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拽了拽小青的衣角。小青俯身过来，用老家方言轻声问姐：“干啥？”小红俯在妹妹耳朵边，小声说：“你有套子吗？我今天忘了带。”
小青偷偷塞给姐姐三个避孕套，打趣道：“够不够？那老头说不定挺厉害的！”
小红骂：“撕烂你的臭嘴！”说完，泪无声地涌了出来。
车窗外，依然是灯红酒绿，夜色妖娆。
城里的月光
年前，作家老李老打电话追我，问认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说认识有屁用，你那事我帮不上忙，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李嗫嚅道，怎么是多管闲事呢，你可不能这样说。
唉，老李一个儿时玩大的同村伙伴——老憨，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做建筑工，一年到头在工地上累死累活，好不容易赶在春运前，求爷爷告奶奶，工头总算结清了工资，却在临上火车前被歹徒逼到墙角，洗劫一空。
两万块啊，整整两万块血汗钱，就被这天杀的挨枪子的刀剐的抢去了！老李在电话里恶狠狠地骂道。
我忍不住笑了，说，狗屁！骂如果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帮你老憨寻回钱，我请一伙人去骂好了。
老李苦笑，笑完，又开始祥林嫂般地絮叨，这派出所是干什么吃的，报案都一个多礼拜，就是不见动静。
我说，人家派出所也不容易，就那么点警力，管着十多万外来人口。我帮你找了派出所。人家指着一大堆卷宗，为难地说这是小案子，又没有明确的破案线索，自认倒霉吧，夸张点说，这和在大街上被抢了手机差不多。
估计老李听后是一副苦瓜脸。他说，娘哎，这可是两万块钱，怎么是小案子？
我只好解释，两万块钱搁你老家是巨款，在这里只能算小钱，有钱人的一顿饭钱而已。
老李悻悻地问，就没其它法子了？
我一脸无奈地说，如果是上百万，派出所肯定会成立专门的破案小组。要是你的老憨丢胳膊断腿了，他们也应该会重视。
老李感慨，如果可以换，我想老憨肯定愿意拿条胳膊甚至性命来换这两万块钱的。你要知道，老憨一家老小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年多，家里正等米下锅呢。老李又不死心地问，真没法子了？老子在你那座城市只认识你一个朋友。
我想了想说，法子倒有一个，我给你讲一个在我家乡流传很广的故事吧——
大概是民国时期，一位上面来的夫人，在省城一帮官员的陪同下，从南昌去庐山避暑。中途，路过我们镇时，夫人内急。很急。无奈之下在路边找了个公厕。你要知道，我们那里所谓的公厕，就是一个茅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臭气熏天。当地人民早习以为常，可是夫人金贵啊。她站在厕所门口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最后可能是憋不住了，一捂鼻子跑了进去。夫人出来时，脸色很难看，半躺在小车里直说头晕，还嘀咕了一句：你们这里的卫生怎么搞的吗？陪同的官员坐不住了，上庐山后，打电话骂人，从行署、县一直骂到我们镇，把我们镇长吓得半死。镇长考虑到夫人返程还会经过这里，就号召全镇人民大洗厕所。妈的，又是挑粪又是消毒，整整折腾了三天。
可是，夫人没来。据说人家下山后直接去了武汉，从那里坐飞机走了。
老李听了我的故事，深有感触，沉默了半天，突然怪声怪气地尖叫，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吗？
我大笑，隔着电话想象着老李叉腰横眉的样子，说，你这样会把人家吓坏的，人家就是破不了案，也会自己偷偷把钱垫上。
我又说，可是我们都是蚂蚁。
老李无语，默默地把电话挂了。
两天后，一个月光极好的深夜，我又接到老李的电话。老李说，我想自己把钱垫上。
我吃了一惊，大骂，不会吧，你他妈的是不是疯了？
