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侯《字贯》案给地方大员中麻木不仁者、明哲保身者、犹豫观望者以极大的震动。为了避祸，他们开始千方百计设法将所辖地区的禁书搜缴净尽。江苏方面率先刊刻成所谓《违碍书目》，分发各州县教官晓谕士民逐一清查，凡家中有单上所列的禁书，则分别呈缴官设苏州书局或江宁书局查办。安徽方面继起响应，他们想出的办法更绝，下发的《禁书书目》，不仅包括本省已查出的禁书，而且把其他各省奏明应予销毁的书籍也囊括其中，“并派委试用教职、佐杂等官，定以功过，分投各属，会同地方官剀切宣导，严加搜查”。河南、江西、浙江、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等省督抚不甘落后，也纷纷效法，刊刻禁目。一时间各种禁书书目通行天下，成为各省大吏查缴禁书的得力工具。
地方大员查办禁书的积极性总算初步调动起来了，乾隆欲将深藏民间的违禁之书一网打尽的初衷有望实现了。他随即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各省将业经查出的禁书陆续解往京城，经特派大臣审阅，开单列出应烧毁劈板书籍之名，呈交皇帝批准，集中加以销毁。所有应毁各书，开列带有权威性的统一书目，下发各省督抚一并实力查办。
查办禁书的天罗地网严严实实地撒向了神州大地，方向明确指向那些仍胆敢抗拒收缴禁书的冥顽不化的刁民，指向对查办禁书仍怀有某种抵触情绪的大小官吏。
乾隆正在蓄意制造一个更大的书祸，一个更大的冤案。这次，哪些人的脑袋将被借来一用呢？
七、尹嘉铨自找杀身之祸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近畿直隶地方平地起风波，发生了一桩令人十分费解的大狱——尹嘉铨著书案。
这一年的三月间，乾隆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驻跸保定。退休家居的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他的父亲尹会一请谥，同时请皇帝准许尹会一从祀文庙。
尹会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籍隶直隶博野县，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官声尚好。他又是雍乾之际著名讲道学的人，曾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著作。此人尤以纯孝著称，做官的时候凡有善政，必定归美于母亲；回乡家居，搞一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要说是母亲的授意。母亲去世的时候，尹会一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头枕土块，躺在席子上睡觉，严格遵守所谓“寝苫枕块”的居丧古礼，人们非常感动。这个老夫子平日最敬服的是康熙朝的汤斌，认为他不愧为本朝道学第一人。出于对汤斌的仰慕，尹会一抚豫时曾题请汤斌从祀文庙，可惜经廷议被驳回，但尹会一为此进一步抬高了身价，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这样一来，就有好事者模仿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的“四子”之称，把陆、汤、张、尹合称本朝“四子”。尹嘉铨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也开始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统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后身，直接孔子真传。他出身举人，作过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内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为时不久，即以年老休致。尹嘉铨在仕宦生涯中没有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而当时讲道学并不符合“圣意”，有悖于时代的潮流。只是这个迂夫子吃不透时尚之所趋，退休还乡之后仍一味醉心于作个道学家。这次借乾隆翠华西幸，车驾路经故乡，便恭恭敬敬缮具两件奏折，让他的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到保定行在。
尹嘉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举竟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铨奏称，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赐诗夸奖，现已故去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清献”二字之例，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尹嘉铨的意思是，为父请谥，成则博孝子之名，即或不准，也不会因此而得罪，这点私心岂能瞒得过乾隆？他平素对道学家的好名就颇不以为然，至于“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道学更是嗤之以鼻。尹嘉铨这个人也早就领教过了，乾隆还记得他当山东藩司时曾当面讨赏孔雀花翎，说没有翎子无脸回家见妻子。乾隆当时就对此人十分厌恶，到底也没赏给他孔雀翎。但假道学毕竟未便捅明，乾隆就作他妄求谥典的文章。
大臣死后是否赐谥，赐什么字为谥，是一件十分郑重的大事，因为它关乎死去的大臣一生应作何评价，因此特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如果都学尹嘉铨为博取孝名而请谥，那还成何政体？想到这里，乾隆提起朱笔在尹嘉铨奏折折尾批谕：“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没想到尹嘉铨还有一折！这个折子先从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然后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到结尾才点明，不仅汤斌，而且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也都在汤斌之亚，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通应请准一并从祀孔庙。乾隆帝读到这里，终于怒不可遏了，在尹折上奋笔疾书：“竞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当天乾隆帝即召见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发交他们阅看，同时作了如下的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铨顶戴，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以及在北京家产。”乾隆帝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对象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军机大臣面承旨意后立即办理。首先传谕直隶总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铨，办理查抄事宜；其次拟写两通上谕：其一“明发”，通过内阁宣谕中外将尹嘉铨治罪的原由；其二“廷寄”，命令在京大学士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两件旨稿经乾隆亲自核准后，一件发交内阁，一件由兵部封发，并作为“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驰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天还未亮，大学士英廉便奉到行在军机处寄来的谕旨。按照旨意，他把书籍信件作为查抄的重点。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各屋中共查出书三百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书板一千二百块，以及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将如此之多的书信集中到一间大室之中，专派两名“曾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逐细搜检其中的“狂妄字迹”。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朝臣心里都明白，尹嘉铨之罪绝不仅止于妄求谥典及从祀了。但皇上为什么赫然震怒、大动干戈？个中的奥妙却谁也猜不透。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銮圆明园，第二天大学士三宝等会同刑部开始审讯尹嘉铨。从审讯的重点中人们开始了解乾隆帝发动这桩大狱缘故。下面且看几段审讯记录：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女人。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又如何回去的呢？
