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指出了新社会的三个特征：“没有疆界，因为知识的传播甚至比资金流动还容易。向上流动，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工具’，也就是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
与贝尔和托夫勒一样，德鲁克强调了新社会形态中知识工作者的壮大，在下一个社会的最初二三十年间，电脑、制造业和教育方面的知识工作者、科技专家人数将会大量增长，成为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主导群体。对他们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他们不认同自己是“工人”身份，而认同自己是“专家”“知识工作者”。“在知识社会中，雇员亦即知识工作者重新掌握了生产工具。马克思的伟大洞见是他认识到，产业工人不拥有并且无法拥有蒸汽机从而不能在调换工作时带着蒸汽机走。资本家不得不拥有蒸汽机并且不得不控制蒸汽机。知识社会中的真正投资越来越不体现在机器和工具之中，而体现在知识工作者之中。没有这种投资，无论多么先进和精致的机器都是没有生产力的。”
在知识工作者壮大的过程中，知识将在整个社会中起到越来越主要的作用，“知识越成为社会的基础，知识的多样性、变通性和竞争性就变得越重要。这还将在知识方面导致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将使知识政策的各种选择变得日益必要。”
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使社会组织及对其的管理发挥越来越主要的作用，“知识社会是一种由组织构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一种单一的社会任务都是在组织内部并通过组织来完成的。”“由于知识社会必定是一种由组织构成的社会，因此它的核心的、有特色的器官就是管理。”
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社会中，管理必须采取全新的形式，“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创业社会，在那里创新和创业是常规性的、稳定的和持续不断的。正如管理已经成为所有当代机构的特殊器官，成为我们组织社会的整合器官，同样，创新和创业必须成为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维持生命的活动。这就要求，所有机构的经理都要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以及在他们的组织的工作中，让创新和创业成为一种常规的、持续不断的日常活动，成为一种实践。”这主要是因为，在知识社会中，组织环境始终处于较剧烈的变化之中，“计划不起作用”。
因此，这需要管理者们转变管理观念，德鲁克把这些观念称为“公司假设”，进而指出了对于“公司假设”的必要的转变。“公司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前后，一般都基于以下五大假设：（1）公司是‘主’，雇员是‘仆’。（2）绝大多数雇员是全职员工，薪水是他们养家的唯一收入来源。（3）生产最有效的方式是，在一个管理系统的领导下，尽可能多地将生产产品所需的活动集中起来。（4）供应商尤其是制造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掌握着消费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产品或服务。（5）任何一种特定的技术都有一个专门依赖它的产业，而且只有一个。”但是，从1970年开始上述假设遭到颠覆，“现在通行的观念是：（1）知识是生产工具，为知识工作者所有，并具有高度的可移动性。（2）很多雇员，也许是大多数雇员，将仍然从事全职工作，薪水仍然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或主要来源。但是，为一个组织工作的人员当中，将会有越来越多不是全职工作的员工，他们是兼职人员、临时人员、顾问或承包人。（3）注重‘交易成本’本身存在着局限性。（4）现在的顾客拥有更多的信息。（5）最后，独一无二的技术已经没有多少了。”
因此，在下一个社会里，由于知识工作者的涌现、公司产权的变更、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作为新的所有者凸显，公司的类型将会多种多样，公司的管理方式将产生根本变革是必然的后果，但高层管理的需要将更加迫切，对高层管理者素质的要求将会更加严格。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已经对知识社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下面要做的工作是从管理的角度对知识社会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知识社会向管理提出了高水平的科学化要求
知识社会在管理方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管理提出了高水平的科学化要求，下面我们从知识社会中管理的效率、组织的复杂性和管理的基本工具对其进行分析和认识。
一、知识社会要求管理效率有质的飞越
知识社会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生产能力较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有本质的转变，进而对管理的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知识社会社会生产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发表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此而言，世界开始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社会生产效率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被自动化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自动化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数字化的生产工具在生产和服务领域广泛普及和应用。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生产设备将会被信息技术所改造，成为一种智能化的设备，知识社会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建立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同样，知识社会的私人服务和公众服务将或多或少建立在智能化设备之上，电信、银行、物流、电视、医疗、商业及保险等服务将依赖于信息设备。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化设备的广泛普及，政府、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了重组，行为模式发生新的变化。
第二，大规模集中性的生产方式正在转变为规模适度的分散型生产方式。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分工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分工就会有交易，知识社会中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交易方式出现新的变化。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市场交换客体的扩大，知识、信息、技术及人才市场迅速发展起来；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现代化运输工具和信息通信工具使人们冲破了地域上的障碍，使得世界市场开始真正形成；三是信息技术提供给人们新的交易手段，电子商务成为实现交易的基本形态，这也扩展了市场交易的空间。
第三，信息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一批新兴产业初步形成并促进新的产业结构的形成。一是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信息部门产值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并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二是传统产业普遍实行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而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能量转换工具的改造，使传统产业与信息产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三是智能工具的广泛使用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物质生产部门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加快了整个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型，知识社会将是一个服务型经济的社会。
