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明的曙光照耀着神州大地，当封地建国成为社会的主流，当狼烟杀戮奏响了时代的旋律，是他，终结了一切，一统中原。
他麾下的军队自西北方出发，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延续五百年的战乱，用武力征服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部落，并首次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帝国。
翻开史卷，我不禁有些疑惑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竟能以武力创造历史！它战无不胜的根源在哪里，是什么驱动了它所向披靡，它靠什么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
战国时代结束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就结束了封建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传统历史学界把民国前西周后定义成封建时代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自秦开始，封地建国的历史特征就不存在了，虽然在秦之后的历史中，有所反复，但是终究成不了主流气候，因此说，封建时代自秦结束。
而秦之后的历史，根据它的特点，我们把它统称为帝国时代。因为这样的说法更加便于人们理解。之所以称其为帝国时代，主要的特征是：1.有一个最高统治者：皇帝；2.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3.自上而下的正金字塔形社会结构；4.不断对外扩张的政治意图。
有关秦帝国诞生的基础，以及它的鼎盛和消亡，公认的说法是自商鞅变法后，处于战国时期的弱国——秦，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直到消灭其他六国，统一了华夏大地。史书上还说，商鞅变法导致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的改变最终影响了秦帝国的走向。然而这“改变”之中内在的联系，却没有尽然。对于史书里刻板、僵硬、符号化的说教，我始终难以理解得透彻，所以读起那段历史也就不得其法，总觉得其中有些奥妙没有品透。待到自己的阅历和社会知识日渐丰厚，再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禁豁然开朗，才发现，原来如此——一战国末年的军国主义战国百年，终结于秦帝国的天下一统，至此，华夏大地上分裂、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是什么力量令最后的胜利之花落在秦人手中？
商鞅变法是后发而先至的全方位改革
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正式主持了变法。在此之前的3年时间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宜一直在争执，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同意变法而告终。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例如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等。
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后称关东六国）。究其原因，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令当时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而秦国的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却双双不能满足当时生产力的要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把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进行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
在秦国变法之前，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库充实，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秦国的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但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理念，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变革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商鞅的这番说辞打动了秦孝公，于是得到了由他来主导改革进程的权力。至于这个中原因，后文中会有详细的剖析。这里，我们先看商鞅的具体改革措施。
国进民退的秦国土改
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两句话中，后一句在学术研究中并无太大争议，是指统一度量衡。商鞅的初始本意是方便国家税收，有一个固定标准的尺度。客观上，则为经济交流活动提供了足够的便利条件。在正常经济交换行为中，这会降低交易成本，于经济角度而言，这是一项绝大的进步。
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说商鞅将土地私有化的依据，是《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的一段言论，大意是，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将土地使用权变成了私产，允许买卖，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富人的土地连成大片，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
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
仅从经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土地一旦私有化，伴生的经济现象是土地商业化流转，即土地成为商品。土地交易合法化，对于一个经济结构健康，贫富差距不大的经济环境来说，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当然，这要建立在合理的土地私有化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未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土地资源整合情况，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的现象。这种仅仅是依靠市场完成的土地资源整合，并不会影响到经济的秩序。
简单些说，某甲在经营自有土地中并不得法，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不能维持继续经营，他可能就会选择将土地转让。土地受让方，肯定会想出合理的经营策略使新得到的土地生产效率提高，否则他也不能继续将土地经营下去。
由此可见，土地的整合原因，是因为效率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土地整合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可以理解成良性整合。然而在一个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环境下，土地私有化，则为土地大规模兼并大开便利之门。尤其在一个特权横行、权力肆意寻租的环境下，这个时候的土地私有化将不再遵循市场原则和效率至上的原则，而是成为富有者（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及与其相关的利益团体）瓜分弱势群体财产的盛宴。因为在这个缺乏正常机制的社会里，土地，作为生产资源的价值会被权力等外界因素严重扭曲，从而使贫穷者（也即无权者，通常指小农和庶民）无法以正常的手段保住自己的土地。
对于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的土地获得者来说，土地的生产效率高与低，并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经营资格，于是主动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动因就丧失了。这样的土地兼并不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促进效应，因此说这是不打折扣的恶性整合。
根据马太效应，这种恶性整合导致贫者越贫而富者越富的局面只会愈演愈烈，从而导致贫者既无生产能力又无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经济萧条。
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自我调节功能，只有建立在公平的环境，而且是严格遵循社会契约精神，才可以履行相应的责任权利。任何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特殊权力，都会打破市场秩序的平衡，从而使市场功能失灵。
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显然不具备促成一个健全的市场的客观条件。当时也没有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凭借此就认定那个时候无人对政治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出现的许多朴素的理论至今仍然不过时，丝毫不比今天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逊色。
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在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贵族非法占用国有生产资料）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汉书》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反倒是《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在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却单单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这显然不够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中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的道德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由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政治中，往往政客们嘴里说出的冠冕堂皇的台词，一定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反而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借口。若是想挖掘出他们的潜台词，就需要考虑到他们的立场，然后从他们的立场出发，理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再根据他们的公开台词所倡导的方向，两相对比，才能品味出一二。
人多力量大——商鞅的人口政策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他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户农户所获得的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可以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变法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些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因为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有生力量。没有足够的人口，也就无从谈起发动战争。
社会结构改造是项系统工程
至于编撰严密的户籍制度，设置严格而残酷的连坐法，则更称不上为民谋利，而是为了用合法暴力来为改造社会结构护航。进行社会结构的改造，是项系统的工程，单是经济的改良并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总会因一些细节上的缺憾，导致改良部分或全部失效。依照一定规则下的暴力，无疑是保护改良措施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降低机会成本的办法。
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改良措施必须具有可执行性。倘若改良措施是不可执行的，那么即便有暴力维护，也是无法立足的。其根本，在改良措施主体上。换句话说，改良措施不可执行，而用暴力强制施行，那么会导致暴力的使用成本无穷大，而无任何收益获得。用句打比方的话解释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说到底，户籍制度和连坐法得以施行，是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基础做交换，即服从就可以获得利益，反对不但无利益可言，反会遭到暴力的惩罚。倘若服从也无利益获得，是死路一条，那么暴力制度最终是要破产的。
挑一挑改革的毛病
户籍制度的妙用除去对人的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外，还可以把人分类，区别对待。首先，就是要把从事商业的人员打入另册，用课高税加限制物价的办法，逼迫他们放弃商业转为耕种。如果转为农业户，不去努力劳作，导致经济拮据的，就要转成奴隶籍，成为官府奴隶，强制劳动。这近似于当代的劳动改造。对于商业户口的人，不单严格限制数量，还要加大摊派徭役（无偿社会劳动）的力度。
在待遇差距如此明显的条件下，基础本就薄弱的商业轻而易举地就被扼杀了。
户籍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严格限制居民的迁徙，辅助的是禁止经营餐饮旅游服务业，这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在旅途中落脚，变相地限制了民众的活动范围。
连坐法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鼓励告密的措施，是一个将无辜者也牵连进去并进行惩罚的措施。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击穿了道德底线，把人类的良知当成了可赎买的商品，为日后的道德滑坡创造了首开先河的必要条件。
当然，若从加强统治的角度来看，连坐法无疑降低了相当的机会成本，否则也不会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