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阴历除夕，我离开了滞在几近三年的桂林。那一天不仅寒冷，而且阴森，北风怒扫着在两广一带萌芽得很早的春草，这突然袭来的寒气也夺去了正在准备迎春者的轻快和欢欣。到飞机场的时候，彤云四合，暗到和黄昏一样，难道真的要下雪了吗？
尽管战乱损钝了易感的心，但是离开一处住惯了的地方，总还是一件黯然的事情。战争以来，经验这样的离别在我也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别离过妻儿所在的上海，我也别离过使我至今眷念的羊城，但是第一次别离我抱着振奋与斗志，第二次别离怀着愤怒与信心，而这一次呢？我带着的是一种错综而又苦痛的心情。
前一天，我向欧阳予倩先生告别的时候，在我的《心防》剧中演过一个角色的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姐向我提出了一个天真的，可是难以置答的疑问：“你在《心防》中不让刘浩如离开上海，那你自己为什么这样的离开了桂林？”
我黯然的回答：“那是因为逼着刘浩如走的是正面的敌人和国贼，而现在使我非走不可的，却是我们直到今天还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和他们合作的‘友人’！”
当时心情的黯然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而热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来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文化的堡垒，——我们有一张可以勉竭驽钝，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日报，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而这一切，都在一只无形的黑手的威胁下，在应该是“友人”的人们敌视下，俨然地宣告：这一切文化的力量，再也不准为国家服务了！
在削骨的寒风中，我悄悄地离开了桂林。从逐渐爬高的飞机中，我再贪馋地看了一眼已经包藏在暗云中的山城，“赴难”而来，“避难”而去，又是一个亡命者了。
这样，我以一个又经历了一次战役的“文化兵”的感觉，到了没有轰炸，没有警报，物质上是润泽，而心灵上是枯燥的地方。三年来的疲惫，突如的逆袭过来，待我舔愈了创伤，平复了疲倦，香港的雨季又到来了。世界正在战争的坩锅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里忧伤；因与果逆置，黑与白混淆，是与非颠倒，为着爱、为着憎，我禁抑不住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呼号，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哪儿有我们自由的呼喊的地方？在绵绵春雨中，我在郊外痴望着一个及时地耕播着的农妇，我感到冲击，我又陷于无底的忧伤，我已经是一个失却了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平习惯于勤谨，可是现在，已经是欲耕耘而无地了！
“因为我要，所以我能！”意志驱散了我的忧伤，意志命令着我向另一条战线转进，三年半的记者生活迫使我懈怠于剧作，现在应该是复归到这一战线的时候了。
颠沛三年，我只写下了三个剧本：在广州写了《一年间》，在桂林写了《心防》和《愁城记》。这三个戏的主题各有不同，而题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岛，和友人们笔下的“愁城”。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
《心防》和《愁城记》，同是在去年春末执笔的，本来的计划是后者在前，前者在后，但是，以去年三月末日来的那一幕丑剧为中心，上海新闻戏剧界友人们的壮烈战斗激动了我，在北欧战事最剧烈的两周间，我草率的写完了《心防》，而《愁城记》，则为着要使之在愁城里上演，临时执笔的时候在构思和布局上又费了绝大的周章。中途搁置者二月，垂成复废者再三；是年七月，世局如棋，惊涛骇浪，法兰西帝国的迅速崩溃，与贝当、赖伐尔之流的空前无耻的出卖，对于在人类史上曾经有过伏尔泰，有过左拉，有过公社战士们的光荣的民族的运命，给与了我以无边的愤怒与无底的悲怆。我得自承不能涵养，我忿然的写了《资产阶级无祖国！》和《起来！法兰西的人民》
这两篇短论。事出意外，这两篇文章对于我主持着的那张小小的报纸招来了绝大的非难，和贝当之流有着血缘亲谊的徒辈，对我们开始了卑怯的罗织与攻讦，恐吓，禁压，和封锁，必要的抗辩和处置化费了我这以后的三个月的时间。三国同盟成立，滇缅公路重开，国际上再换了一个局面，我喘了口气，再把《愁城记》的底稿翻开，时间已是仲冬，上海剧艺社已经把这难产中的剧本作为预告，而发表在他们的印刷品上了！
在多雨的冬天，我又匆忙的赶完了这剧本的初稿，时间不许我推敲，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脱稿的下一天，就把这营养不良而又早产了的胎儿寄到上海去了！
现在，我到了海蓝山紫，窗明几净的香港。第一个愿念，我想珍重这时机，写下蓄意经年的另一个六幕剧——《中国的黎明》。这本来是《上海屋檐下》之后就准备着笔的了，“八一三”的暴风把我卷进了兴奋的漩涡，“十二一”广州沦陷失散了我苦心搜集了的文献和札记，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记述甲午战史的小说和笔记，重新又唤起了写作的冲动；而这一次仓促的离开，又丢掉了这些在个人看来是心血，在别人看来是草芥的东酉，想写而应该写的，总还是写下来吧，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战胜这艰巨，我把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而正在这时候，上海友人来告，《愁城记》在剧艺社的安排，已经决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
在复杂而又还是不安的心情下，我又把《愁城记》加笔了一下（我得自白，这只是加笔而已），我懊丧于写作当时之轻率，骨骼和性格都已经决定了的剧作，要改作是如何困难的一件事啊！第一，我只若干的纠改了一个事实上是骨干的人物（李彦云）的刻画，在嘲讽和机智的反面，我给了他以表白真情与沉痛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于冷酷和轻浮；其次，我堵塞了一个容易使主人公从独善走向侥幸的缺口，在上海那种情况，在何晋芳之类的摆布下，一对善良洁白而又不懂得机诈的小儿女，是决无侥幸成功，获得遗产的可能性的。
相煦相濡，在个人是美德，这是无疑问的，可是，在涸辙中，于人于己，究有些什么好处？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来使涸辙变成江湖，而这些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处身于涸辙的懦弱者，煦濡之后的运命，不是可以想象的吗？
于是“不若”和“不得不”相忘于激荡的江湖，也许是这些善良的小儿女们的必然的归结了，我又遐想到上海，也许在这情境下，从涸辙到江湖，并不是困难的事吧。
正像读者无法究诘这些小儿女们今后的行踪和运命，作者也不能更多地关注这一类习作的运命了。这算是从《上海屋檐下》以来的一个小小的终结。
除出预想着上海的舞台以外的困难，而终于曲曲折折地突破了这一难关之外，我如实自供，我没有任何的喜悦与欢欣。
夜尚未央，路还辽远，但值得自慰的是我们也正还年轻。没法避开崎岖，我们就不辞一再的挫败，不能跨过黑夜，我们为什么会怕在黑暗中捱磨，尽管风雨如晦，尽管甚至于听不到鸡鸣，可是地球在转，地球在转！有谁比企图阻挠这回转的人更可怜！有谁比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之可怜的更值得自傲！
一九四一年五月
（原载《愁城记》，剧场艺术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