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词义的由来
交通，是各种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总称，即人和物的转运输送，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等的传递播送。但在古代汉语中，交通则有互相通达交往和勾结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交通之意，如《管子·度地》篇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又如晋《陶渊明集·五》之《桃花源记》中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之句，句中的交通即彼此相通之意。
行路难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神州的山川大地上孕育出来的，是在各种民族文化不断撞击、扩散、渗透和互相消长交融中发展形成的。行路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它从一个侧面集中地表现出传统文化的浓厚特色。
以自给自足的、小型分散的生产方式经营农业，决定了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一种安土重迁的思想，即不愿意轻易离开自己祖辈生活的故土，十分看重出行和迁徙，尤以农民为甚.只要尚能苟延残喘，哪怕受尽苦难，也安于恶劣的环境和贫困的家园。
其实，自远古时代起，中国人的祖先就与远在西亚、欧洲和大洋洲的民族有过交往，这种交往从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大批遗物可见端倪。在中国大陆之内，各地区之间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正是这种交往，导致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各个民族的大融合，最终使华夏文明和汉民族得以形成。
但是，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相继建立后，各地的文化交流就放慢了速度。特别是对域外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从未因西方思想文化的传人而改变它的基本格调。中国人的衣、食、往、行都永远保持着鲜明的、独特的风格和习惯，而且从未出现过承袭上的间断。
这就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仍被世界上许多国家认为与世隔绝的根源。时至今日，这种基本格调仍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行路文化的安土重迁思想，表现出五千年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方面复杂的内涵，充满无限凄苦和忧郁的色彩。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行路难。
由于旅途上要经历千辛万苦，所以，出门旅行，最重要的就是路上人的安全。这是旅人自己十分注意的大事，也是在家的亲友十分关心的大问题。
行路难，首先表现在跋山涉水的艰险上。翻山越岭有滑下陡坡、摔落深谷之祸，也有遭遇毒蛇猛兽之危。人们在走过高山密林、人迹罕至的地方时不能不提着心吊着胆；而在江河湖海上操舟乘船，也难免碰上风浪和礁滩，甚至覆舟毁船，这类不幸事故，历史上并不少见。
行路难，其次表现在世态炎凉的沧桑上。旅途中风餐露宿是很普通的事，路上更令人忧虑的是生病无人照料，被窃遭劫防不胜防，还有各个地区语言不通、习俗不一的困难。况且，不少地方的地痞流氓、豪强恶霸对外乡人常常欺负凌辱，地方官员也对外乡人另眼相看，不肯伸张正义。这一切都使路上人难上加难。
行路难，还表现在旅人自己对随时发生的变化缺乏准备、难以应付的困难上。比如有的书生学子赴试落第，产生颓唐甚至绝望的心情，使旅途充满忧伤；有的路上人涉世不深，经验很少，难免被骗子、妓女之流敲诈、诱惑以致丧失钱物、陷入窘境；有的因车船不便、行李欠缺而错过饭铺客店或遭受风雨之苦，等等。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人对出门旅行非常重视，送亲人和朋友远行时礼仪很多。各地虽有区别，但大致都存在饯别、赠别、送别三种。几千年来，辽阔神州，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历过这些场面。
现有最早的“交通法规碑”
在福建省松溪县虎山公园中，有一块高2米，宽1米的青石草书石刻碑铭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经文物专家考证认定为我国现存最早古代交通法规实物之一——南宋交通法规碑。此碑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四月，碑面正中写的是立碑所在地，左右两边载注前后五里须恪守法规的地段名和当年经宋太宗赵炅御笔亲批的四句交通法规，文曰：“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考我国最早由官方颁行的交通规则，始于北宋。据《杨文公谈苑》
记载：太平兴国年间，大理寺正孔承恭上书言事。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上述四句话作为交通规则，皇帝批准承恭所奏，下令各地“处处衙肆刻榜”加以公布。松溪县发现的这方碑石，镌明“开禧元年四月望日”立，距太平兴国已200余年，可知自开国皇帝宋太祖之后，宋朝的交通法规一直是袭用这一规则的。另以今日眼光来看，除“贱避贵”带有封建等级色彩外，其余三条都接近于现在所通行的交通规则。这块湮没了几百年的石碑，是1981年9月发现的，填充了我国古代交通规则的实物史料，提供了当时法规颁行的实际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福建省交通厅为此拨出专款，在虎山公园修了一座造型精巧的小亭，将这块古交通法规碑安置亭中。使其免遭风雨剥蚀，便于游人观赏和专家们的探赜索隐。亭匾为：“古交通法规碑亭。”
