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哪里
有一天他起早了，走着走着感到有点饿，想到街边的早点摊喝碗豆浆。吃之前，他先绕到摊后看了一眼，看到一桶洗碗水，里面还泡着碗，与一桶泔水差不多。他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到小摊上吃东西。
他继续向前走，感到更饿，站在一家餐饮店门口，观察了一会儿，屋里干净敞亮，食客不少。他迈步进去，要了一碗牛肉拉面。正要吃，门口进来一个供应商，邋里邋遢，摩托车后座驮着两大袋裸露的面粉。他看了一眼，想起尘土飞扬的马路，想起摩托车黑乎乎的尾气，搁下筷子扭头走了。
他不敢到外面吃了。回家的路上，他打电话给妻子，叫她煮碗粥。他一进家门，看见餐桌上热气腾腾，心中甚为温暖。他端起粥小心地喝了两口，突然，盯着妻子的手，警惕地问，你今天洗手了吗？妻子纳闷地看着他，回答道，你打电话给我，我还在床上，就赶紧起来淘米熬粥，哪有时间洗手，我现在连牙还没刷呢。他闻言，感到胃里翻江倒海，立马跑进卫生间。昨晚，他们过了夫妻生活，妻子身上不方便，用手帮他解决的问题。他妻子很凶悍，他不敢多言，关上卫生间的门，一个人躲在里面狂吐不止。
等到他吐完，重新刷牙洗脸，感觉有些适应了，再一次回到餐桌前。那个装粥的碗竟然空了。他忙问妻子，粥呢。妻子说，婷婷喝了，上学去了。他脸色苍白，直冒虚汗，感到一阵恶心，又在卫生间忙了半天。妻子惊问他怎么啦。他支支吾吾说肚子不舒服，可能是昨夜着了凉。妻子说，那我帮你给单位请个假吧，今天就别去了。
妻子走后，他坐在沙发上，孱弱如泥。尽管他知道没有科学依据，也不合乎逻辑，但他总是忍不住想，女儿会不会怀孕啊，如果生下来和自己一模一样，该叫他是外公还是爹？他感觉自己大逆不道，怎么会萌生出这种罪恶的想法。但是，没过多久，他依然忍不住会去想。一个上午，他神情恍惚，像一头驴一样，在屋子里不停地转圈。转到下午，他快受不了，感觉自己真的病了，应该去看医生。
坐在一个满脸粉刺的心理医生面前，他说了事情的经过。他实在是无法启齿，说通过妻子的手和一碗粥的传播，担心女儿会怀孕。他隐瞒了这种荒唐的想法。这一切毫不影响年轻的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医生问他，你为什么要吃早点？他如实回答，饿了。医生问，那吃饱后为了什么？他说，工作。医生问，工作是为了什么？他说，养家糊口。医生问，养家糊口是为了什么？他想了一下，说，为了儿女。医生问，儿女大了呢？他望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沮丧地说，儿女大了，我也老了，该去另一个世界，腾开地方，给他们让位。医生说，人活着，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别把自己看得太金贵了。
他不是很赞成医生的观点，但又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似懂非懂地点头，从心理诊所出来，已经是黄昏。城市的边缘，一轮夕阳将落未落，上半截浮在高高的楼宇之上，下半截埋没在灰扑扑的暮云里。他望了一眼，就像望镜中的自己一样充满苍凉。然后，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
路上，他看到一个老乞丐坐在高高的台阶上，破衣烂衫，胡子老长。他眯缝着眼睛，看着看着，似乎又一次看到了自己的老，眼里涌出些湿润。那乞丐正在有滋有味地喝一瓶啤酒，一仰脖，咕咚几大口，再用手掌抹了抹胡子上沾的酒液，舌头在手掌心舔了几口，一抬头，看见他在看自己，得意地笑了。
他心中涌起无限感慨，妈的，人家过的这才叫日子。他走上去，挨着老乞丐坐下。台阶下，路人来来往往，蚂蚁般行色匆匆。
他突然觉得路人很可怜，而自己很可笑。
老乞丐将手里的啤酒瓶递给他。他惊讶不止，不敢伸手去接。老乞丐微笑地看着他，很坚决地，将酒瓶立在他眼前。他迟疑了一下，接过抿了两小口，紧接着，一仰脖，咕咚几大口，再用手掌抹了抹胡子上沾的酒液，舌头在手掌心舔了几口，一抬头，看见老乞丐在看自己，不由也得意地笑了。
故事里的事