老李幽幽地说，你不知道，我们老家地处大西北，是你难以想象的穷。我上高中前，除了出生外，没有洗过一个澡。在我们那个乡，我是唯一的高中生，是乡亲们的骄傲。现在我是狗屁作家了，在他们眼里，我无所不能，天天和中央首长在一块儿握手、吃饭，进出小车伺候。老憨也是实在没辙儿才找到我的，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再说了，老憨还欠着一屁股债，没了这笔钱，几个娃儿都要失学的。他们一家正盼着过个好年。
我听了心情沉重，转而又说，你自己也不宽裕，靠几个稿费，还得养活一大帮人。
老李叹了口气，说，我多写点就是了，实在不行，就卖自己，写点黄的，那玩意可以多挣几个。我之所以告诉你，是想让你配合我一下。
我问，怎么配合？
你帮我把这钱给老憨，就说你公安局的朋友抓获了歹徒，把钱追缴回来了。老李不放心地叮嘱我，你千万别露馅，对着老憨，要给足我面子。老憨现在还在工地上眼巴巴地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我凝望着窗外城市上空皎洁的月光，哽咽无语。
翠花，上酸菜
矿区不大，横竖也就两三条街，更像一个村落。所以临近年底，当老郑带回来一个东北女人时，不到半天的功夫，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矿区。
这女人叫翠花，身材高挑，白皙秀美，说话带着东北那旮旯独有的卷舌尾音，唱歌般好听。大家把老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感叹老郑四十多岁，出去打几年工，竟然带回来一个年轻貌美的媳妇儿。众人羡慕地看着老郑，那几个三十好几甚至四十出头的老光棍儿更是把老郑堵在门口，嚷道传授秘诀。老郑诡秘地笑笑，没有作答。
翠花来后，老郑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翠花是个勤快的女人，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缝补浆洗，到处拾掇得干净亮堂，纤尘不染。尤其是饭菜，老郑和前妻的两个孩子，不用像以前那样有一顿没一顿地吃食堂了。翠花按照她东北老家的生活方式，经常变着花样下点面条，熬点小米粥，蒸一笼豆包，或者煮上一锅饺子，把日子调理得有滋有味。
翠花最拿手的是东北酸菜。她在街市上买了一堆大白菜，泡在水缸里，浇上滚烫的沸水，撒上盐，稍微冷却后，用塑料布包了个严严实实。年底南方矿区的气候，虽然比不上东北那里冰天雪地，但也算是天寒地冻了。几天后，翠花从缸里扒拉出一棵被腌制过的白菜，洗干净，切成细丝，加入五花肉和红薯粉条，在火上小心地炖着。不一会儿，屋子里便弥漫开来一股扑鼻的香味，一尝，酸甜可口，既下饭，又当饱，颇有几分东北当地的风味，把老郑和两个小孩乐得眉开眼笑。
那时，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刚刚流行开来，模仿最后一句唱白成了老郑家最快乐的节目。老郑和两个孩子一边敲着碗筷，一边偷眼往厨房里瞅，看到翠花的酸菜快要上桌时，老郑便学着雪村的鸡腔喊道：翠花，上酸菜！紧接着，两个孩子也欢天喜地地喊：阿姨，上酸菜！好咧，翠花在厨房里应了一声——“锵、锵、锵”——踩着京剧里的鼓点，风摆杨柳腰，春风满面地端上来一大盆酸菜猪肉炖粉条。一家人吃着，闹着，欢声笑语不断。整个屋子里热气腾腾，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氤氲开来，定格在墙上，像画上画的一样。
老郑家的欢声笑语，让那几个老光棍儿整宿整宿地失眠。他们暗自骂道，狗日的，早死早好！死了，腾开地儿，老子好接班。
这帮老光棍儿只要闲着没事，就喜欢在老郑的房前屋后转悠，像一群饿得眼睛发绿的猫儿，围着水塘里的鱼儿干着急。也有胆大的，趁老郑不在家，找个借口闯进去，借个火儿，觅两瓣蒜，没话找话，涎着脸不走。老郑叮嘱道：别搭理，都不是啥好人。翠花吐了吐舌头，认真地点了点头。
春风绿草，气温日渐回暖。一个傍晚，老郑下班回家（翠花来后，老郑就在矿区附近寻了份工作），快到家门口时，远远地看见翠花和老柴在自家院里拉拉扯扯。老柴今年三十六了，远近闻名的一个光棍儿。待老郑一进院子门，老柴把手里的一块红布往翠花手里一塞，头也不回地走了。老郑一看，扬手掴了翠花一耳光，眼里喷火地骂道：都叮嘱多少次了，你……你咋就狗改不了吃屎哩！
