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曝光并延续了整个下一年度的基民盟政党献金丑闻，以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插曲方式显示了大众传媒对公众的麻醉效果。这里，重要的并不是那种浅显的认识，即表现的定格和传媒公众的戏剧化规则本身就总是已经产生出麻醉效果，而这一效果又要求不断增加剂量，以便再度达到上一次已经有过的那种影响。这一效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于传媒生产规则自身的直接影响。在一个持续事件那里，新的、从而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只能来自意外的转折或已知物发生可以确认的质的飞跃。由于熟悉的题目中的意外转折作为新闻至少显得和完全新的东西一样有意思，这就一方面引起人们对与关键事件有关的更多信息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强化了人们深层开挖的意愿。其结果是，真实的事件及其传媒介绍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再失调，使普通传媒受众几乎没有可能对传媒外世界的事件的大小和分量作出可靠的估计。对公众政治判断力的持续性干扰和削弱是其后果之一。
长此以往，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传媒受众都难以摆脱这样的印象：传媒生产的噪音和由它们引起的忙乱在许多情况下比所报道的事件本身更重要。因此，常常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能在传媒加工之草堆中找到事件之针。基民盟政党献金丑闻中的两个主要责任人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和黑森州州长罗兰德·科赫采用两种不同的战略，所希冀的效果却一样，那就是，使自己公开获得抵御就其核心部分而言是符合事实的传媒曝光的豁免身份。那位前总理老方一帖，在各要点上采取不理会态度，并不无道理地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报道将按照自己的逻辑而逐渐归于无效，首先是受众，然后是最顽强的记者们早晚也会筋疲力尽。罗兰德·科赫则尝试使用更为积极的对攻战略。他确信，除了追踪相关事件的那些记者外，时间愈久，受众中就愈不会再有什么人能记住有关过程、数字和日期的各项细节。从某个时刻起，他称任何新曝光的东西都不过是此前在传媒上转过好多圈的老内容。此外，他一再宣称，整个事件不过是常见的过度渲染的传媒游戏，并以此推卸对相关事件的公共责任。
政治家一方试图将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解释成是典型的、与事实无关的纯粹传媒事件。这一企图或许最终不会得逞。但是，即使是持批评性态度的公众也承认的他的某种可信度至少在最初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尽管对他的指控有证据支持，而在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情境下，根据这样的指控，本应辞职的这位政治家却得以继续留任。在因公开作伪证而对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的漫无节制的传媒战过程中，他获得的逐步赦免就其结果而言也建立在传媒麻醉化这一现象的基础上。面对大量细节的受众逐渐失去了方向。一方面是在任何时间里都可以确信是传媒制造的过分的效果产品，另一方面是对政治－道德判断力构成挑战的真实事件。依靠这种方式，在某种情况下，大众传媒通过并非出于本意的受众的那种意识反而使政治活动者们重新获得机会，将这一效果计算入自己的交流战略中，从而躲避传媒的有效监督。受众的意识则是：大众传媒通常总是在制造力图造成关注效果的过量试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