有一天，朋友乔迁新居，他去帮忙。他穿得比较破，因为干的是粗活重活，回来时灰头灰脸，头上有些土，衣服上满是污渍。
他站在街边，向过往的出租车频频招手。每一辆车打他面前经过，先是减速，司机探出车窗瞥了他一眼，赶紧一踩油门跑了。他像个稻草人一样站了很久，最后耐不住，上了公交车。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公交车上。故事完全属于虚构，你非要对号入座，我也没有办法。为了方便讲述，我还是继续用“他”作为主人公——
他上车没多久，一个胖胖的女售票员瞟了他几眼，急呼呼地嚷道，买票，买票，上车的同志请买票。说实话，他真没有听见，扛了一天的沙发冰箱，累得七倒八歪，眼冒金星。胖女售票员喊了两遍，见他没反应，气咻咻地走到他跟前，提醒道，说你呢，耳朵聋了？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问胖女售票员，你找我？胖女售票员说，瞧瞧，第一次进城吧？买票啦。他恍然大悟，掏出钱来，嘴里忙不迭地道歉。乘客们一脸鄙夷。
车上人不多，刚好满座。到了下一站，上来一个更胖的老太太。老太太逡巡了一番，径直走到他身边，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胳膊，示意他让开。如果搁在平时，他真没有异议，但今天确实太累了，还有好几站路呢。他环视了一圈车内，到处是活蹦乱跳的年轻人，但他还是站起来了。老太太毫不客气地坐下，连一声谢谢都没有，仿佛这座位天生就是她的。
下车后，他心情很不好，在离家不远的路上，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还没等开口说道歉，对方已经气势汹汹地吼道：瞎了你的狗眼！紧接着，对方撸起袖子要揍他。他连话都不敢说，赶紧溜走了。
很显然，因为他今天穿得不太体面，从售票员到乘客再到路人，都把他当农民工或者社会闲杂人员看待。这身穿着，走路应该像贼一样，贴着墙根猫着腰屏声敛息，坐车应该低眉顺眼，心怀感恩地给每一个人主动让座。在大家眼里，这个城市本来就不属于他的。他回到家，越想越窝火，越想越生气。
故事就此打住，好像不能算是一篇小说，充其量只是揭示了一个人人皆知的社会现象。所以，我还得编下去——
第二天，他弄了一辆三轮车，带着一个蜂窝煤炉子，出去卖包子。他专门蹲在他昨天下车的地方。他的早点，只卖给那条公交线路的乘客，还有走路趾高气扬的城里人。蹲了三天，那个胖女售票员像鱼一样向他游来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狂喜，用便宜到让人匪夷所思的价钱，卖给了她一大兜包子。望着胖女售票员远去的背影，他得意地笑了。他在每一个包子里，都吐了一口浓痰。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我这样编故事，很不道德，有拿农民工开涮之嫌。他连帮人家搬一次家都累得不成人形，天生富贵命，怎么可能会去卖包子。
但是，他确实憋了一口气。他是个城里人，尽管不是特别有钱，但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生活有滋有味。第二天，他精心打扮了一下自己，西装革履，金边眼镜，手里夹着一个昂贵的皮包，还喷了进口的香水。他特意去坐那趟公交车。坐了三个来回，终于遇到了那个胖女售票员。让他失落的是，胖女售票员根本没有认出他来，只是脸上堆着笑，提醒别人给他让座。几个人立马站了起来，瞬间，他成了老弱病残孕。他感觉特没劲，赶紧下车溜了。下车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忘了买票呢。
事情当然也不是这样的，我还是在编故事，他应该不会这么无聊的。当然，为了鞭笞所谓的人性，我还可以继续编下去，编得更有趣些。比如他下车后，心情低落，一不小心碰到一个壮汉，甚至就是昨天所碰到的那个人，还没等他开口，对方就开始道歉了。他嘴里骂骂咧咧，扬手要打人，对方吓得脸色煞白。这样小儿科的重复回环，你不觉得很不真实吗？其实，我貌似还有一个结尾——
