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45年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以勇于流血牺牲的坚定意志和先锋作用，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侵略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最后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彻底改写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历史，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创造了政治前提。
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累累罪行
穷凶极恶的军事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就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攫取中国领土和主权：1894年通过甲午战争同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霸占了台湾、澎湖列岛；通过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了自山海关经天津至北京铁路沿线12处战略要地的驻兵权；通过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取得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即日本改称“关东州”的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及其支线的一切附属财产的支配权，并派驻两个师团的兵力保护；通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出兵攻占青岛，控制了胶州湾，并取得了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的经营权。
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华权益，日本在辽东半岛地区建立了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殖民机构关东总都督府（1905年设，翌年改称都督府），设都督一人，由现役陆军大将或中将充任，管辖辽东半岛及南满铁路。
都督府下设分管行政事务的民政部和分管军事事务的陆军部。1919年，又改民政部为关东厅，由文官充任长官；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仍由现役陆军大将或中将充任，直属天皇。关东军后来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主力。
1931年9月18日22时，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距沈阳2.5公里处柳条湖的一处铁路路轨，诬称中国军队袭击日军守备队，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兵分三路围攻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随后，就用4个月零18天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1933年3月3日又攻占热河省会承德。
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以后，继续向华北进犯。1933年1月，攻占了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接着向热河与河北两省交界的长城沿线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罗文裕口、古北口等要隘进攻，越过长城南下，直接威胁北平、天津。在控制山海关以西、天津以北、北平以东至长城的大三角地带后，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谈判。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把“长城之线”变成双方新的分界线。同时，将长城以南的绥远省东部（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省北部（今属河北省）和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为日军入侵华北大开方便之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以实现其分解和蚕食华北的目的。1935年1月18日，日军蛮横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并寻衅向这一地区的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6月11日，又扬言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城“非法监禁”四名日本特务机关的军人，要求中方赔礼道歉、处罚责任者和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制造了“张北事件”。南京国民政府派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洽谈。秦德纯在6月27日与土肥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简称《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答应撤销察哈尔省国民党机构，撤出中国驻察省的武装部队，设立察省“非武装区”等。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省制造事端的同时，又借口中国军队破坏《塘沽协定》进入冀东“非武装区”，声称日本军队要采取必要行动。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面见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取消河北省国民党党部、撤出平津地区的中国驻军第五十一军、禁止一切排日活动等要求。6月9日，日本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递交备忘录，重申酒井的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对日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双方由此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
日本通过《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以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实现了蚕食华北的第一步。接着，策动北方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自治运动”。
1935年11月25日，土肥原唆使国民党蓟密行政公署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发表“自治宣言”，宣布在《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武装区”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成“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了扩大“自治”，日本又策划组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12月18日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为了加快侵占华北的步伐，1936年6月上旬，日本大幅度增派中国驻屯军，并将轮换制改为永驻制。扩充后的日军将矛头指向北平西南咽喉、平汉和北宁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丰台，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甚至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进入了挑动全面战争的待命阶段。
1937年7月7日，日军诡称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演习中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寻找，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日军炮轰宛平城，进攻卢沟桥，制造了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7月29日，攻占北平；30日，攻占天津。接着沿平绥路西进，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先后攻占了南口、宣化、张家口、大同、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南下于9月24日攻占保定，10月10日攻占石家庄。
