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他急于求成，无视社会的承受能力是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难以回避的因素；在经济上倒行逆施，令经济秩序紊乱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因素。然而对儒家文化欠缺深层次的思考，则更是令他失败的不可忽略之因素。矛盾本因儒学而起，不考虑去儒学化，反倒坚持用它做解决矛盾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拜错了菩萨烧错了香。
道理很简单，儒学本身就是为了造就不平等、不平衡而产生的政治技术，用它来做重新分配资源的理论基础，以期达成平衡资源分配的目的，无异于缘木求鱼。以坚持一个错误来弥补这个错误，注定了王莽的改革成功的概率为零。
后世有关王莽的评价多有毁谤之言，尽是成王败寇的思想作祟，缺乏理性认识。给予其恶评者，无不是儒家的门徒，而他们批判之依据，皆是围绕不奉行儒家操守，不遵守儒家道德，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云云。这里不禁有了一个疑问，当年王莽谋逆篡汉之时，唱反调的儒生们都哪里去了？为何当时不做批判，反而纷纷摇舌鼓唇地大吹法螺大唱赞歌呢。这未免有些太过于行使双重道德标准了吧。由是，也可见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咋舌，抢占道德制高点，皆是利益使然而绝非其他。
六法律的经济换算帝国体制下，法律与经济俨然成了一对可以互相换算的单位，其中的换算筹码就是那不受约束的皇权。究竟二者将以何种形式换算呢？
暴力——法律不可或缺的元素
有关法律这个字眼，具体解释起来比较麻烦，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概念。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只取一个比较广义而且简单的说法来做概括，那就是规则。放宽一点说，法律是以社会群落为执行范围，以暴力作为制裁手段的社会规则。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语系的词源中，法律都是与“公平”、“正义”等字眼挂钩的，以表示其处在绝对的道德制高点上，同时要求社会群落内成员无条件服从。在希腊神话传说中，女神忒弥斯（Themis）就是正义与法律的化身，以头脑清晰见称。神话形象中，她用布蒙住双眼，代表一视同仁；左手捧着天平，代表公平与公正；右手握着长剑，代表正义和权威。
具备一定人文常识的读者肯定会意识到，神话传说其实是在折射人间的现实。所谓法律之神，她手中的长剑实际上就是暴力的代言，说明其具备伤害能力。至于她公平与否，实在是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起码在现实面前，她的公平是扇虚掩的大门，经不起推敲。不信我们就来看看，自诩公正的法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圣人是个忽悠人的说法
刚刚提过法律是个规则，那么这个规则究竟由谁来制定，这是个问题，这规则制定了干什么用，又是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质。
对于“规则究竟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问题，根据一些古人记载的史料，是圣人制定了这东西。“圣人”这一说法源自儒家，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比较模糊，依照以往的神秘主义论断，这还是个不人不鬼的妖兽，因为没有半点人性。就中国历史一贯“讲政治”的习惯来看，这圣人十有八九是被美化了的统治者。若从这个角度来讲，讲通道理就显得容易多了。
我不愿意把问题说得复杂。简单一句话说，谁有能力可以强制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谁就具备立法权。原因在于，法律这东西，需要强力的施行才能贯彻下去。通俗点讲，谁拳头大，谁说了就算；谁拳头硬，谁就可以定规矩，一切靠实力说话。
有关第二个问题，同样可以从古人记载的史料中寻觅到蛛丝马迹，不过要多费些周折。《汉书·刑法志》里绕了好大的圈子，又谈爱与敬又是谈德与威，说来说去，无非是围绕着一个维护权力的技术问题说车轱辘话，像毛驴拉磨一样，在原地打转。
就常规历史经验而言，往往权力的得来，是靠暴力手段使受众屈服。用现代话说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样，维护权力依然可以采取这种手段。然而这种无序的状态显然不利于维护权力。首先，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则，非权力执掌者同样可以依靠暴力来伤害别人而最终受益，这不符合权力执掌者的利益。其次，权力执掌者可以依靠暴力消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利益的人，可这种做法在已获得权力的前提条件下得不偿失，原因在于成本过高，降低了其获利能力的比较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枪杆子可以打天下，但是不能治天下”。
对于社会来说，一个无序而混乱的状态，不仅不利于经济的运作，还会影响到人自身的安全没有保障。因此，社会也需要规则来降低成本。
