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于伶戏剧散论》即将出版,并看了这本书的编目,使我既高兴,又感慨。
使我高兴的是,这本早该出的书终于出版了,而这又是一本有益有用的书。我不属于“九斤老太”这一类人,我坚信未来属于青年,八十年代的青年一定会超过我们——事实也正是如此,我说过:王安忆、陈祖芬、陈建功、凌力……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代的水平。但同时,我也不想讳言,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和这之前的极左思潮的为害,在今天,不少青年人中还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最显眼的是,他们不了解百多年来、乃至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同时,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的遭际又是一部血泪写成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苦难是深重的,中国戏剧运动也就是和中外文化专制主义、法西斯独裁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批评某些人崇洋媚外,某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甚至叛逃出国,这完全是必要的,但是追溯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都是这些青年受了“四人帮”极左思想——例如“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张思德、雷锋文化不高也很革命”之类的影响,把历史看作“四旧”,以大老粗为光荣的结果么?我讲这些,并不是无的放矢。我的确接触过不少善良的青年,他们不仅不知道洪秀全、谭嗣同,有的人连孙中山就是孙文也不知道了。对祖国的现代史尚如此,对祖国的现代戏剧史就更难说了。我没有调查过,现在三四十岁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多少人知道王国维、焦循;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予倩、洪深;多少人知道春柳社、南国社?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知是不是也可以说:忘记或者不想了解祖国历史,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懂或者不想懂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孤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业余剧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办的剧团之外,戏剧界几乎全是“业余剧人”)的艰苦,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的革命戏剧的传统和风气,我看也是很困难的。搜集在于伶同志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都写于四五十年之前。因此,书中所叙所论,可能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很难于理解了。难懂,但它是真实的历史。中国话剧这棵嫩草,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艰苦环境中,由一批既不怕苦又不怕死的青年人闯出来的。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认为让“后来居上”的今天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从这本书中知道一点“前事”,对于党的十二大号召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肯定会有良好的作用。
在这篇短文一开头我就说了“既高兴,又感慨”,那么,我的感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我和作者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之夜认识的,屈指一算,正好是半个世纪。我们一起走过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道路,做过一些工作,犯过不少错误,这是大家都一样的;不怨天,不尤人,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也都是一样的。这是时代的局限,这是历史的悲剧,往者已矣,不必赘述。只是他折磨得比我久,精神负担也比我重,我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和“一小撮走资派”一起被“监护”的,而他则早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受“潘汉年案”牵连就罢了官,“立案审查”。明知他问题不大,却不审不查,让他“暗中靠边站”着。拖了十一年,拖到“文革”开始时的八月二十六日再被“收监”,直到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批了“周扬一案似可从轻处理”之后,才获得“解放”出狱。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长期认真的复查,终于给沉冤二十七年的潘汉年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于是,压在于伶同志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才得到了消解。这件事,想起来使人心酸。
潘汉年是一个二十年代入党,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党员,可是由于康生之流的诬陷,就在他以中共华东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时候,以“内奸”的罪名被捕了。危言耸听说是“挖出了埋藏最深的反革命集团”。这件事震惊了上海(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和第一副市长),当然也株连了不少人,于伶只是罢了官,没有被逮捕,“还算是轻的”。但是请想一想,一个有自尊心的共产党员头上,被戴了一顶“内奸”、“同伙”的帽子,欲诉无门,呼天不应,究竟是什么滋味。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九六○年春,为了要开第三次“文代大会”,我们几个负责做筹备工作的人到西华厅去向恩来同志汇报工作。谈完了之后,总理忽然问我:“于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迟疑了一下:“听说还没有。”
“这次他能来参加?”
“他是文联的全国委员,按理是……”
“假如身体可以,要他一定参加。”
大会期间,总理单独约见了他。然后对周扬和我说:“于伶的问题要赶快解决,还要给他安排工作……”周扬同志通过中宣部把总理的话告诉了上海市委,结果呢,党中央副主席的指示,给上海的那位“好学生”卡住了!
再说一遍,往者已矣,不多说了,可悲的是平白地使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党员,闲白了少年头。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党毕竟是正确而伟大的,潘汉年死了,董慧死了,他们没有子女,可是,“四人帮”一倒台,就有不少过去和潘汉年同志共过事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信,希望对这桩冤案重新予以审查。死者是不能讲话了,可是档案还在,来往的电文还在,和他一起工作过——特别是在最危难、最机密的情况下共过生死的人还没有死尽。于是,冤案终于平反了。
《于伶戏剧散论》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值得高兴的。于伶是一个“老病号”,近年来还做过两次手术治疗,可是今年八月我和他一起去访问朝鲜,他还登上了金刚山。老骥不伏枥,余热可传人。编者孔海珠同志要我写几句话,这就算代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原载《于伶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