日军在进攻华北的同时，把侵略战火引向华东。8月13日，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
日军于11月12日攻占上海。随后，又兵分三路进攻南京。面对其势汹汹的日军，蒋介石一方面下令防守，另一方面决定迁都重庆。到11月底，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机关大部分迁往重庆，小部分迁往武汉和长沙。
12月13日，南京沦陷。
“八一三”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连接华北和华中两大战场，特别是为了增援华中战场，自1938年1月下旬开始，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攻战略要地徐州。经过四个多月的争夺战，于5月19日攻占徐州。接着沿陇海路西进，于6月6日攻占开封。为了攻占陇海路和平汉路交会处郑州，然后南下进攻武汉，日军继续西进，于6月7日攻占中牟。在此严重时刻，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这招险棋，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西进，却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农田变成一片汪洋，近90万人丧生，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
日军为了占领平汉路与粤汉路交会点武汉，从1938年6月12日开始，分南北两路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向武汉进攻，于10月27日攻占了武汉。在进攻武汉的同时，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10月21日攻占广州。至此，日本侵略者从南京国民政府手中相继夺去了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大半个中国的土地。
惨绝人寰的血腥统治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对三千万居民实行高压统治，动用大批关东军和宪兵、特务、警察，进行“讨伐”和“治安肃正”，大搞归屯并户和保甲连坐。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里，关东军在东北各地频频“讨伐”，动辄把数百人、数千人集中起来大肆屠杀。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就是其中一例。1932年9月16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包围了抚顺矿区的千金堡、栗子沟和平顶山村，以“照相”为名，把3000多矿工家属驱赶到一处洼地用机关枪扫射，顷刻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在遇难者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日军在1933年至1936年还制造了辽宁东沟县南岗头村惨案、黑龙江桦南县下九里六屯惨案、吉林舒兰县老黑沟惨案、辽宁清源县清源镇惨案、吉林通化县白家堡子惨案等多起屠杀血案。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又采取烧房、毁村等强制手段，把居民集中到指定的“集团部落”，在军警监督下生活。这种“集团部落”一般由100-200户人家组成，占地4万-9万平方米，周围设有深沟高墙并布满铁丝网，四角修建炮楼，武装警特把守城门，居民出入凭身份证接受搜身检查。据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认，在南起辽宁宽甸北至黑龙江抚远千余公里39个县（旗），共建起1.4万多个“集团部落”，约有500万居民被迫迁入。由于“集团部落”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大批居民死于非命。
日本侵略者还推行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除在东北采用摊派、强征、抓捕等手段获取劳动力以外，又在北平、天津等地设立专门机构，骗招劳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平均在东北征调劳工约50万人。从1931年到1943年，又从关内骗走劳工857万多人。这些劳工多到矿山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大批劳工因冻、饿、累、病丧生。他们死后被扔进“万人坑”。日本投降以后，在东北的鸡西、鹤岗、辽源、丰满、抚顺、本溪、鞍山、阜新、北票、大石桥、通化等地，就发现8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70多万具矿工的尸骨。更为残忍的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修建军事工程和特殊道路，为防止泄密，竟在竣工后将参加施工的劳工统统杀害。仅1942年，就有3万多人被这样杀害。
日本侵略者为进行细菌战还建立实验所，并用活人进行试验。
1935年至1936年，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战部队：一是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一是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医预防部”，后改称“第100部队”。前者设在哈尔滨市南郊平房一带，同时设有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四个支队和八个分部，主要是培养和试验传染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等疫病的细菌。后者设在长春南郊孟家屯，主要是试验和培养鼻疽、炭疽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关东军第659部队，则是这两支细菌战部队对外的总称。细菌战部队惨无人道地用大批活人进行试验。仅第731部队，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就将三四千人用作研制细菌武器的试验品。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各地，也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最令人愤慨的是，南京沦陷后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日本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怂恿下，日军攻进南京“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市民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杀戮。据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取证认定，日军在南京城内共屠杀30万人以上。在这次大屠杀中，灭绝人性的日军竟然开展“杀人竞赛”。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紫金山下》的通讯中报道：“向井（敏明）少尉与野田（岩）少尉，举行了杀人之友谊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得了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已杀了106个，野田已杀了105个，两个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为了毁灭罪证，日军在屠杀后将尸体大部投入长江，小部分浇上汽油焚烧后掩埋。
此外，日军还残酷地蹂躏妇女。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取证认定，日军在屠城期间，强奸、轮奸妇女2万多起，受害的妇女约8万人。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妇，下到八九岁的幼女均不能幸免。
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后，把主要的打击目标指向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他们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把各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地区，利用血腥的“扫荡”手段，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在华北掀起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扬言要把治安地区（日军占领区）扩大到70％，准治安地区（抗日游击区）保持在20％，未治安地区（抗日根据地）降低到10％。为此，日军自1938年10月到1940年底，动用50万以上的兵力，对华北进行1000人至1万人的“扫荡”94次，1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1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