唐代的交通
发展交通有利于繁荣经济。唐王朝为了经济的繁荣，非常重视文通的发展。
有唐一代，国内交通网主要是由国家控制的遍布全国的驿道。驿道上一般每隔30里置一驿站，中唐时期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即使最偏僻的地方也有驿道和驿站。譬如位于鄂西山区的房州和位于秦巴山区的商州，一向与外界阻隔，极不开化，玄宗与德宗时，分别给二州修驿道、置驿站，终于使之脱离历史甚久的封闭状态。驿站分水驿、陆驿和水陆两用驿三类，水驿配船，陆驿配马，水陆两用驿船马兼配。驿马一匹另给牧地40亩。此外，国家每年大约还要支出100万贯钱，用于驿遭和驿站的经营和维修。驿站虽然主要为国家公差服务，但外国和步数民族商旅也大多熙来攘往于驿道之上。
驿道两旁，鳞次栉比着无数专门接待商旅的民间店肆。这些民间店肆不仅照顾商旅的食宿，还养驴出赁，号称驿驴，给商旅带来极大的方便。
唐朝发展交通，重视因地制宜。隋代供皇帝游乐的大运河，到唐代得到进一步修整，成为南北漕运的大动脉。东海风急浪大，内河船只难以适应，就特别制造海舶，培养海运水手，发展海运事业。仅东海之滨的登、莱、沧、瀛等州，职业海运水手就有3400人之多。西域沙漠浩瀚，驿站难以建立，就特别设置长行坊，培养能够走远路的长行马。西州的长行马在西域颇负盛名，数量远远超过当地的驿马。
唐朝与外国联系，有专门的交通道。据记载，主要有六条：一为安东道，专通高丽。二为渤海道，通渤海、高丽、日本。三为云中道，四为回鹘道，均通塞外少数民族地区。五为西域道，通西域各国。六为天竺道，通南亚各国。七为海夷道，通欧、非、西亚各国。
唐王朝的交通，比以往的各个王朝都要发达，为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宋代路碑“仪制令”
宋代的“仪制令”是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规。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亦即是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据史料考证，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
宋代的“仪制令”初期是刻在木板上，竖立于大街要道，以教行人车辇。陕西省略阳县的“仪制令”路碑，立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县的街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路碑，立于南宋开禧元年(1204年)，竖碑地点已不在县城，移至县城外的乡村。
上述二块宋代的“仪制令”石碑，是研究我国古代交通法规的历史文物。碑文规定：尊老敬长必让道(少避老)，来往应先后有序，讲究礼让(轻避重，去避来)等，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文明礼貌。
历史上的运河
运河是指人工开挖的水道，用以沟通不同河流、水系和海洋，联结重要城镇和工矿区，发展水上运输。
中国最早的运河是公元前6世纪初楚国和吴国所开的沟渠，后来吴王夫差要做中原的盟主，在山东、河南之间接通了泗水和济水的航运，以后开凿运河的技术，在南方得到推广。历史上着名的运河有许多条，最长最重要的是隋代大运河。大运河在唐以前称为沟渠、漕渠、漕河、运渠，宋代始有运河之称，元明以来渐成通称。
隋朝统一以前，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开发，江淮及江南一带，已被南移之民开发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如何加强对南方富庶地区的控制，便成为建立在中原的统一政权的大问题；同时因为国防的关系，在国境东北部涿郡(今北京)，需要建立一个军事上的大据点。如何把全国的军需物资输送到这个大据点，又是当时统治者的另一个大问题。中国的河流，都是由西往东，隋炀帝开运河，便是要将横贯诸水联系起来，成为贯通南北的河流，目的就是要解决上面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迅速沟通南北。
隋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南到洛阳东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通济渠，北洛阳东南山阳(今淮安)；邗沟，北至山阳南到江都；江南河，北起镇江南到杭州。此外洛阳西面，有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这条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元明清时期经过疏浚整修，截弯取直，大运河河道改变以洛阳为中心的格局，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而成为中国东部的南北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4公里。
道路
九曲黄河浊浪滚滚，从青藏高原奔向浩荡东海。黄河两岸的土地上，养育着中华民族的世代子孙。人类自从离开山林洞穴走向河谷平原以来，就用自己的劳动开拓出无数条四通八达而又崎岖曲折的道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奔走了一百多万年。从已经发现的六千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可以看到距今五六千年前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轨迹，因而也可以依稀看出远古人们经常行走的道路。
由于自然灾害、部族械斗、流行疫病以及抛荒耕作等等许多原因而引起的民族迁徙，使人们在较大规模的移动过程中不断开辟着通往各地的道路：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生活的氏族，在携带和继承着母体文化传统的同时，在新的环境中又会不断创造出适应这种环境的文化。考古发现表明，这种因迁徙而形成的某种文化的新变体，使中国古老的文化面貌呈现出错综复杂、五彩缤纷的局面。比如北方的河套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黄河上游一带，有许多自成体系的文化均可能与中原仰韶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反映出远古移民活动的轨迹。
