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的颠倒的矛盾。马克思把古代人和现代人的生产目的作了一个比较，认为现代人表现为鄙俗，古代人则表现为崇高。他深刻地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480页。马克思继续指出，正是资本生产使“人的内在本质……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的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
这种目的异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价值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价值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8—279页。从真正的人的生命活动来说，人类的生产的目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然而在资本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本身，即为了剩余价值，这个社会把生产的手段当成了生产的目的，而把生产的目的变成了生产的手段。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工人通过出卖他的生命活动来完成资本生产，由于这种生产是无止境的，因而工人出卖他的生命活动也将是无止境的。资本生产中的自主活动和自主活动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如果仅局限于资本范围内，那就是危机解决。但“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解决。”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8页。
最后，资本这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生产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上。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内在矛盾。商品体内在地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3页。“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是指商品交换取得了商品流通形式。货币作为流通手段造成了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当这种对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3页。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暂时缓解了商品生产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现金短缺，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它却加深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使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了。
经济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因为，这种条件下既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条件。经济危机存在的现实条件必须是建立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的基础之上，商品生产占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它的社会条件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整个社会生产要正常运转，社会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生产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才有可能。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证明了这一点。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由生产者共同管理共同使用生产资料，但现实却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生产只是屈从于剩余价值这个唯一的目的，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产品的社会化要求由生产者共同占有支配劳动产品，而资本支配着这一切。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剩余价值无限度地创造，造成普遍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把必要劳动降到最低限度，这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群众消费日益缩小的趋势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极点就会暴发经济危机。
在现实经济运动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对它的生产关系进行什么样的变革或调整，只要不触动私有制本身，不扬弃私有制，它就永远无法根除经济危机，而且只会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413页。但是，在资本生产的范围内，资本自己无法去炸毁这个桎梏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只有经济危机（理论）才证实了马克思的正确性。其实，经济危机只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的解放理论的一个现实注脚而已。
综上所述，资本生产已经造成了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和对人类社会的普遍占有，人类的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表明人的自主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资本关系作为人的自主活动的形式越来越成为人的自主活动的障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否定这种限制。“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个是本质力量的内容表现，一个是本质力量的形式表现，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是发展人的本质力量。而在资本生产条件下，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却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人的目的变成了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手段。资本生产发展到一定点，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限制就会显露出来。马克思论述道：“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就要被脱掉，而这种脱皮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对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资本主义曾经作为进步力量的象征，它否定了在它之前的私有制，资本生产是人的异化的最后阶段，资本关系成为人类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当资本关系发展超过一定点时，资本关系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人类最后的奴隶形式就要被否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告：“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