那么这里又有了一个结论，法律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产生的规则，统治者用来降低维护权力的成本，社会群落以此来降低社会运转的成本。这是法律的本意所在，也是现实状况的需求。换句话说，法律与政治息息相关，是政治的需要，亦是政治的组成。
“约法三章”很实用
用这样的视野扫描秦汉交替时期，汉高祖刘邦在西进关中时的“约法三章”，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当时的形势亟需一个通行的规则来降低社会运转的成本，如果没有这个规则，那么作为占领咸阳城的临时统治者，就丧失了统治能力，也丧失了占领的意义。
而这临时规则如此之简陋，不能不说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首先，在没有完整的行政管理机构，没有充分的行政管理经验前，法令律条越多，其执行成本就越高，甚至可以高到负收益的地步。其次，当时刘邦麾下的反政府军中，并无任何一个人通晓秦帝国的全部法律体系及条款，即便是想立刻套用，也不具备条件。
作为刘邦反政府军团中的最高知识分子萧何，当时也还只是个刚刚脱离公职的狱吏。长久处于社会底层的他，尽管其工作内容与执行法律有关，可是也只局限在基层，因此尚不具备通览帝国法律制度的条件。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在反政府军进入咸阳城后，萧何即匆匆将秦帝国的法律制度文件收于囊中。从获得制度文书到“约法三章”这如此短的时间内，即便他萧何有过目不忘之能，也无法尽数通读完所有文件的内容，更毋论将其消化。
倘若最高执法者都不知道自己执行的是什么法，这显然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不熟悉具体法律条文而导致处理相似的问题出现多种结论，将大大损害规则的有效性。事实上，一部法律实难概括社会运转中出现的所有具体问题，即便是已有的法律制度非常成熟，执法者对既定法律非常熟悉，也难免被聪敏之人找到空子，从而规避开，更何况是一部从未接触过的法律呢。既然无法保证将复杂的法律严密执行，就不如化繁为简来得更实在。
日益繁多而不是日渐完善的法律
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法律的制定、采用以及实施也会产生重大的变化。在刘邦军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在刘邦政治集团获得了执政权的时候，在新帝国创建的时候，在萧何学习过秦帝国的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文献，成长为帝国的社会运转中枢的时候，逐渐复杂的法律条文就再次出现了。虽然史料上记载，汉帝国初建时期，曾发扬山寨精神，对旧秦律做出过删繁就简的处理，以便于执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帝国的法律制度也开始逐渐变得繁杂起来。至于原因，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此一细节单独作为一个话题，留到后文详细分析。
几乎所有的正史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说到汉帝国的法律，直觉上就是比秦帝国的更宽厚，更人性化。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印象多是受史官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所误导。因为我们知道，史书的记载受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道德和文化氛围影响很多，多数的史书都很讲政治，而且有些还被刻意地人为处理过。
由史籍中的材料可知，从秦帝国创建初始时期起，一些特定的行为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定该如何界定罪行，以及具体惩处的措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些法律的执行将异乎寻常的严格——事实上，帝国法律的主要约束群体是针对平民，这点在秦、汉两帝国的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上，并无明显的本质差别。考证所有关于秦、汉两帝国的法律文献资料，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定，汉帝国的司法当局不像其前朝那样急于在其国土上实施法律，也不能认为那些法律条例不像秦帝国时期的法律那样严密而且全面，或者明显的没有那样严酷。甚至说，在汉帝国的中叶，其法律制度的繁杂和残酷程度，要远胜过秦帝国一筹。
乱世用重典的经济依据
前文说过，法律是政治的构成，是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且要针对现实。前文还说过，汉文帝当政时期的政治现实是，经济环境萧条，经济状态委靡，社会亟需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因此首要政治战略任务定在了恢复经济秩序上，而想要恢复经济秩序，就必须具备充分的人口和劳动力，于是汉帝国制定了切实保护劳动力的基本国策。这两者的迫切需求一致将立法指针对准了精简法律制度的条款上，尤其是减少人体伤害性质的法律。
