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货币主义类似，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宏观经济政策。1供给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繁荣（以当期实际收入或者总就业来衡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实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阵营中的传统政策建议，与供给学派得出（或者说暗示）的政策结论形成了极其有趣的对比。
无论从微观的角度，还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提出了关于经济行为的深刻而原创的理论。例如，自从新古典理论建立后，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将激励的重要性作为选择理论的主题。然而，供给学派通过强调一些“被之前的学派广泛忽略了的影响渠道和可能的反应”，建立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描述经济活动的模型。
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专注于宏观政策的组合。他们对政策组合的兴趣起源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52）的观察，他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有n个目标和m种工具，除非m大于等于n，否则该国有可能无法同时实现全部 n个目标；然而仅有m大于等于n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一种工具相对于其他工具没有比较优势，那么这种工具就不能算作新增的另一个独立工具。人们可能会认为，经济学家们很快就能用更简化的方法分析该分配问题：当有m种工具时的最优化问题，要考虑到每一种工具可能产生的成千上万种影响。相反，经济学家们却开始关注一个有趣的管理问题：当第i种工具的使用者仅能够或者仅被允许观测n（i）个变量（该工具会影响这些变量中的一部分或全部）时的次优化（suboptimize）问题。就是说，要找到一种关于工具的变量分配方法，使得如果每一种工具都以次优方式运行（相对于其使用者所观察到的影响子集是最优的），那么任何其他的分配都无法达到更好的结果。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管理科学中著名的希奇-麦基恩问题（Hitch-McKean problem），这一问题使得“次优化”一词家喻户晓[虽然在年轻的经济学家们随后将其误解为最优点以下（infraoptimal）并将其误用后，次优化的原意就被抛弃了]。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1960，1962）对这一研究作出了颇具影响力的贡献。如果我们规定一种工具最多只能控制一个变量，为了避免系统不稳定地偏离其稳定状态，那么就必须将每种工具都分配给对它来说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的那个变量。
在宏观经济学的领域中，我们通常所称的供给学派始于我的同事蒙代尔在1971年所著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本偏激的关于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写于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的背景下，他认为“正确的政策组合要建立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基础上，其中宽松的财政政策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而紧缩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因此，分配货币政策去稳定价格水平或稳定与此相关的指标，财政政策则负责确保较高水平的国内产出。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取得预期的热烈反响，那可能的原因是，它是在与通常相比更为短期的视角下考察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有效性；然而，这里似乎存在着矛盾—“财政刺激将是扩张性的”这一观点带着凯恩斯主义学说的特征。不过，卡洛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odriguez）最终于1978年提出了一个更常规的处理方法，并得出了与蒙代尔的组合说一致的结论。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成为了检验供给学派理论成果的实验室，这些证据激发了许多后续研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美联储以坚定的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而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里根政府的鼓励下连续几轮制定法律（以降低所得税和利润税税率的形式）以实施财政刺激政策。
1985年，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对这些证据进行检验时发现，这段时期通货膨胀率下降的速度超过了预测的速度（根据通货膨胀和过去失业率的历史关系进行预测），他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名义工资增长（通过指数化）的放缓，而名义工资增长放缓的原因是美国财政刺激政策导致美元在外汇市场中升值。虽然我们还可以引用其他模型和评论，例如米德和瓦因斯（Meade and Vines，1987）的研究，或者菲尔普斯和韦卢皮莱（Phelps and Velupillai，1988）的论文，但上述参考文献才是构成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的中坚力量。
一些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许多场合中的萨缪尔森，以及米德、莫迪利亚尼、马斯格雷夫和托宾等）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那些能将价格水平控制在既定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不同组合，它们对国家财富积累速度的影响却不相等。因此，对货币-财政组合的选择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国民储蓄和价格水平。萨缪尔森（Samuelson，1956）的这篇论文是关于此类研究的标准参考文献。
通常，他们会用一个静态且确定的模型来进行阐述。政府支出水平保持不变，政府支出这个变量是用来对第三个目标进行控制的 第三种工具，第三个目标是对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产出进行区分。如果用货币供应量衡量货币刺激（的程度）M，用带来高就业的政府预算赤字（通常称结构性赤字）衡量财政刺激F，则国民储蓄率S和价格水平P就是关于政策参数的可决函数，这些政策参数来自简化形式的方程组。该方程组的一阶差分形式为dS＝a01dM＋a02dFdP＝a11dM＋a12dF假设a01＞0且a11＞0，同时a02＜0＜a12，那么a12/a11＞a02/a01，这样才存在最优的政策组合。例如，如果需要加快财富积累，那么必须在降低F的同时增加M。这里不要求通过分配的方式对控制进行分散化。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他情况下说过“上帝给了美联储两只眼睛”。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也经常强调，当他们认为央行的货币刺激政策还不足以提升就业至规定目标时，必须使用财政刺激政策来提升就业，以使得此处的P回归到规定的轨迹。不过，他们认为从长期或中期来看，a01接近于0，a12也将逐渐变小。因此，他们在大多数的讨论中，都心照不宣地将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局限于对价格水平的观察和预测，将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局限于对经济增长的控制。