翠花憋屈地僵在那里，半天才反应过来，哇地哭了，一边哭一边念叨，你咋就不能相信我？你咋就不能相信我？
这事儿没等天黑就水落石出了。原来是老柴的嫂子要出嫁女儿，托老柴捎来一块被面，请求工于女红的翠花绣幅鸳鸯图。人家老柴和其他光棍儿不一样，根本不愿意揽这差事，是被嫂子骂来的。当时老郑所看到的拉扯场面，是翠花担心老郑心眼多，想拒绝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老郑还真冤枉了人家翠花。老郑知道自己错了，又是道歉又是哄，大骂自己狗眼瞎了。翠花扭着个身子看天花板。老郑又换了一招，扒自己衣服，脱得只剩一条裤衩，在屋子中间转圈儿，问翠花麻绳搁哪儿了。翠花不解地问你寻麻绳干啥。老郑说，负荆请罪，书上不都是这样写的吗？翠花扑哧一声，笑了。
临睡前，老郑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把银行的存折和密码都交给了翠花。翠花感动得一把抱住老郑，像一条鱼儿游进了他的怀里。
第二天晌午，老郑睡眼惺忪地醒来，发现翠花不见了，屋里屋外寻了个遍，踪迹皆无。隔壁说一大早看见翠花蹬个三轮，急匆匆地走了。老郑心里一惊，赶紧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到自家的存折。
翠花卷款跑了。
妈的，翠花把老子所有的钱都骗走了！老子蠢得跟猪一样，还把存折和密码告诉了她。老郑气得火冒三丈，坐在街中心的樟树下破口大骂。很快围拢了一帮人。老郑对大家激动地说，你们知道翠花以前是做啥的？你们知道翠花以前是做啥的？她是做鸡的！做鸡的就是做鸡的，像狗，永远改不了吃屎……
几个老光棍儿掩嘴偷笑，彼此挤眉弄眼。也有人表示同情，好言劝慰老郑赶紧去报警。
这时，一个小孩指着公路上大声嚷道：郑叔叔，你看，谁来了？
大家循着孩子的话往公路上望去——刚好是一个陡坡，翠花正推着三轮车吃力地升了上来。她两腿弯曲，身体绷成一张弓，气喘吁吁地，使劲往坡上拽——她的车上，驮着一个硕大的冰箱。
众人轰地乐了。
围观的人群知趣地散去。几个老光棍儿一边散，一边交头接耳，拿目光狠狠地剜翠花。
老郑大着舌头问翠花去哪儿了。翠花说，天气热了，制不了酸菜，所以赶早儿去买了个冰箱。你睡得沉，没惊醒你呢。
老郑闻言，身体像被电击了一般晃了晃，牙疼似的捂着腮帮子。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当老郑再一次睡眼惺忪地醒来，发现翠花又不见了，枕头边放着一本存折，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酸菜制好了，我也该走了，你咋就不能相信我？你咋就不能相信我？
老郑看着冰箱里密密麻麻的的酸菜，狠狠地抽自己的嘴巴。
钉子户
老旦是个性子特倔的人。
那天早上，笼子里的一只鸡无缘无故地死了，老婆心疼，和老旦吵了几句。老旦一赌气，跑城里来了。
老旦跑城里来干啥？他自己也不知道。深夜，老旦蜷在天桥底下望着满城灯火，嘴里喃喃自语，一只鸡死了也怪老子，老子是你老公，又不是看鸡的。老旦宁愿睡天桥睡火车站睡大马路，也不想灰溜溜地回去让老婆笑话。
老旦有自己的主意，打算在城里找份活儿干，待到年底赚点钱风风光光地回去。老旦在人才市场进进出出好几天，便傻眼了，没人要他。这不能怪人家有眼无珠，老旦虽然也识几个字，但没啥学历，加上胡子拉碴，四十好几了，谁要？现在大学生都满大街失业呢。
老旦的转机来自一个上午。那个上午，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老旦和一帮刚结识的兄弟，跟着一辆小车跑，跑得汗流浃背，到了地儿，才知道是帮人家搬家。从一楼搬上十八楼，来者有份，一人二十块钱。搬完后，主人让老旦帮他在墙上钉几个钉子挂东西。穿着雪白衬衫的主人一边挥舞着双手指挥着老旦，一边嘴里叨咕，唉，这年头怪了，没想到啥都方便，钉几个钉子倒成了难事。当时，老旦的嘴里正龇牙咬着几枚钉子，手里的榔头却忽地停在半空中。老旦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灼热的阳光以及阳光底下偌大的城市，得意地笑了。
