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相反的观点，要根据对立统一的原则进行整合。相反的观点往往各执一端，互不相容，表面上看，肯定一方就意味着否定另一方，但是辩证地看，除去对立双方中的极端观点，其余的就可能构成双方的优势互补，着眼于这种优势互补的关系，相反的观点就有了综合的可能性。例如，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的内容决定形式，片面强调文学理论的载体向度；俄国形式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的语言形式决定文学的内容，使本体向度提升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把这两种观点中各自极端的一面（即决定与被决定的观念）抛开，就会发现前者强调文学内容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而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又不是截然无关的，这就有可能找到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并有可能把它们整合成一种新的观点。
有的理论家指出，无论比起方法或问题的整合来说，还是比起相同、相关或相似的观点的整合来说，对相反观点的整合都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而且相反的观点不一定都能互相整合，即使有可能勉强整合到一起，还存在一个从科学性的角度进行判别的问题。这一担心并非是多余的，比如，若像上文所谈的约翰.洛克对有关作者心灵的理论观点所做的拼接那样进行操作，综合研究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意义了。这实际上对本书的综合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复杂现状，为从向度视角对它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但同时也应看到，实际的综合过程要比上述的抽象说明困难得多，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而且需要“在自己选定的研究领域内编一个细密的网，使劲打捞，直到把所有能找到的材料都打捞干净，然后再面向材料，围绕原点开展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要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鞭辟入里的论证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否则，就可能无法达到综合研究的预期目标。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有关材料的丰富性和理论话语的多样性都在奠定综合研究基础的同时带来了操作的难度，而且，也往往不是一次综合就能完成的。
四、理论立场
为了促进综合研究的顺利进行，必须具有明确的理论立场。
首先，要以理论主体的研究视角为出发点，直接面对文学理论的具体情况，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将研究对象生搬硬套到固定的文学理论框架中去。特别要指出的是，对文学理论进行综合研究，不能把文学理论的主客体之间的作用平等看待，也不能采用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客体中心论”。虽然文学理论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但主体是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的方面，所以，要从各个研究者的具体视角、方法及理论话语出发，对现实的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把握。马克思认为，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包括哲学在内的理论研究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公开宣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从而旗帜鲜明地把理论研究的视角从旧唯物主义的“客观事物”转换到“人的实践”方面来。恩格斯也曾说过他同意如下的观点：“人只需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恩格斯将“了解自己本身”与“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划上了等号，并强调要“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可见，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里的“主体”并非唯心主义者所理解的上帝、神、理念、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的“化身”，而是处于现实实践活动中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他们在理论话语生成的过程中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一方面，他们“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一种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同时也是有意识、有理性、能思维、具有一定自主意识的存在物，也正因为如此，人才可能成为实际活动着的理论主体，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文学理论研究活动。另一方面，研究者同时又是一种“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原因在于他们在文学理论生成过程中是与文学现象互相依存、互相设定的，并且是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确立主客体关系的，只有当文学或文学中的某些现象、某些侧面作为其研究对象而存在，才能在文学理论向度问题上显示出主体方面的差异。可见，在实际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其次，要在具体的文学理论实践中把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对文学理论向度进行综合研究，不能脱离理论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特定关系，更不能撇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研究过程泛泛而谈。因为实践是作为人的对象性关系而存在的，具体的文学理论研究对象，是文学的“总结构”中的“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等”，不同的理论主体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独自地从这种客体的躯体上割取自己的‘一块’”进行研究，从而使文学理论的主客体关系表现出种种不同，这才有可能使文学理论向度由传统的单一性变为现代的繁复多样，因此，若想实现文学理论向度的综合研究，就必须立足于一定的文学理论研究实践，并把它置于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实践活动中，即置于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中进行把握。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自觉地变革世界、创造价值的目的性活动，与一般动物单纯顺应环境的本能活动不同，人类的活动是依自我的目的改造自然，并使之满足人的本性和人类需要的实践过程，通过这种实践，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文学客体中的某些部分变成了主体的研究对象，从而在现实的、具体的文学理论实践中建立起主体与客体、人与文学的全面关系，文学理论的向度即由此而来。综观历史上的文学理论研究，正是因为理论主体不断地和客体发生关系，使原来只具有客观属性的文学现象变成了具有双重关系即属人关系的研究对象，才能谈得上文学理论的向度问题，而主客体相互关系的方式与性质，是与社会历史条件及人类的思维能力息息相关的，它的恒常与改变，是文学理论向度呈现出单一性或多样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进一步说，作为文学理论主体的人是有目的、有意识地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自觉从事认识与评价活动的研究者，而“文学”则是指与研究者发生了一定主客体关系的研究对象，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向度与这一特定的主客体关系具有某种对应性，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的、实际活动着的主体及研究对象的特点出发，才能对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特性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才能对客体中的各种要素及其与向度的关系等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向度的综合研究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