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在18世纪时，走到了一个新的辉煌顶点，领土面积是中华历史上最辽阔时期之一，而人口更是大大超越历史。整个社会一片繁荣祥和，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到来了。然而与同时代的世界相比，这个盛世是如此的苍白，英国人的火枪轻轻一捅就现出了原形。
一、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简介
中华帝国在18世纪时，走到了一个新的辉煌顶点，领土面积是中华历史上最辽阔时期之一，而人口更是大大超越历史。整个社会一片繁荣祥和，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到来了。然而与同时代的世界相比，这个盛世是如此的苍白，英国人的火枪轻轻一捅就现出了原形。
（一）清圣祖玄烨（康熙）（1661—1722年）
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是顺治的第三子，1661年登基称帝，年号康熙，是清王朝入关以来第三位皇帝。康熙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他执政期间，彻底铲除了三蕃割据势力；治理了黄、淮两河。康熙帝同时和平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叛乱，抚绥蒙古、北击沙俄、平定西藏，捍卫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为中国划定了基本版图。同时他重视发展经济，察吏安民，百姓安居乐业，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康熙统治时间长达60年，文韬武略，励精图治，是中国古代帝王中著名的明君。
康熙
（二）清世宗胤禛（雍正）（1678—1735年）
爱新觉罗·胤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1723年，胤在他45岁的时候登基，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执政13年，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勤恳皇帝，才会有清的百年盛世。在雍正执政的13年时间里，他大力整饬了康熙后期的种种弊政，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为后来乾隆时期的发展以及清王朝的稳固统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一位功绩卓著，对历史发展有杰出贡献的君主。雍正于1735年驾崩，乾隆继承皇位。雍正（三）清高宗弘历（1711—1799年）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是雍正帝的第九个儿子。1735年登基称帝，改年号为乾隆。乾隆执政60年，退位后又在幕后执掌大权3年，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登基之后，乾隆实行了宽严相辅的政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他宽待前朝钦犯，限制打击僧道。在吏治方面，采取明罚饬治的策略，严刑峻法，屡诛大员，对社会安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他还在财政、赋税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将“摊丁入亩”改革执行到底，使得中国的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顶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繁荣的颠峰。1799年乾隆驾崩，嘉庆继承皇位。
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清王朝的国力上升到鼎盛时期。这段时期长达130多年（1670—1800年），乾隆是清王朝的最鼎盛时期，所以康、雍、乾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康乾盛世”不仅是清朝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强盛的时期之一。中国社会各方面在这一时期都将封建社会演绎到了极致。
西方特使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
二、康乾盛世的辉煌
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清朝之前的几个“盛世”，都是从大乱走向大治。“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清军入关以后，经过几代人不间断地努力，最终使清朝走向鼎盛。
1644年，顺治皇帝登基第一年清军随同吴三桂入关，历经18年的统一战争，先后平定大顺、大西及南明等政权，全国重新获得统一。在摄政王多尔衮、世祖福临为首的统治集团所作的努力下，清朝全面实施大治有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烨即位（圣祖）后，又花了20年时间进一步治乱，在康熙二十年（1671年）以平定吴三桂8年之乱为契机，收回台湾。康熙第一次南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这是清王朝由军事斗争转入经济建设的标志，康乾盛世的序幕自此拉开。
康熙开创了盛世的先端，雍正承接前人的事业，继续将清王朝推向繁荣的盛世。乾隆朝集前三代人之大成，始成“全盛”之局，达到了鼎盛。持续130年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一）从严治吏
明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糜烂的吏治。所以清朝在入关以后，首先就是从严整顿吏治，大得民心。清朝统治集团，吸取教训，时时以明亡为戒，大力整顿吏治，扫除明末以来的贪风和颓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顺治登基以后曾经说：“安民之本，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治国，宣布“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雍正执政以后，向全国发布诏书：“朕惟国家首要吏治。”并大声疾呼：“吏治不清，民何由安！”乾隆朝已进入鼎盛，仍不放松吏治，“整肃官方”，以达到“惠爱斯民之至意”。康、雍、乾三位皇帝在整顿吏治的思想和治国方略上有着一些共同的地方：首先是决不姑息贪官污吏，坚决进行严厉打击和惩治；其次，对遵守法纪的官员进行大力颂扬和表彰。长期不懈的努力，让官场涣然一新。
顺治
（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明代经过天启、崇祯时期的破坏，农民战争以及清军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国在混乱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整个社会一片萧条，经济频于崩溃，百姓流离失所，人口锐减，农业残破，土地荒芜。发展经济关系到新生的清王朝巩固政权。从顺治开始，特别是康、雍、乾三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业为本，不遗余力地发展农业生产。这集中体现了康熙的思想。他认为：“农业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两者为先务。”这一指导思想，在康、雍、乾执政期间得到了有力地贯彻。康熙皇帝对农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将垦荒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行，限定各省完成垦荒的任务和时间，根据垦荒成绩来进行奖惩；资助农民垦荒。到雍、乾时，垦荒已取得一些成果，并向边疆地区发展，指令当地驻军实行“军屯”，使耕地稳步增长。乾隆提出，“既使地属奇零”，乃至“山头地角”，也要辟为良田，能开“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康熙时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治理运河，历时30年，效果显著，水患消除，农业连年丰收。乾隆皇帝对水利非常重视，许多水利工程继续兴修，极大保障了农业生产，并多次蠲免、赈济，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安居乐业。明末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奠定了三朝盛世的物质基础。
