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岁冥诞。今天，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我以为仍有其意义。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使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写《秋瑾传》的经过。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和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带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由于这种缘故，《秋瑾传》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上海公演，有一位剧评家说我写这出戏是为了“表扬乡里英杰”。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是一本最早、也是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巨著。倍倍尔一再强调，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变革、革命，凡是得到广大妇女拥护的，就一定是进步的、正义的、革命的；凡是受到广大妇女反对的，就一定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我的书籍在“文革”
中已荡然无存，因此引用的话只能凭日益衰退的记忆了）。倍倍尔的话很自然地使我想起了秋瑾，使我想起了秋瑾参加民主主义革命。从那时起，我自己——并请阿英同志帮助我——搜集有关秋瑾的著作、文献、史料。而直接激励我拿起笔来写秋瑾的，则是当时我亲自看到的不少为了祖国独立和人类解放而甘心抛头颅流鲜血的革命新女性。举一个例，就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慷慨就义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要搜集一点真实的史料是困难的。我看到过秋瑾和孙中山、黄兴交往的资料，也读过她和陈天华唱和的诗词，但连她早期受过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都不知道。秋瑾是革命派而不是改良派，这一点我在剧本中是用她和吴芝瑛之间感情上的真挚和思想上的分歧来表达的。对吴芝瑛，我没有用过分的贬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在当时颇享盛名的士大夫阶层中，能有这样一位仗义从善的女诗人，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至于秋瑾和徐锡麟的关系，那是所有有关秋瑾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作为重点来叙述和描写的。谁也不能否认她和徐锡麟的革命友情，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那些笔记、弹词、小说所描写的，大都是想当然的揣测和过分夸大了的“不实之词”。我摒弃了这些资料，因为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也看不到确凿可信的证据。
秋瑾的殉难，按常理看，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徐锡麟牺牲后，她还有五六天时间可以离开绍兴或者转移到浙西的山区，可是她却为了布置各地义军的隐蔽或安全转移而巍然不动。对于这一行动，在剧本中我借用王金发之口对她作了一点微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田汉同志都不同意我的这种处理。
郭老说：明知可以不死而依然从容就义，这才是真实的“鉴湖女侠”。郭、田两位都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主的作家，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比我更好地理解到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时代条件限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秋瑾是为民主革命而第一个被杀头的革命女性，但是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革命家，早已经不止秋瑾一个了。浙江有秋竞雄，广东有何香凝，她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点，如她们都坚决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她们都是诗人、画家，她们都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实干家。不同的是秋瑾嫁了一个无赖的纨袴子弟，而何香凝则得到了廖仲恺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我禁不住凝思猜测，假如一九○七年秋瑾不死，那么，以她的那种钢铁一般的、对改良主义不妥协的精神，她也一定会走上同何香凝一样的道路的。
历史剧不同于历史，在不失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秋瑾传》中有一些虚构的细节。我想力所能及地写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我没有贬低吴芝瑛，甚至也没有贬低王廷钧，这个剧本发表之后不久，一位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告诉我，说秋瑾的女儿正在准备起诉，控告我“侮辱”她的父亲。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可能她不曾看到过她的母亲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件，其中说：“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好在我当时是地下党，行踪无定，即使法院受理了，要传询我这个被告人也是不容易的。
在《秋瑾传》的最后，我是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来结束的：“天快要亮了。”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辛亥革命成功，天没有亮；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被打倒，天没有亮；直到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大地才东方发白，但依然是雨雨风风，阴晴不定。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呵！秋瑾诞生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了，可是，六十年前提出的口号“科学与民主”，今天才正式地“开步走”。这一百年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艰险呵！但是，秋瑾的血不会白流，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从秋瑾到刘胡兰、江竹筠、张志新——的血不会白流，她们的血一定会治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内伤和外伤，使祖国在秋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真正达到她毕生向往的“一洗腥膻祖国尘”的目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原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