他作为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在这件事上深受启发，召集各个部门开会，商讨如何善待农民工。有人认为当务之急的是改善就业环境，大幅度提高薪资。他摇头，说成本提高了一大截，股东吃什么。有人提出建几栋廉租楼，让他们有一个家，少一些漂泊感。他说那大家议一下收多少租金合适呢。有人建议盖一所学校，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了，他们的心就安稳了。他问请老师的钱谁来出。有人建议关爱精神生活，设立图书馆和网吧。他说这个不好，书看多了，思想就杂了，不好管理。就这样商讨了一天，一事无成。
讲到这里，你肯定要质问，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日理万机，怎么可能去帮人家搬家，然后站在马路上打的或者挤公交车呢？唉，我说过，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虚构的，是假的，为什么不能一路假到底呢？
事实上，他就是一普通市民，心里愤愤不平地回到家，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心情又好了。以后，每次见到外来工，他有时也会斜眼而视，抱着戒备的心理躲得远远的。这是事实，你真不能说我在编故事。
虚 构
矮哥是我朋友，人矮，难看不说，且胖，状如冬瓜。矮哥的老婆阿月，高挑俊俏，却瘦，形似竹竿。更让人诧异的是，阿月小15岁。有一个经典的段子：阿月临产时，护士催着家属签字。矮哥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护士喝斥，爷爷不能签字，叫爸爸来。矮哥面红耳赤，难堪地解释道，我就是爸爸。这段子，很长时间，在朋友圈子里被传为笑谈。真不能责怪人家护士有眼无珠，矮哥和阿月挽手走在大街上，确实不太般配，更别说是结发夫妻了。
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对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想探究一下当年的那些风花雪月。
我问矮哥。
矮哥说：主要是缘分，缘分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那年，我37岁，一个人吊儿郎当的，在纸厂上班。一次傍晚下班后，在厂门口的小卖部打电话。中途，她也来了，也要打电话。她可能有急事，在我身后催了好几次。我当时心情不太好，见她那么着急，就故意为难她，长时间霸着电话机，到处找人海聊。她最后急了，一把夺过电话筒，嘴里骂上了。我是谁？我怕过谁？她这么张狂，我还不收拾她？我们两个人开始吵架，她骂不过我，就动手了。你别说，你嫂子当年不仅人漂亮，而且力气也不小，十几个回合，我才把她按翻在地，结结实实地修理了一顿。这事儿最后闹到了厂保卫科，我被责令写检查、罚款。我事后想想，觉得自己一个大老爷们挺不应该的，于是找她赔罪。找多了，就慢慢热乎上了。
我羡慕地说：这叫不打不相识。矮哥嘿嘿地笑，补充道：对，不是冤家不聚头。
过后不久，我去矮哥家里，他不在，阿月在。我刚好无事，便坐在他家里和阿月闲聊。我旧文人式地感慨：没想到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江湖，没想到你们也有激情燃烧的岁月。
阿月哈哈大笑，说：你呀，就喜欢听他胡说八道。谁和谁打架，扯起来像武侠小说里的神雕侠侣一样，还十几个回合呢，笑死人了。我在这儿无亲无故，老家山沟沟里穷得一塌糊涂，我找谁打电话？
我惊讶不已：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阿月皱了皱眉，说：其实，我们是别人介绍的。你矮哥是本地户口，厂里的正式职工，又是工会副主席，我那时是外省来的一个山里妹，在厂里打杂。厂长见他一直单身，可怜呢，就好心撮合我们。我起初不太乐意，嫌他年纪大，人又矮，但又不好得罪厂长，一直含含糊糊没有表态。后来厂里刚好有一个转正的指标，厂长找到我，说只要我答应嫁给矮哥，就把指标给我。我思前想后，觉得他丑是丑了点，但人不坏，骨子里挺老实的，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泄气了。风花雪月啊，对于居家过日子，永远是一种传说。