兴修水利
（三）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康、雍、乾对现代中国版图的划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与他们采取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的政治联盟，实行“满汉一体”，满蒙联姻的亲谊政策。入关后，其国家疆域与民族观念发生巨变。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提出了废除以2000年来以长城为界而形成内外、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将“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发展到了极限。针对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屡次兴兵叛乱，清朝坚决反对分裂，用70余年的时间，以重大的代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西北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及西藏问题宣告解决。乾隆在西南地带前面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制度，正式纳入直接统治。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康、雍、乾三朝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得到了牢固地确立，大量的学校兴建起来，大批人才培养出来；传统文化的得到充分发展，大量的典籍被整理出来，如《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图书大量编纂出来。可以说这有利于盛世的形成。故史家盛赞：“康熙年间，人文最盛”，恰“如宝山初开，琳琅尽献，猗欤盛矣！”到乾隆时期，形成“文治之极隆”的繁盛景象。
（五）政策连续，内部稳定
康、雍、乾三朝在治国方略及政策保持了长期的连贯性，互为继承，各有发展。最重要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比较缓和较，政局稳定。从历史上看，统治集团的协调与稳定，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康乾盛世”才能得以形成。
三、“康乾盛世”景象
经济指数是评判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康、雍、乾三朝的经济如同其他的封建王朝一样，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口数量、耕地数量、粮食产量以及人均产值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察：据《清实录》载，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耕地已达8.9亿余亩，已远远超过明末崇祯时全国耕地总数6.7亿亩。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增至9.5亿亩，至乾隆末年，已超过10亿亩。“康乾盛世”最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雍正十二年达到1.4亿，而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了3亿大关，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人均占地3.5亩。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人均口粮约680斤，如果扣除制酱、饲料、酿酒等其他用处，人均口粮仍达600斤。在18世纪末，能养活3亿人是以前历代王朝难以相比的。
清朝财政收入一直保持处于增长状态，反应了清代中国经济的繁荣。顺治统治时期，财政入不敷出，国库中没有积蓄。康熙统治前中期保持着增长态势，但是在晚期，由于钱粮亏空，库存银只有800万两。雍正时大力整顿，雍正五年（1727年）已增长到5000万两。而在乾隆统治时期，国库最多曾经存银多达8000万两。
国家财政收入充实以后，清王朝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多次大规模蠲免钱粮。从康熙元年（1662年）到四十六年（1707年），全国各地累计免去钱粮达1亿两白银。又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内轮免一周，“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零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同时，宣布自是年后所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时，先后四次蠲免全国钱粮，总额达1.2亿两，是盛世时期经济繁荣的标志。
在康、雍、乾时代，清王朝开疆拓土，中国领土面积再次扩大。清王朝时期的领土，东到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西，北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恰克图，南至南沙群岛。清朝盛世时辽阔的疆域，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为现代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康、雍、乾时期的封建文化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文学艺术、天文学、史学、哲学、数学、医学、教育等方面，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康熙朝所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所修的《四库全书》等都成为盛世时代的文化标志。著名的考据学派乾嘉学派独树一帜，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诗歌艺术，格调、性灵等门派不断涌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四、正确认识和评价“康乾盛世”
但是“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带有许多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在工商业方面表现的很明显。中国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明王朝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不管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明王朝的铁产量是北宋的2倍，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工业产量占据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但“康乾盛世”时期虽然人口超过了明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没有超过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时，中国工业产量仅占全世界的6%。工业总产量与在全世界所占的比例，都比200年前的明末都下降了。