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原想得了翎子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承审宫似乎有意戳穿尹嘉铨的假道学，而尹嘉铨对自己道学之伪也供认不讳。承审官穷追不舍，又问起尹嘉铨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一事。
问：尹嘉铨你所写的《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文，说李孝女“年过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已立志不嫁，且年过五旬，你为什么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的人干的么？
供：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年过五十，我还要将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呢？
让一个讲道学、重名节的人承认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该满足了吧？不然。下面还有更尖刻的讯问。
问：你妻子既肯替你娶妾为何必定要拣这五十多岁的女子？
又明知道聘娶不成，她就可白得了不妒之名，这不是你妻子也学你欺世盗名么？且你既托为正人君子，必当成全此女子之名节，乃听任你妻子要聘为妾，实属荡尽廉耻，这难道又是道学么？供：我女人要替我娶这五十多岁的女子，她原是知道那女子断不肯嫁我的，她不过要借此显她不妒。这原是实情。至于我任凭她做这样事，实系我毫无廉耻，总是平日欺世盗名，是以我妻子也就做欺世盗名之事。今蒙诘问，我的肺肝已见，又有何辩呢？
问供的刑官真是刻薄到家了，他们用尹嘉铨自己的言行，就把这位道学先生的五脏六腑彻底暴露出来了。说尹嘉铨有点假道学不算冤枉他，问题是承审官何以对此大感兴趣？原来，承审官们秉承了皇帝的旨意。乾隆帝之所以要剥掉尹嘉铨的假道学外衣，让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并不是反对道学。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维护帝王独尊的道学本身，乾隆帝是不会反对的，岂止不反对，真可谓尊崇备至。不过仅仅尊崇而已，却不准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的样，也大讲其道学。他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讲学之风一开，最终就会危及帝王的统治。宋儒明儒聚徒讲学，好发议论，议论不同则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则朝臣朋分角立，朋党互相水火，党同伐异，则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结果小则紊乱朝政，大则倾覆宗社。由此，乾隆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于是在打击朋党的政治斗争中，大力压抑讲学之风。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所以当时谁要以道学先生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修身养性，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讥讽，重则招致祸殃。以至在那个时候，不管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统统被世人鄙而讥之，纪晓岚就看准了政治风向，专门去揪假道学的小辫子，连《红楼梦》中的晴雯也揶揄说：“袭人吗？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在这样的气候下，尹嘉铨却出人意外地冒了出来，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尊崇一大堆不伦不类的道学名臣，重新煽起讲学之风，乾隆帝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授意承审官从假道学一路问下去，专揭尹嘉铨的秃疮痂疤，归根到底，不在于把一个尹嘉铨搞臭，而是借此败坏一切讲学人的声誉，防止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导致朋党死灰复燃。
当然，尹嘉铨如果仅仅是假道学，还不易问成大逆不道之罪。这不要紧，负责查阅书籍的翰林们已从尹嘉铨所著各书中签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一处。恭呈御览后，乾隆帝认为下面几条最关紧要，命承审大臣严加审问
其一，尹嘉铨他的著作中写道：“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他的意思是，朋党往往以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为纽带纠结而成，反朋党的结果势必削弱“父师之教”，反而不利于皇权独尊。乾隆认为他有意和皇考世宗（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唱反调，况且“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所以他斥责说，尹嘉铨推崇“父师之教”，提倡讲学，反以朋党为是，不知是何肺肠？其二，尹嘉铨仿照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也编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初以来的名臣如高士其、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人都罗列其中。乾隆认为，以本朝人标榜本朝人物大有问题，列入名臣的，他的子孙自然感激，不得列入者，他的子孙就会抱怨，一旦结为恩怨，门户、朋党之风就会复起。此外，朱子编《名臣言行录》是在宋朝南渡衰微之时，而今国家全盛，乾纲独断，哪里还有什么“奸臣”和“名臣”？这个说法，乍听起来很难索解，细细品味又不难明白乾隆的逻辑：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反衬皇帝的昏聩无能，而如有名臣，也证明皇帝不很够格，未能大权独揽，还需要名臣来辅佐——结论自然是：不要特别坏的奸臣，也不要特别好的名臣，天下臣工通通应该是浑浑噩噩的惟命是听的奴才！
其三，尹嘉铨在所著书籍中把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这本是当时人们习用的说法，无关宏旨，乾隆却挑剔说，宰相之名从明太祖时已废置不用，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至朕临御四十六年以来，太阿在握，权柄不移，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他还通过这件事郑重告诫后代子子孙孙，都要以他为榜样，不许倚靠大臣的帮助。
从尹嘉铨的著作中，乾隆还挑出不少问题。例如尹嘉铨模仿孟子“为王者师”的说法，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问浅陋，让大臣们评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是帝王的专利，不巧乾隆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且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嘉铨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稀”自号，结果被斥为“僭妄”。诸如此类的莫须有罪名还有许多，不过是为杀尹嘉铨多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