从此，老旦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他成了一个钉钉子的。说起来难怪你不相信，这行业太特殊了，哪一朝哪一代都闻所未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这个城市中心的菜市场门口，大家都可以见到老旦的身影。老旦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脚跟前放着一个手提的木盒子，远远看去，你还以为是个擦鞋的，走进一瞧，你会大吃一惊——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支在他身旁，木板上方歪歪扭扭地写着“专业钉钉子”一行毛笔字，下面则粘着铁钉、水泥钉、钢钉、镙丝钉等各种钉子，长短不一，密密麻麻，却排列得整齐有序，有点像一个打开的夸张版的中医针灸盒。
很多人对这个新兴的行业感到好奇，围着老旦看猴一般转来转去，左看右看。看了半天，新鲜劲没了，便散去。有人想照顾一下老旦的生意也无能为力。试想，这年代，在城里，家家户户都装修得金碧辉煌，有谁愿意在墙壁上钉几枚刺眼的钉子？
老旦不是这样认为的。
当几个好事的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闻时，纷纷要求采访老旦。老旦对着摄像头和录音笔是这样说的：
一个城市这么多的家庭，就没有需要钉钉子的？你挂书画挂相框需要吧？你挂液晶电视挂音箱需要吧？你挂衣服毛巾挂锅铲瓢盆需要吧？我就是不相信，你家里外表装修得再好，就不需要钉钉子了。可是，这年头，谁家里会备钉子和榔头呢？我这是急人民群众所急，想人民群众所想……
事后，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新闻报道，标题有些雷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在我市横空出世》。电视台更绝，把此事件定性为“一枚顽固的钉子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挑战”。
老旦一时成了家喻户晓、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可是，大家就像当初在菜市场围观的人群一样，新鲜劲没了，便潮水般散去。老旦经营这买卖两个多月了，一直没有开张。要是换了别人，早泄气了，但老旦不，他是出了名的倔性子，他依然每天早早地起床，蹲在菜市场门口等候生意的降临，雕像一样坚强，像麦田里的一个守望者。
终于有一天，这个城市的人们发现老旦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还没等回过神来，大家又立即被电视里网络上各种汹涌澎湃的新鲜刺激的新闻所包围着。很快，老旦就被大家遗忘了。
如果不是年终，不是电视台对该年的热点新闻进行盘点和追踪报道，谁也不会记起老旦，更无法知晓老旦离去的前因后果。很多人看了那档节目。大家在电视里看见老旦盘腿坐在热坑上，一脸幸福灿烂的笑容。
记者问老旦不做“钉子户”，是不是没有生意？老旦郑重地摇了摇头，说，有生意呢，谁说没生意，我接过一张大单——
一个早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摇着轮椅来找我，让我去他家钉钉子。当我来到他家时，面对一扇大墙，我吃了一惊。老人让我把这扇墙全部钉满钉子，多少钱都行。我当时怀疑老人的脑子有毛病，坚决不答应。老人万般无奈，拿出一张发黄的纸给我看，说是他刚刚去世的老伴儿在年轻时写给他的诗：在墙上钉满钉子/那是我望你的眼睛/星星般濡湿/寄托我一生不变的爱恋……
我拧着眉头想了半天，明白了大概的意思。我答应了老人。我把我能找到的钉子都钉在墙上，整整钉了一天。老人坐在轮椅上，默默地看着我钉下的每一枚钉子，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等我钉完满满的一扇大墙时，老人幸福地睡着了。我不敢要钱，转身收拾东西，连夜坐火车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