同西欧国家扶持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实行的是控制、压抑、打击。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代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同时限制开设，或者控制其流通，或者严格约束工人，或者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所以，虽然当时中国6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国家伦敦，但是西方城市占据主体的是工商业，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权利，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等事务都可以参与，属于生产型城市。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属于消费型城市，大多数城市的繁荣建立在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远程贸易和工业制造等商业活动的基础上。
在科技方面同古代的辉煌科技相比，清代没有诞生过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发明，被西方甩在了后面。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轻视和蔑视科技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将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虽然康熙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延聘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还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只局限在宫廷中，没有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而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兴趣乏乏，加上康熙晚年由于礼仪之争，导致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进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将西方科技传入和交流的途径彻底阻滞了。
在对外关系，与西方积极探索形成了巨大的对比，清王朝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对外交往上采取排斥态度。当西方国家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时，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安宁而焦躁不安。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将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
清统治者的固步自封
在对外贸易这种闭关锁国表现的尤为明显。中国人去外国贸易，限定其回国时间，如果在规定时间里没有按时回来，将被拒绝于国门之外，再也不能返回故乡，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天朝上国情节，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缺乏交流而失去活力。
在政治上，皇权专制进一步增强，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君权专制的高峰，整个社会在皇权的巨大阴影下喘息。当西方世界民主潮流涌动的时候，中国在康乾盛世皇权专制不断强化。这种体制虽然极大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发生权力转移的现象，但是极度专权的后果是导致皇帝缺少了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阶段，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被严重阻滞。
与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清王朝将儒学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程朱理学得到大力提倡。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标准，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研究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正是最需要与外界交流的时候，主导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整个社会缺乏活力。
清王朝以天朝自居，拒绝开放、排斥变革，导致繁华一时、强盛100余年的中国社会遽然衰退。极端的闭关，使中国与西方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从中国投入最多的农业上说，到1840年，仍基本上保留着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英国建造的第一条铁路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庞大，在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的纤夫多达10多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于百万，广州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多。但这些人在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乎没有。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在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十分之一，不及英国的四十分之一。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19世纪末期中国才出现机器工业，比英法美等国完成工业革命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在交通方面，西方更是将中国甩在了后面。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建成，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已经达到9000公里，而这时的中国还不知道铁路是何物。西方的造船工业，日新月异，船只由木制船很快就转变成铁制船，尤其当蒸汽机在船上运用的时候，西方的交通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上运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军事方面，明末清初时西方大炮已被引进并使用了。但是为了保持八旗骑兵弓马的技能，便将大炮等热兵器废用了。水兵仍旧使用帆船，当西方的长枪大炮出现时，竟然认为是妖术，军舰则被视为怪物，很夸张的是广州守将在对付英国人时使用的竟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差距尤为明显的是在科学方面。明代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当时在世界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有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从总体来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在科学上还是互有优劣。但到清末，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才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而否认“康乾盛世”，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爆发性的发展也是使得“康乾盛世”显得落后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所以说，“康乾盛世”是中国一个不可否认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