一年后，矮哥的大舅子，也就是阿月的哥哥从老家出来找工作，找到我，恳求帮忙。事情办妥后，阿月的哥哥出于感激，扛来一大堆山货，顺便在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期间，聊起阿月，她哥哥激动地说：胡扯，什么转正，想做城里人想疯了。她的户口，还有她小孩的户口，现在还挂在我那里，村里每年给她们分山地呢。
我惊问：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阿月的哥哥叹了口气，停顿了许久，眼里含着泪说：现在想来，其实挺对不住我妹子的。她当时在外面打工，我父亲车祸，急需五万块钱动手术。你知道的，五万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怎样一笔数字。迫于无奈，我妹子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谁给五万块钱救我父亲，就嫁给谁。那时，我妹子才22岁，黄花闺女呢，呜呜……说着说着，阿月的哥哥动情地哭了。
我双手在脸上痛苦地搓了搓，说：你的意思是最后矮哥出了五万块钱，把你父亲救了？
阿月的哥哥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
我问：阿月就心甘情愿？
阿月的哥哥说：开始是不太乐意，但是钱已经花了，人已经救了，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她别扭了一阵子，还是嫁了。
我心里充满无限酸楚。我难以置信的是，那天阿月笑哈哈的背后，竟然藏着天大的委屈。这种委屈，让我难以释怀。当有一天，我把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讲给一个朋友听时，他的一番话，让我瞠目结舌。
朋友说：矮哥和阿月，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五万块钱，我告诉你，阿月从小就是孤儿，父亲在她八岁就得肺结核死了。还车祸，阿月那里，与世隔绝，我怀疑很多老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车。再说了，矮哥就那点破工资，一个单身汉，花钱没有节制，哪里来的五万块钱？这不是天方夜谭嘛。我当时是纸厂的办公室主任，他们的情况，我最清楚。其实哩，这事儿，说复杂则复杂，说简单则简单。
说到这里，朋友诡秘地笑笑，四周看了看，手挡在嘴边，贴着我的耳朵说：当初，阿月在我们总部做清洁工，被董事长看上了。肚子搞大后，董事长夫人知道了，哭哭啼啼，闹得满城风雨。董事长找到我们厂长，想火速灭了这场风波。我们厂长又找到我。我合计了半天，最后想到了矮哥。矮哥当时只有一个条件，先打胎，后结婚。
我瞪大眼睛看着朋友，半天，犹犹豫豫地说：这不是潘金莲的现代版本吗？
朋友撇着嘴说：你以为是什么好货噻。
一对平常的夫妻，只因为外相和年龄的差异，竟然演绎出了四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而且每个版本都是那么真实，那么具有可信度。我不敢再深究下去了，因为知道接下来肯定还会有第五个、第六个版本源源不断的涌来。
写到这里，我孱弱如泥，深感恐惧。妻子在一旁读完，笑道：胡编乱造，瞎虚构，谁是矮哥？你的朋友圈里，有这号人吗？我怎么不认识。她又摸了摸我的头，打趣道：不会就是你自己吧？
我得意地笑了。
露天电影院
天堂电影院，位于幸福镇最繁华的十字路口。
电影院的生意很冷清，除了几对年轻的情侣在里面混水摸鱼外，镇民一般都窝在家里看电视。可是，电影院依然是全镇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这里频频上演跳楼秀。
第一个要跳楼的是电影院的老板桑布。
桑布凌空站在电影院楼顶的墙栏上，一脚迈开，即可和蓝天白云融为一体。他手舞足蹈，对着天空破口大骂，慷慨激昂中，身子时不时地一栽一倾，惊得地面上一片大呼小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