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古来称墨翟，所谓翟者何也！江氏亦为之说曰：“自秦汉以来，咸以翟为墨子名。然古以墨翟连称，彼以墨为姓，斯以翟为名，亦为以意揣测之词，未必于古有所据。窃疑翟为墨子之姓。考古有翟国，在宋郑之北。其子孙以国为氏，故春秋以后有翟姓。疑墨子即其后。翟国与宋相近，故墨子亦为宋人。又考孔德璋《北山移文》，称墨子为翟子，似亦以翟为姓。而《瑯环记》载墨子则直云姓翟名乌。古人名字纷歧，事所常有。若姓氏则为一定，不可或更。况以昭著千古之墨子，岂敢窜易其姓氏哉？惟所得证据仅此，此外则更无所见。是翟果为姓与否，亦未敢遽决之。然古书称墨翟，以其学加于姓或名之上者，此在古人亦常有之。如老彭，蒙庄，谈天衍，雕龙奭，是也。”
斯以翟为姓，则大谬不然。江氏前既云墨子去姓，去氏，示大同于天下，故为墨家学者咸不称姓。今又云翟为墨子姓，墨子不敢窜易姓氏，何其前后矛盾至此？至谓《北山移文》称墨子为翟子，遂疑孔德璋以墨子为姓翟；然则下文称杨子为朱公，则亦可谓孔德璋以杨朱非姓杨而为姓朱邪？且《墨子贵义篇》载墨子之言云：“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鲁问篇》亦自称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之得见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与子天下。”夫墨子自称曰翟，则翟显为墨子之名可知。若云是姓，则孔子自称丘也幸，亦可作孔也幸；丘之祷久矣，亦可作孔子之祷久矣。有是理邪？吾以谓墨是其道，翟是其名；去姓著道，以著其尚同；久之，则人遂以墨为姓，故称墨子。其称子墨子云者，犹子列子，子禽子一例。犹云此子乃墨子，此子乃庄子，此子乃禽子云尔。岂能遂斥为不通邪？又《公羊传》有子沈子，子公羊子之称，何休《解诂》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则著子字于姓字上，其来亦古矣。不可谓唐以后始有此称也。
然则墨子何国人邪？有据古有翟国，宋与翟近，及《史记》有“盖墨翟宋之大夫”一语，遂疑为宋人者；有据墨子与鲁阳文君之关系，鲁阳为楚邑，遂疑墨子为楚人者；有据公输般将以楚攻宋，墨子起自鲁，遂疑为鲁人者。梁启超颇主鲁人之说，以谓墨子若宋人，则《公输篇》不应有归而过宋一语；若为楚人，《贵义篇》不应有南游于楚之语云云。其说颇为得实。至于墨子仕宋之说，梁氏亦非之。以谓《墨子》书中绝无仕宋痕迹，且引《贵义篇》“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之说，以谓宋必不能行其道，故当必不肯仕宋。其说尤为近是。盖墨子乃古来这大实行家，其言行必不相背也。夫未尝仕宋，以平民而救宋；本非宋人，以异国之人而救宋国；不分人之禄，而苦身以救人；不私利其国，而兼爱人国。此墨子之所以为墨子与？若其生卒时代，则汪中，孙诒让言之颇详。汪氏之言云：“今按《荆柱鲁问》二篇，墨子于鲁阳文子多所陈说。《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韦昭注：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其言实出《世本》。故《贵义篇》，‘墨子南游于楚，见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献惠王之为惠王，犹顷襄王之为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顷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中篇》，言‘智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与？”
而孙诒让则云：“史迁云：‘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自注：《史记·孟荀传》。刘向云：‘在七十子之后。’《史记》索隐引别条。班固云：‘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概本刘歆《七略》。张衡云：‘当子思时。’《后汉书》本传注引衡集论图纬虚妄疏云：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众说舛牾，无可质定。近代治墨子书者，毕沅以为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既失之太后；汪中沿宋鲍彪之说，鲍说见《战国策》宋策注谓仕宋当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于鲁哀公二十六年，见《左传》、《史记》六国年表。齐景公卒于贞王十八年，即鲁悼公十七年遂减昭公之年，以益景公与左氏不合，不可从也。据本书及新序墨子尝见田齐太公和有问答，语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适当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岁前后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考之过。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见贵义鲁问公输诸篇而后及见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篇康公卒于安王二十三年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鲁穆公年已八十余，不能至安王也。《史记·孔子世家》谓子思年止六十二则不得及穆公近代谱牒书或谓子思年百余岁者并不足据。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
汪孙二说，先后不同。近人胡适深是汪氏之言；而梁启超颇韪孙氏之说。胡氏云：“墨子大概生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自注：西历纪元前五〇〇年至四九〇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差不多四十年。”
而梁氏则云：“孙氏作墨子年表，大段不谬。但其据《亲士篇》言吴起之死，则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自注：西纪前二八一。犹存。此亦不确。胡适决其不及见吴起之死，谅矣。然胡氏谓墨子生年约当孔子卒前二年，其卒年约在吴起卒前四十年，则又失之太前。以吾所考证如下：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自注：元年至十年之间，西纪前四六八至四五九。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于前四七九。
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西纪前三九〇至三八二。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前三七二。”
今案梁氏以墨子所曾交接之人为根据，而参伍其年代，似比胡氏为碻。然梁氏以孙氏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犹存之说为不碻，而定为十二年至二十年间。则所差止一年耳。盖深信胡氏据《吕氏春秋》谓墨子决不及见吴起之死之说，而为之订正也。《吕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柱按：陈沣云墨氏所谓巨子犹沙门传衣者也，《吕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巨子腹。高诱注：皆云巨姓毕氏已驳正之。”
胡氏据此以谓吴起死时，墨子久已成一种之宗教；墨者巨子传授之法，已有定制；墨子已有新立之领袖；孟胜弟子劝胜不死。而曰“绝墨者于世不可”，倘墨子尚未死，安能为此说。其说甚为有见。而孙氏以为墨子可及吴起之死，则除据《亲士篇》以外，更无可为据者。其说云：“案《鲁问篇》，墨子及见田齐太公和。和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仅五年耳。况《非乐·上篇》说：‘齐康公兴乐万，’康公之薨，复在起死后二年；然则此书虽多后人增益，而吴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见，明矣。”
孙氏此说，固可以驳正苏时学、汪中、胡适诸人，谓墨子之卒年过于太前之说。然而不可以证墨子必可以见吴起之死，盖太公和之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五年。安知墨子不在此五年之前而死？康公之薨，后起二年，墨子虽说康公兴乐万，然焉知其事不在起死前之一岁？故梁氏据胡说以订正孙说，则孙说乃可以无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