经历了文、景二帝统治的三十九年时间，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社会环境趋于稳定，经济环境则大大改善，总的来说，现实情况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使得旧政治路线无以为继了。说到这里，难免有人会有一个疑问，缘何旧政治路线走不下去了。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历史的选择，历史要进步。而打开深层次原因的盖子，我们陡然发现，经济的因素直接左右了政治局面的变化。远的不说，仅仅急剧增加的人口，就使帝国不堪重负，逐渐露出疲态。
更要命的是，在汉帝国由初始到成熟的五十余年里，依附到不受侵害的皇权下的寄生者日益增加，他们利用特权占有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却不从事生产工作，只能依靠不具备资源的劳动者来供养。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给养的分配同样不平衡。当经济资源作为额定数量存在时，这寄生的特权阶层越多，非特权阶层所占有资源的比例就越少，当非特权阶层所占有资源被挤压到一定程度，低到不再具备供养社会中非特权阶层的能力时，就会引发帝国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统治危机。
简单些说就是，权力失衡引发的资源流动方向趋于集中化。资源的分配不平衡、急剧增长的人口压力，这两者的叠加，使得帝国中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迅速膨胀，从而产生了以几何级数放大的不安定力量，从而危及到帝国的统治。
除此外，帝国创立后，近四十年的平稳社会环境催生了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成员，他们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也将危及到帝国的统治。
危及到帝国统治的问题，是帝国的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为了消灭这些不安定力量，性格坚毅的统治者——汉武帝，于自己的执政期内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其核心目的是，消灭人口，打击政敌。为了完成这个政治目的，彼一时，帝国的法律典籍扩大的速度和结果都异常惊人。高峰时期，仅死刑就高达四百零九条，具体细节的判定竟过了千，至于死刑判罚的旧例则以万计算。敢于如此施加重刑，却又不是完全丧失理性的屠杀，那么只能说明当时的人口数量之多，导致经济给养已经无法维系社会中成员的基本需求，只能靠一些政治手段来消灭人口，从而保证社会可以继续运转下去。
纵观中国历史，人口压力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这片土地，因此从未见过有死刑这一残酷的惩罚措施被废黜过，只是在特定的时期不做执行而已。论其原因，无外乎威慑作用。毕竟统治权是高于一切的。
以同样的视野看“乱世用重典”这句古语，道理是相通的。所谓乱世，造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依然脱离不了经济范畴，紊乱的社会秩序使正常的经济生产无法完成，为了应急，使社会秩序恢复到常轨中，只能采取酷刑来威慑。同时找借口消灭超过眼前经济能力负载边际之外的人口，直到经济给养足够维持剩余社会成员的生存。
由于人口的基数过于庞大，仅仅依靠法律无法完成消灭足够数量的人口时，汉武帝选择了对外战争，这在前文里已经详细介绍过，此处不再赘述。要说一句题外话，新技术的运用，尤其是农业方面的技术运用，将会缓解由人口激增导致的经济给养不足的问题。换句话说，历史上一段时期的平均人口如果超过前一历史时期，在没有新的土地资源做依托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生产技术上有所提高。这技术提高包括但不仅限于发现新的农作物。
大赦天下也要听从经济的安排
由历史记载可知，汉武帝执政期间，频频有“大赦天下”的政治举措。所谓大赦天下，就是对所有触犯帝国法律者免于处罚，这一说法对于习惯留心历史的朋友可称得上耳熟能详。如果屏蔽掉一部分历史信息，仅凭借频繁地减刑和大赦天下等字样来孤立地看，这简直是佛祖再世般仁慈，也符合垄断历史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观点：仁政。当有质疑声出现时，那些或大或小的儒者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搪塞：难道宽恕这些罪大恶极的人，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不是一种仁政吗？
然而把漏掉的信息补全，却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考虑，不难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若是没有繁复冗杂的法律，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人违法犯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