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是作者留美归国后的作品，出版于1928年，收诗28首。这本诗集进一步高扬了爱国主义的主题。不同于郭沫若较多歌颂的在烈火中“再生”的理想中的中国，闻一多较多歌颂的则是具有悠久历史固有文明和灿烂文化的祖国。在《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中赞美了“四千年的华胄”，“五千年文化的纪念碑”。《发现》是诗人回国后发现军阀统治下的现实是如此的黑暗，满怀悲愤地喊出：“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但诗人并未因此而放弃对祖国的爱，而是把这种爱深深埋藏在心中，“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祈祷》表现了对未来的美好的中国的祈求。《一句话》热切期望着有一天“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对祖国的赤诚、忠贞和执著的爱溢于言表。
诗人对祖国无限热爱，而现实却使诗人极端失望。他无法不把自己的关注转向苦难的同胞和黑暗的现实。《荒村》、《天安门》等诗表现了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憎恨。《静夜》更表现了诗人那种无法平静的忧国忧民的心绪。《静夜》又名《心跳》，诗人是从“静”与“动”的两种对立形象和气氛中表现主题的。静夜应是安闲休息或读书写作的时候，但想到墙外那些孤儿寡母，想到战争和生活的惨剧不断发生，诗人禁不住要“心跳”，久久不能入睡。这首诗的写法由景及情，由近及远，由眼前的实景，写到更远的境界，虚实结合，衬托对比，使整首诗形象鲜明突出，思想感情的表达格外有力。
1926年闻一多曾发表《诗的格律》一文，针对“五四”以来新诗的自由化散文化倾向，提出新诗应当格律化，具体提出了“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的“三美”主张。《死水》一诗便是这种主张的一个实践。从内容上看，《死水》把旧社会比喻成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表现了诗人对丑恶事物的厌弃。从形式上看，诗人采取了反讽手法和“以丑为美”的原则，把铜锈比喻成“翡翠”、“桃花”，把油污霉菌比喻成“罗绮”、“云霞”，使读者产生逆反效应，从而达到否定丑恶的目的。全诗则追求音乐美、绘画美与建筑美的统一。全诗共五节，每节四行，每行为九言，符合诗人自己提出的“节的匀称，句的均齐”的主张，在音节、韵脚方面也很讲究，可说是现代格律诗创作中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徐志摩（1896年—1931年），初名槱森，小字又申，浙江海宁人，是新月派中最有影响的诗人。写有诗集四本：《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
首先，我们看到作者对军阀混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表示不满。《大帅》、《人变兽》可以作为代表。作者不无愤怒地写到：“那田畦里碧葱葱的豆苗，你信不信全是鲜血浇！”“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在《太平景象》中，通过两个士兵的对话，表示对战争的厌恶，具有“反战”思想。
其次，是对受苦民众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如《先生！先生！》通过求乞孩子的叫声与车轮飞跑的声音以及寒冷的北风的呼啸声，表达出孩子求乞的急切的心情，以及失望后的悲哀。《叫化活该》也写求乞者，表现出对社会卑微者的同情。《盖上几张油纸》则写出一位贫困妇女丧失3岁爱子的痛苦与悲哀。
更能代表徐志摩诗歌成就和特点的则是那些表达内心情感的抒情诗。《雪花的快乐》以雪花飘向恋人的处所，沾住她的衣襟，消融入她的心胸，来比喻寻找爱情的快乐，写得颇为清新别致。《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通过往复重叠的节奏，写出了失恋的悲伤，也可以看做是面对复杂现实所表现出的惶惑和失望。《落叶小唱》通过一个迷离恍惚的梦境，写出青年男女的爱的交流，而梦醒了，所剩下的只是飞舞在庭前的落叶和阵阵秋风。这首诗构思巧妙，似写落叶又似写情人，亦真亦幻，真假难辨，含蓄而又耐人寻味。《山中》、《偶然》、《沙扬娜拉》均写爱情中的瞬间感受，也颇有味道。
代表徐志摩诗作最高成就的是《再别康桥》，这首诗音节和谐，意境优美，用“轻轻的”、“悄悄的”不事喧哗的“沉默”来同母校康桥告别，“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连一片云彩也不肯带走，生怕惊动了康桥的安宁，这就更加突显出对康桥的深情依恋。全诗的情调是柔和的，梦幻般的，令人陶醉的，与此相适应，全诗的用词和韵律也是柔和自然的，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成为一首不可多得的技巧圆熟的佳作。
徐志摩也有些诗感叹人世沧桑，流露出某些伤感、失望甚至颓废的情绪。如《残诗》、《石虎胡同七号》，而在《秋虫》、《西窗》中还流露出某些敌视革命的情绪。
徐志摩同闻一多一样，也主张格律诗，并作了多方面的尝试。他的诗意境优美，形象与意趣结合得比较紧密，语言自然清新，有婉约之美，音节韵律和谐，有音乐性和节奏感。这些都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提高了新诗的美学品位，在现代格律诗的创作上建立了“创格”的功绩。
艾青、田间的诗歌
艾青（1910年—1996年），原名蒋海澄，常用笔名莪伽，浙江金华人，是继郭沫若之后出现的又一位杰出的诗人。
艾青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左联时期有诗集《大堰河》，抗战前期有诗集《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火把》、《旷野》，延安时期有诗集《黎明的通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雪里钻》等。
