一下子变成了迫切的政治任务，还成立了由总统顾问萨塔洛夫领导下的专门小组。但是，叶利钦时期没有推出能够凝聚全民的新民族思想，他下台时留下的是一个政局动荡、经济颓败、民生凋敝、思想混乱、国际地位窘迫的俄罗斯。应该说，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的状况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普京正是看到俄罗斯社会的症结所在，因此上任伊始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套治国理念，借千年交替之际，在网络上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随着执政措施的不断推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普京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同时又符合当代俄罗斯的现实需要，包含着引导俄罗斯走上复兴之路的真知灼见。因此，人们把普京所阐述的“俄罗斯思想”称之为“新俄罗斯思想”。
注释：
【1】溢出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定义是：“当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时，外部经济效应就发生了。就是说，成本或效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简而言之，某种经济行为给其他人带来额外的利益或成本，而行为人并没有为此支付成本。
一、“俄罗斯思想”的起源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其最早的提出者，有人认为是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1888年，他在巴黎一位公爵的沙龙里，以“俄罗斯思想”为题，阐述“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上存在的意义”问题。也有人认为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他在《作家日记》里写道：“俄罗斯民族思想，归根到底只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联合的思想。”关于“俄罗斯思想”的含义，也有许多种解释。一般而言，在俄国哲学家那里，“俄罗斯思想”既是指俄罗斯所特有的思想文化，又是指俄罗斯所应有的精神理想，它是“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历史使命相符合的”（别尔嘉耶夫语）。换句话说，“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思想的积淀，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体验和文化创造的集中体现。
“俄罗斯思想”既是俄罗斯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又是俄罗斯国家独特历史道路的精神表达。正因为此，当代俄罗斯知识界，面对苏联解体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认为“俄罗斯思想”代表民族精神本质和根本价值，是唤起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解决俄国现实问题的精神良药。
尽管“俄罗斯思想”一词出现在19世纪后期，但它所表达的精神内核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其历史文化土壤是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位和东正教文明。“俄罗斯思想”的起源可以上溯到11世纪中叶的基辅第一个俄罗斯人主教伊拉利昂，他宣称，“罗斯受【1】”后，上帝永远照耀着俄罗斯土地。12世纪的编年史家涅斯托尔从“天选”的前提出发，认定上帝把斯拉夫人的历史命运托付给完美的政权即俄罗斯国家。16世纪时，费洛菲修士创立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学说，这一学说在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使命）思想中占有关键位置。费洛菲在给莫斯科大公的信中写道：“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走到最后，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我主的王国。根据预言，它就是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已经灭亡了，第三个罗马挺立着，将不会有第四个罗马。”因此，萌芽时期“俄罗斯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在世界历史中负有实现最高基督救世使命的信念。
19世纪中期，围绕着“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历史性大争论，“俄罗斯思想”得以成型。斯拉夫派在俄罗斯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在东正教教义中寻找“俄罗斯思想”的精神本质，强调东正教天定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他们认为，在完整而独特的东正教文化创造中包含着真理之路、俄国的命运及民族理想。欧洲文化中片面的、抽象的唯理主义，泛滥的黑格尔逻辑主义导致西方丧失了其精神的内在完整性，致命的分散性浸透西方人生活的全部领域，导致西方社会的危机。而俄罗斯文明自古以来具有完整性和有机性，致力于内在和外在、社会和个人、抽象和具体、艺术和道德生活的完整，是摆脱西方社会危机的唯一选择。他们宣称，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全世界唯一基督教人民的历史，历史呼唤俄国成为世界文明的带头人，它给俄国这一权力以使其全面而完美。总之，斯拉夫派的“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现象，与其他民族相比具备以下特征：在意识上，民族、国家和公共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直觉优于一切逻辑分析形式。
陀斯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人的哲学探索使“俄罗斯思想”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综合性和全人类统一的概念下描绘“俄罗斯思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把“俄罗斯思想”看成是全人类基督教的联合，也就是全世界以基督名义的人们实现兄弟般的团结。他说：“我们看到，俄罗斯民族是全人类历史的不平凡的现象，在俄罗斯人民中表现出非凡的综合性、包容性和全人类性。”“俄罗斯人毫无疑义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意义。成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完全的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成为所有人的兄弟，如果愿意的话，是全人类的兄弟。”
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不是划分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而是连接它们的桥梁；俄国的特殊使命不在于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某种独特的面貌，而在于更好地、更本质地对比和综合东西方。为了实现这种综合，俄国应当避免简单重复西欧发展道路的错误。对于俄国来说，可怕的是失去宗教性、完整个性的破坏以及世俗社会的极权化。
别尔嘉耶夫强调，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文明成果贡献给世界，希腊人的成果是古典哲学，犹太人创立了基督教来源之一的犹太教，罗马人开创了法学，西欧民族倡明了科学。俄国拥有综合性的世界意义，将成为各民族通向道德完善道路联合的中心，向其他民族展示在真正基督精神下产生道德完善的样板。他指出，俄罗斯民族自身融合了极端对立的两极，它可以既是国家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又具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放纵的精神；既具有极端的民族主义，又有强烈的全人类思想；既热爱无边无际的自由，又屈从于奴役的必然性。俄罗斯精神自古以来都趋向于绝对，绝对性构成了它的基本特性。俄罗斯文化中缺乏“中间”因素：崇高的神圣性与可怕的低俗性并存，“神圣罗斯”和“野蛮罗斯”并存。这种绝对性决定了俄罗斯的末日论思想和民族精神。俄罗斯人始终致力于某种漫无边际的东西，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因而别尔嘉耶夫理解的俄国的神秘使命，就是建立全人类宗教。
20世纪初，出现了另一种综合性的尝试——欧亚主义“俄罗斯思想”。欧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走的是一条特殊道路；文化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思想；基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理想；关于理想国国家的学说。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人以及俄国境内所有民族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而完全是特殊类型的民族，甚至俄罗斯民族都不可能完全归属于斯拉夫种族。在俄罗斯民族形成过程中，突厥人和芬兰人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俄国的民族基质是居住在这个国家所有民族的融合。这种多民族分支构成的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意识。欧亚主义认为，俄国文化在东西方文化间占据中间地位，但不是二者简单的相加，不是它们任何机械的联合。俄罗斯文化不平凡而且不模仿，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相同。俄罗斯文化建筑在合唱的、“交响的”个体，但不是欧洲式的个人主义基础上。个性永远是不完满的，只有多个性的统一才有可能是完满的。
总之，“俄罗斯思想”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而帝俄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俄罗斯思想”，是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的著名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