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论今”
在我国春秋时期，鲁国是一个小国，经常受到其他诸侯国的欺压，很多鲁国人被其他国家抓走沦为奴隶。鲁国国君为了振兴国力，颁布了一条法律：任何一个鲁国人如果在其他国家中遇见已经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先将这个奴隶赎回来，回国后国家会按实际花费一分不少的返还赎金。
当时孔子有一名学生，名叫子贡。他家里非常有钱，在游历过程中经常将遇到的鲁国奴隶解救回来，并且从来没有找国君要过赎金。子贡的做法受到了百姓和政府的一致称赞，他为此感到十分得意。孔子得知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子贡：“我知道你家里不缺钱，可是这个补偿你必须去领。现在你无偿地掏钱救人，受到大家的赞扬。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别人再遇到鲁国奴隶，他一定会犹豫自己是不是应该去赎人呢？如果自己赎了人，回国后去找国君，大家一定会讥笑他。这样一来，即使他们真的遇到了鲁国奴隶，也会装作没有看见的。”子贡听完老师的话，感到非常愧疚。
原本鲁国的制度已经发挥了预期的效果，但因为子贡一个人的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其他人执行这项政策的积极性。如果用我们今天经济学的理论看待孔子的行为，他正好暗合了帕累托效率准则。
“点睛释义”
什么是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一百年前提出的，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帕累托最先考察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产品的最优分配问题，定义了帕累托最优这样一个概念。帕累托最优也叫帕累托效率，其最基本的思想是把对一种社会组织有无效率的评价和在这一组织中个人的福利联系了起来，把个人状况的改进与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系有无效率的主要标志。
按照艾伦·布坎南的概括，帕累托最优的最宽泛的表述是：“一个给定的体系的某一状态是帕累托状态，而且仅当该体系没有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状态能令至少一个人境况变好而不令别人情况变坏。一种状态即是S1，相对于另一种状态即S2的帕累托状态，而且仅当至少有一个人在S1中的状况好于在S2中的状况，而无人在S1中的状况劣于S2中的状况。”这就意味着这时的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使社会经济福利达于极大值。由此，经济学家又引申出了“帕累托更优”或“帕累托改进”的概念。当资源的重新配置不使任何其他人状况更好而至少使一个人状态更好的变化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上述的状态S2向状态S1的变化。当一种资源配置的状况不再可能进行“帕累托改进”时，就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状况。下面有一个例子来阐述帕累托最优与帕累托改进原理。
比如，人们去足球场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足球场按设计能坐5000人。假如在比赛开场前，观众来了4900人，那么，足球场在此时还没有处在“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因为如果再进入100名球迷，观众也可以看到比赛，即“他们的处境会变得更好”，这个增加球迷的过程就是“帕累托改进”。但是如果已经坐满了5000人，然后再进入100名甚至更多的球迷，这些新增加的球迷可能会因为看到球赛而使“自己的处境变好”，但对于那原有的5000名观众来说，处境却会变差，原因很简单，超过规定人数，安全性就受到损害了。这样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长途汽车，在没有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再上乘客，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满员后再超载，全体乘客的安全就会受到影响。
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局限性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神奇的数字，在得到科学论证之前，这些神奇的数字常常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之下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传统智慧。犹太人说，富人和普通人的比例是78/22，而在富人群体之中，真正受人尊敬的成功者不过22%；又比如说男人创造了78%的财富，消费了财富的22%，女人创造了22%的财富，消费了财富的78%。还有78%的财富掌握在22%的人手中，这个比例在200多年后被统计学的“洛伦兹曲线”证明了。科学研究发现空气中氮和氧的比例也是78/22.1897年，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发现各种经济变量的非均衡分布是80/20，并将这一比例称作黄金比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累托最优既可以是一个客观主义的标准，也能够看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标准，因为它凌驾于经济运行及人的经济活动之外或之上，不管我们的经济体系如何运行，不管我们的价值取向如何不同，它总是存在着，近乎一种“绝对理念”。但不管怎样，在整个经济学发展史上，“帕累托最优”无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它彰显着自由平等的精神，包含着公平公正的道德诉求，以及对优劣进行评价的效率标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每个人都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人，最终将实现社会的充分富裕。由此看来，帕累托最优的确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