早期的诗多写亭子间生活，国外见闻，以及幼时农村生活的回忆。这时期最有名的作品是《大堰河——我的褓姆》，作者饱蘸着感情的泪水，深切地写出了对养育他的褓姆的怀念，在往复重叠的节奏中，写出了一位劳动妇女善良、勤俭、温厚的美德。写这首诗时作者正在狱中，他名义上是地主的儿子，但思想感情早已在劳动者一边。他一再赞美自己是吃大堰河的奶水长大的，意在说明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充分表现出作者的叛逆性格。
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的现实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写于“七七”前夕的《复活的土地》已透露了消息，诗人写道“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经复活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诗人在呼唤着战斗，写下了许多战斗的诗篇。这时期最有影响的是长诗《向太阳》和《火把》，可说是“姊妹篇”。《向太阳》赞美光明和自由，表现了被侵略的国土和人民的苦难以及结束这苦难的斗争意志。诗中的“太阳”形象，代表着正义、文明、真理、革命。通过太阳写出了一个埋葬了昨天，迎来了今天，面向着美好未来的中国，一个觉醒了的中国。全诗看不到“抗战”一词，但它反复出现的正是一幅全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的壮丽画面，无论是黎明时街头活动的人群，还是柱着拐杖的伤兵，沐浴在太阳光下的少女，扛着机器流着汗水的工人，操练队形的士兵，他们都在太阳下工作着战斗着，诗人“深深地爱着他们，像我深深地爱着太阳一样”。全诗洋溢着热烈、欢快、高昂的基调，像是抗战时代的《女神》。《火把》描写一个多愁善感的知识女性，克服个人主义走向革命行列，跟随火把前进，直至自己也变成火把的过程，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所应走的道路，体现了时代精神。两部长诗热情奔放，气势雄伟，在青年中发生了很大影响。长诗《他死在第二次》和《吹号者》则表现了士兵渴望战斗的激情，以及他们为祖国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有些短诗则存在较多的沉郁的调子，较多写到寂寞、荒凉、萧瑟的景象，如荒凉的旷野（《旷野》），寒冷的北方（《北方》），痛苦的乞丐（《乞丐》），孤独的手推车（《手推车》），以及土地的悲哀和人的悲哀（《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我爱这土地》）。这同诗人较多看到人民的痛苦有关，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关切，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深沉的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一名句集中表现了诗人的内心世界。由于这些诗都是诗人真情实感的流露，艺术技巧比较圆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很能代表诗人的特点，也深受读者的喜爱。
延安时期的诗作，题材和风格都有变化。由于向民歌学习的结果，诗风趋于明快晓畅。如《毛泽东》两句一节，写出了人民领袖的丰姿。《向世界宣布吧》歌颂了抗日根据地的新气象。长诗《雪里钻》写八路军战士同他的骏马一起身经百战，英勇杀敌的故事，写得清新开朗流畅。《黎明的通知》表现出民主根据地已经建立，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人们应当迎接黎明的到来。全诗以黎明自述的口气写成，黎明作为主体，是通知者，而人们是客体，被通知者，黎明是“光明的使者”，人们都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忙碌，写出了人民对光明翘首以盼的急切心情。
艾青的诗既蕴藏着忧郁的种子，又萌动着明朗的激情，这集中体现在“土地”和“太阳”两种语象中，前者凝聚了对祖国土地的热爱和对民族危难人民疾苦的忧愤，后者则寄托了对光明、理想和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和追求。他的诗忧郁之情与崇高之美是结合一起的，形成了艾青诗歌的主要特点。
艾青的诗继承并发展了“五四”以来自由体诗的传统，没有固定的字数章节，也不押韵，在形式上是散文化的。但作者很注意意象的选择，又善于铺陈烘托，喜欢用重叠复沓的句式造成回旋往复的节奏，增强抒情性和艺术感染力。艾青的诗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来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田间（1916年—1985年），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人。是具有创作个性的诗人。抗战前即已出版《未明集》、《中国牧歌》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诗集，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和对农村现实的深切关怀。田间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在抗战时期，有诗集《给战斗者》和《抗战诗抄》等。长诗《给战斗者》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中交织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仇恨，和对祖国山川草木的热爱，这种爱与恨的感情共同化作战斗的决心和行动。“斗争——或者死”，“胜利——或者死”，这是诗人在民族存亡关头向人们提出的抉择，而人民的回答则是“斗争”！“战士的坟场，会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表现出不容敌人践踏的民族自豪感和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长诗基调高昂，诗句短促，节奏明快。作者善于把形象的比喻与哲理的叙述相结合，激起读者的爱国情感和奋起抗战的精神，产生很大的鼓动作用。