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分布着许多中原仰韶文化移民的遗址，其中有一些是完全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也有一些是在新的环境中产生的。托克托县以海生不浪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就是中原移民派生出来的一种地方性文化。西辽河流域着名的红山文化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是中原仰韶文化的一些氏族沿渤海向东北迁移，在辽西定居后，与当地土着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从而产生的与仰韶文化既有许多共性、又有自己特点的地方性文化。
远古社会的移民在一个新的地域中开拓发展，并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灿烂古代文化，最突出的例子是西北地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这种古代文化以其花纹繁缛而绚丽的彩陶闻名于世，其造型的优美生动，图案的富于变化都堪称绝妙。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数量，也是中国各地原始文化中首屈一指的。
目前，还不能确切考察出中原地区氏族向甘肃、青海一带迁移的最早年代，但根据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可以判断出早在仰韶文化之前就有不少移民沿着渭河两岸向上游移动。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庙底沟类型时期，移民已经深入到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和宁夏清水河一带，其后裔活动的地域则更为广泛。
大约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后，中华大地上已经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道路。人们不仅早已走出东北的山林，走出华南的洞穴，而且手持弓箭和投矛驰骋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出没在云贵高原的湖沼旁。他们举着火把翻山越岭，驾起独木舟横渡江河，去追逐兽群，去寻找更适于栖身的地方。沿着各地用双脚踏出来的道路，人们互相交往、互相斗争、互相渗透，终于汇聚成华夏文化的源头。
1．战国以前的道路
约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夏王朝。夏，原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称，是由夏后氏、有扈氏等12个姒姓的氏族部落组成的。开始主要兴起在河南嵩山周围和伊水、洛水流域，很快扩展到山西南部，并向东发展到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夏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保持着同周围其他部落联盟的交往。
在夏的东部，有日渐强大的商族。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早期经常迁徙，并发明了便于迁徙的车辆，用牛马挽车。杰出的商族首领汤经过十余次大规模战争，消灭了夏，建都于西毫(今河南偃师)，五次迁都而在殷落下脚。商王武丁不断对外作战，使疆域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
在夏、商时代，出于迁徙和战争的需要，陆路交通肯定已颇具规模了，可惜文献未有专门记载，已无从考证。到了周代，中央政府和各地诸侯都很注意道路的修筑和保护，从典籍中可以比较详细地了解到有关情况。
据《周语》记载，西周时期的道路按照一定时间进行修固，泽潦按照一定时候去筑坝垒堤，江河之上要依据不同条件建造桥梁，这一切都是“先王之教”；还规定道路旁要种植树木，以树木作为一种标识；城邦四郊要设置房屋，储备食品，作为防护道路的兵士和修治道路的丁夫的止息之处，等等。此外，还设置司空之官专门管理路政。
春秋时期，各国基本上都是按照东周时期的办法管理道路的。有的诸侯国如陈国对道路管理得不好，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到了战国时期，陆路和水路交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开辟了不少重要的道路，其中最为着名的是由陕入川的金牛道。
金牛道，亦称石牛道，自陕西汉中地区的勉县向西南行，经七盘岭而入四川境内。经由朝天驿趋剑门关，中间包含许多架设于悬崖峭壁间的栈道，地势十分险要。相传战国时秦惠王欲伐蜀，因出道险阻，做五头石牛，声言能屙金，以欺蜀王。蜀王命五丁开道引之，秦军随而灭蜀，“石牛”、“金牛”即由此得名。又有另一种传说是：上天为蜀生了五丁力士，力能搬山，秦王献美女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途中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牵蛇，山崩，压死五丁，秦女皆化为石，而山遂化为五岭。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唱“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即此意。这条道路后代屡加修建，元明以后通称“南栈”，又名“蜀栈”，是由陕入川的重要交通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