蒙代尔提出了以下研究框架，进而构成了一个有着不同侧重点的简化系统。货币-财政政策组合所控制的变量变成了价格水平P和经济活动水平Y，经济活动水平用就业或者实际收入的产出来衡量。这样，简化式就变为
dP＝a11dM＋a12dFdY＝a21dM＋a22dF；a22/a21＞a12/a11
如果我们设a21和a11为正，该符号约束可以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即通过减税（政府支出保持不变）实现的财政刺激政策在提高产出上比在控制价格水平上更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的比较优势在于提高（或降低）价格水平。
如果a12＞0，那么在凯恩斯理论下财政刺激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就会超过在与之对立的供给学派理论下的财政刺激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这是由布林德（Blinder）在1983年提出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情况，在P的目标水平给定时，M与F的组合处在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上，如图5-1a所示。准确来说，由于财政刺激政策的减弱，这条直线不如“在给定Y的目标水平时的”政策组合所形成的轨迹陡峭，因为财政政策在扩大产出方面相对有效，所以“使产出恢复到其目标水平”所需的M增量要大于“使价格水平回到其目标水平”所需的M增量。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减税对于劳动力供给的扩张性影响会使得产出的供给价格下降，减税对于产出需求的扩张性影响（如果有的话）会使得产出的需求价格上升，供给价格的降低程度（与初始产出水平相比）超过了需求价格的上升程度，所以a12＜0，这时，在给定了目标价格水平时，政策组合的轨迹是向上倾斜的，与给定目标产出水平时的轨迹相反。
上述对参数的约束有这样的性质：对目标工具的反向分配（将Y分配给M，将P分配给F）会导致系统做出远离曲线交点（此处两个目标都能实现）的爆发式运动，除非碰巧政策组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绝对、完全正确的。得出的结论就是，遵循另一种分配方式（将Y分配给F，将P分配给M）是更安全、更明智的。
正如蒙代尔推测的那样，也许事实就是，20世纪60年代许多政府习惯于盯准GDP和就业来制定货币目标，同时将紧缩财政预算作为一种新一代凯恩斯主义式的方法以促进资本积累，从而使得单位成本和价格水平趋势的斜率变得稍微平缓一些。在那段时期，人们确实从更激进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那里听到过这样的建议，不论立法机关是否听取了这些建议。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蒙代尔分配是一个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学说异端的异议。保持价格稳定并不是货币当局的全部中心；毕竟，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要求一国应该使用其货币政策的力量来稳定该国的价格水平（外汇价格），理论上讲这样做会十分（也许是决定性的）有利于稳定一般价格水平。其异端性在于，它建议要通过预算赤字的方式来使生产和就业稳定在某一趋势路径上，而该工具在新一代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是用来控制财富积累的。此外，它建议靠增加赤字来扩张生产，而不是像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设想的那样靠增加盈余（以加快经济增速）。
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分裂为三个敌对阵营。新一代凯恩斯主义阵营认为鼓励预算赤字会使国家破产并减缓经济增长，并以此为由攻击供给学派。供给学派阵营之所以会攻击货币主义者，则是因为货币主义者优先考虑的不是与一般价格水平有紧密联系的商品价格和外汇价格，货币主义者更想要的是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最后，货币主义阵营永不厌倦地攻击新一代凯恩斯阵营对货币政策执行中操作规则的持续忽略。新兴古典学派则啧啧不停地表示这些都是小题大做，因为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几乎都是中性的。我们从高深理论的时代走到了高雅喜剧的时代，并且我认为我们都是乐在其中的（也许尤其在那些最激烈的时刻）。
供给学派的政策立场背后的经济学理论是什么呢？这个学说能在相当繁杂的理论环境中生存下来，这一点让我饶有兴趣。
供给学派的政策组合最初被宣扬为是对反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方案。据其解释，财政刺激政策能够使一国的货币升值。给定初始的货币存量，货币会一直升值直到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需求不再超过产出，这会使得国内利率与世界市场利率相等。货币升值是通过降低所给出的（或所需要的）工资率从而减少成本的，所以导致工人会去消费进口商品。因此，它能够制止预期工资的通货膨胀均衡和价格上涨；并且由于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量，货币升值可以在实际上增加产出，其中增加劳动力供给量是通过增加与国内产出形式下的初始实物工资相应的实际整体工资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如果产出的增加足够大，抵消升值所需的货币供给量实际上也会增加）。
这里的劳动力市场背后隐含的模型是新古典学派的，模型中假定实际工资使得劳动力市场出清，并且将劳动力供给描述为实际工资的增函数（而不是向后弯曲或者垂直的供给曲线）。但细想就会发现，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在动态研究方面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个不同在其结论中并不明显。2在新凯恩斯框架中，“供给工资”的下降会通过增加给定就业水平上的失业率，从而逐渐降低实际工资。人们也意识到了，由于货币升值会使得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国内价格降低，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能作为货币升值导致成本下降的一种途径，因此芝加哥学派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处处向上倾斜）并不具备理论上的重要性。
然而，对于习惯于从封闭经济角度思考的宏观经济学家来说，开放经济的合理化不容易被理解。此外，针对美国经济情况应用新政策组合的建议遭遇了一个典型的事实，即美国经济几乎没有进口，且出口更少。出现在脑海中的另一个反对观点是，如果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采取类似的刺激政策以寻求同样的供给学派下的对通货膨胀的治疗，那么一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就不会使其货币升值。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即在通货膨胀时期，财政刺激政策和控制某类价格或价格指数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能否被合理化为一个针对世界整体的好处方。供给学派、政策组合建议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说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