长篇叙事诗《她也要杀人》通过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侵略者压迫下所表现出的愤怒、觉醒和反抗，歌颂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战斗意志。
田间曾致力于诗歌的大众化，写下了许多朴素自然，明快易懂的短诗。为了便于群众接受，发挥诗歌的更大效应，他曾热心提倡“街头诗”、“枪杆诗”、“诗传单”，即把诗从刊物书本上解放出来，放到广阔的场所，让人们随时随地接触到诗，受到诗的洗礼。如《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给饲养员》、《义勇军》、《多一些》、《娃子》、《你看》等都是有名的街头诗。
有一些政治抒情诗也写得很好，如《中国的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自由，向我们来了》在散文化的句子里饱含着战斗的激情。
田间还写一些反映陕北人民政治生活，记录英雄模范人物的小叙事诗，如《敢死队员》、《烧掉旧的，盖新的》、《炉火正红》等。解放战争时期还写过《戎冠秀》、《赶车传》等长篇叙事诗。运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表现手法为英雄模范人物立传，是诗人的一种艺术追求。
田间诗的特点是简洁遒劲，喜用简短分散的诗行，形成暴风骤雨式的急促的节奏，闪电般跳动的旋律，短促有力有如一声声的鼓点。闻一多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时代的鼓手》）。田间的诗明显地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随着内容和感情的需要，自由抒写，像似不拘格式，但又形成了“楼梯式”的格式，不免使人有单调之感。田间一生始终在不断地探索，似乎尚未找到他最满意的形式。
现代戏剧
中国传统戏剧都是以歌舞为特征的戏曲，现代戏剧（话剧）则是从外国引进的新的戏剧品种。我国第一个话剧团是1907年由在日本东京留学的中国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成的“春柳社”，曾演出过《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剧目，但这些剧目或翻译，或改编，都是对外国戏剧的移植。被称为“文明戏”的早期话剧大都没有脱离改编、移植阶段，虽也有简单的“幕表戏”或根据已有的故事编写的戏剧，但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创作。文明戏由于形式上的陈旧和内容上的日趋庸俗化而走向堕落，遭到人们的反对而衰亡。人们呼唤更先进的新的戏剧出现，这就是现代话剧。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特别是1918年6月《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开始系统地介绍近代欧洲戏剧，为向外国戏剧学习树立了样板。同年10月，《新青年》又出“戏剧改良专号”，对传统旧戏曲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为正式确立新剧（话剧）的地位做了舆论的准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胡适于1919年发表了话剧剧本《终身大事》。在此以前，洪深虽然在1916年就写过《贫民惨剧》，但影响不大，故文学史家多把《终身大事》看做是新文学第一个话剧剧本。虽然这个剧本被看做是模仿《娜拉》的一篇“浅薄的婚姻解放的宣言”，但毕竟是一篇有影响的把话剧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自觉进行创作的戏剧文学作品，在话剧史上自有它的价值。
20世纪20年代随着民众戏剧社、戏剧协社等话剧团体的成立，随着“爱美剧”（Amateur）即业余的戏剧运动的开展，戏剧创作开始活跃，出现了新文学第一批戏剧作家。重要的有欧阳予倩，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春柳社的成员，主要作品有《泼妇》、《回家之后》、《潘金莲》，特别是《潘金莲》从同情妇女的角度，批判了“纳妾”、“抛妻”，为潘金莲的“淫妇”形象翻案。30年代有《屏风后》、《车夫之家》、《同住的三家人》，多写下层人民生活的悲惨和统治阶级的恶德丑行。田汉，也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作品有《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苏州夜话》等，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后期转向现实主义。洪深，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戏剧，也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本时期的代表作是《赵阎王》，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军阀战争的思想，但由于模仿奥尼尔的表现主义作品《琼斯皇》，难以被读者和观众接受，故演出效果不佳。30年代的重要作品是“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丁西林，以写独幕喜剧见长，作品有《一只马蹄》、《压迫》等。其他作者还有陈大悲，作品有《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熊佛西，作品有《洋状元》、《一片爱国心》；蒲伯英，作品有《道义之交》、《阔人的孝道》；白薇，作品有诗剧《琳丽》，三幕剧《打出幽灵塔》；袁昌英，作品有《孔雀东南飞》；余上沅，作品有《兵变》等。这一时期，中国话剧创作虽进入了开展期，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有模式的创作”，即以某些作家作品为模样而创作，尚未进入到完全独立创作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