（二）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条件下，不同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结构。农业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以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单元，金字塔型的集权式的权力结构是社会宏观管理的基本特征；工业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以企业为单元的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了以政党及代议制民主为特征的社会宏观管理体制；在知识社会，高效率的社会生产对管理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德鲁克所说，知识工作的生产率——虽然现在仍十分低下，据预测将成为知识社会中的经济挑战。
正如德鲁克所揭示的那样，管理问题将是知识社会的核心问题。专业人员所拥有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本身并不会产生绩效，它必须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这决定知识社会将仍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是知识社会的中心任务。
由于知识生产具有以往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所不具备的隐形化特征，所以对于知识生产的效率的评价以及对于与之相关的管理的效率的评价都较以往更为困难。德鲁克认为衡量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首先要问作为下属的知识工作者3个问题：你有什么长处，能对工作做出什么贡献？公司对你应该有什么期望，要花多少时间？你在工作上需要什么信息，你欠缺什么信息？”可以认为在知识社会中，管理者也是作为知识工作者而发挥自身在组织中作用的，因此对于管理的衡量也可以借用以上的方式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抽象的衡量标准是建立在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这既说明了知识社会对于管理效率的质的改变，也说明了知识社会中管理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二、知识社会中的组织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使企业生态系统的各个层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Internet在全球的开通从根本上改变了时间与空间对企业的限制，构成人类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的“信息”对企业生态系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企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由区域性、国家性向全球性转变，世界正在向崭新的社会前进，社会组织系统的复杂性展现出来。
（一）多样性
对于知识社会组织的复杂性，许多思想家都做过总结和论述，例如托夫勒就对知识社会的多样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第二次浪潮创造出了大众社会，这和批量生产乃是互为表里。批量生产几乎可以作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但对于第三次浪潮中以脑力为基础的经济而言，这已是过失的模式。非批量生产，亦即针对特定对象的短周期生产，是生产的新制胜要诀。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大众营销也被市场细分及‘小众营销’所取代。旧工业时代的庞然大物不堪自身的重量而垮掉，行将步向毁灭。批量生产的工业部门，其工会日益萎缩。大众媒体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分众化，而由于新频道的暴增，大型电视公司跟着缩小。家庭制度也同样变得分众化，一度是现代化标准的核心家庭变成了少数，相对增加的是单亲家庭、再婚家庭、无子女家庭及独身者。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在改变，第二次浪潮的同质性社会被第三次浪潮的多样性社会所取代。大众化被分众化所取代。”
知识社会的多样性还表现在组织行为或组织规律的多样化。例如在知识社会中，企业生产边际收益递增效应开始普遍起来。在工业社会中，企业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能量的输入。由于物质和能量资源的相对有限性、技术进步的相对平稳性、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性，在任何企业中，企业的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资源投入的继续增加企业的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这种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在工业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在知识社会，知识和信息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一方面，由于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可重复利用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且生命周期很短，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给决定的，企业市场容量迅速扩大。这种现象导致了企业边际收益递增的出现，这种现象在信息产业表现更加明显。边际收益递增的出现并不是对边际收益递减的否定，在许多领域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还在起作用，复杂性就表现在这两种规律的交叉作用之中，如果只有边际收益递增规律也没有多少复杂性。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管理思想从“经济人”到“复杂人”的发展也是对于知识社会组织多样性的一种适应。“复杂人”理论突破了基于工业社会的“经济人”或“社会人”等假设无法满足所有处于不同需求等级的人的障碍，对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会产生不同的需求予以充分关注。人是组织的成分，同时也是需求的主体，“复杂人”不仅为组织内部的管理带来了挑战，也使得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的需求变得多样化、动态化。
（二）动态性
一个组织能否在组织生态系统中持续的生存发展在于能否适应组织生态环境的变化，组织与其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得组织生态环境的变迁速度越来越快，反过来又要求组织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这种组织生态系统内部自组织性使得知识社会变得更加复杂。知识社会中组织环境及组织自身都表现出高度的动态性。德鲁克就强调了这种动态性，“我们无法驾驭变革，我们只能走在变革之前。但是我们现今所处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变革是常态。说真的，变革是痛苦和冒险的，尤有甚者，变革要下很多功夫。但是，除非一个组织认定主导变革是它的任务，否则这个组织（不论是企业、医院、大学等）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在一个结构快速变迁的时期，唯一能存活的只有能够领导变革的人。”
（三）开放性
计算机的产生及其在知识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组织进行内部信息管理的效率，而且，在知识社会中组织生态环境的动荡性迫使企业必须时刻关注企业外部的变化。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为组织利用信息资源了解其他组织以及组织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发展动向提供了方便且廉价的工具，使组织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