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权利，其对农民的含义常常是与风险的应对与消解机制相联系的。由于农民面临的自然、经济与社会风险具有多样性，相应地，农民的权利系统一般也包括自然权利、经济权利以及社会权利。为了争取或确保农民对特定权利的占有，农民需要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参与过程中面对相关的权力问题，这就涉及农民的政治生活。
处于风险社会中人的权利是如何确定的？权利是如何与权力发生联系的？在不同的学科里，农民的多重角色常常被贴上不同的标签，如生物学上的“自然人”、“社会人”与“经济人”以及“政治人”。作为自然人的农民会如何以生理和本能地应对自然状态下的生老病死等现象，如生育权应该是农民作为自然人的自然状态下的应得权利，这种情形下的人与生物世界其他物种的生存进化并无本质区别，这显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后三类性质的农民问题。作为“经济人”，农民是一个农业生产组织的主体或抽象代表人，其投入各类生产要素从事农业生产并出售其产品，以追求最大化收益。作为“经济人”的农民要置身于高度风险的环境之中，农民不仅面临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自然风险，而且还面对农产品销售环节中的市场风险。当农民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安排获得了消解或降低上述农业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自然及市场风险时，就意味着农民获得了一项应对特定风险的经济权利。当然，作为“经济人”的农民首要的权利系统是对投入农业生产的要素的控制权利以及农业生产过程的决策管理权与农产品出售方式及价格决定和收益享有权。改革前的起点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处于具有一定的分散机制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单个的农民而言相对较小，但是改革之后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风险分散机制的退化，农民个体所面对的自然和市场风险明显放大了。
作为社会人，农民需要应对各类社会风险，如疾病风险与费用的分担；老年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陷入贫困等而失去收入来源的风险；农民自身及其子女的素质与劳动技能转换与退化的风险；农民从事非农就业机会及其工作安全与收益可获得性风险；甚至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导致的压抑与恐惧的风险等。此外，作为政治人，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土地要素的产权或承包控制权及其相关农业经营收益权等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行为的侵害和干扰的风险，其中，尤其是土地征用和过去的农村税费体系对农民权利和利益剥夺的风险最高。显然，对于上述诸多风险的分散与化解，农民仅仅依靠自身的个体行动是无法应对的。这必然涉及国家、农民与相关的社会组织机构就上述风险的治理问题进行互动与妥协，以达成一定形式的集体行动。其中，政府无疑应针对不同风险的性质承担不同程度的资金投入责任。在过去10多年，政府对农民的义务教育承担了更大的筹资责任，而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与制度（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农民养老保险等）过程中也开始逐步增加了政府的资金投入力度。同样，在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培训以及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方面，政府也在不断地强化其责任。
民主的一个特征是对公民的需求做出持续不断的响应。乡村民主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为农民提供表达公共意愿的渠道，同时也是农民直接选择地方自治组织的领导，以实现村庄层面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政治生活中，农民是以一个政治人的身份参与公共活动，并形成各种集体行动，或者对政府的农村农业政策做出回应，或者对村委会施加需求呼声的压力，以督促乡村基层组织在集体事务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在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时，农民还保留了进一步采用集体行动的权利，如集体集会、申诉和上访等。《村民自治组织法》的实施意味着法律赋予了农民在乡村政治生活中的法律权利扩大了，但是在实际乡村政治过程中由于不同种姓宗族以及地方政府等力量的介入，农民实际上获得了多大的政治话语权则是有待探讨的话题。
30年的农业改革与农村发展的基本经验判断是农民的权利谱系显著地扩大了，尤其是农民在生产经营与决策权享有方面是充分的，但相对而言，农民对土地要素的流转控制权以及抵御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的控制或保障权比较脆弱。同样，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与相关权益以及医疗养老风险分担上的相关社会保障权也是十分脆弱的。具体而言，在过去的30年，农民的上述权利谱系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扩张的，而且也是伴随着国家政策调整相关利益关系或规则重构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农民权利的扩张与乡村规则的重构强烈地依赖于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导入。几乎每一次重大的乡村改革如农村的税费改革、农业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农民粮食销售的市场化等无不强烈地在国家政策的介入与调整之下完成。二是涉及集体行动的农民权利问题要比不涉及或较低程度地涉及集体行动的农民权利的扩张更加复杂、困难和脆弱。这意味着农民权利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所能够享有或动员和利用的组织资源。
以下仅以农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为例论述和展示农村改革30年来农民权利体系扩张的具体路径与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农民权利有待进一步扩展和尚未完成的中国农村的相关改革问题限于篇幅，本书的研究略去了与乡村选举有关的农民政治权利扩张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