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谁爱自由，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红叶落遍了原野；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一周俊，中学生，那长而瘦削的年轻人，从乡长的屋子里匆匆地跑出来，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听到郭元龙的凶恶的叫声，他心急得要死，脚步都有些紊乱，天已经很冷了，他的背脊还是出着汗。他故作镇静的一步一步很沉重，很吃力的走，不时把面庞猛扑在旁人弯曲而突出的膀子上，把整个脑袋都震得发晕。他丧然地、困惑地走到郭元龙的面前，看着郭元龙结实而英武的坐在一张矮凳子上，让许多的人：中队长谢伟谋，分队长彭杰，以及来自各方的队士们团团的围着，这些人越是靠拢他、越是显见沉默，在最外层的人发出的声音都低扼至几乎听不见。
“参谋长！参谋长！”
他们叫郭元龙参谋长。
天委实很冷了，月亮的白色亮光凛然地照临在禾町上，屋顶上，以及南边池岸的白杨树上。高高的天体蕴蓄着深度的冷气，令人们望着它牙齿打战，浑身发抖。周俊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挤进了郭元龙周围的圆圈里面，一个顽强的难以突破的圆圈表示了对郭元龙所怀抱着的一个新的高度的信念，周俊相信。但郭元龙必然因此而引为骄傲，郭元龙原就是一个骄傲的家伙！周俊这样对自己说。
郭元龙已经开始在分析敌情，他指出敌人必然大举扫荡的企图，摹拟着敌人进攻的路线和方向，很有自信地像看到了似的摹拟着。他鼻子稍微向上翘起，眼睛深陷，瞳仁收缩到几乎看不见。当他的话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的时候，他的闪电一样的目光就发出一种威力去镇慑众人，叫他们突然陷于一种惶惑不能自主的骚乱。
分队长彭杰，那木匠出身的高大的中年人像做了郭元龙最亲信的朋友似的站在郭元龙的身边。他穿一件褪色的日本大衣，用皮带把腰束得很紧，两只手掌交叠着搁在那短而破旧的日本马枪的枪口上，修长的背脊稍微弯曲着，目不转睛地注视郭元龙凶恶可怕的面孔，他尊重郭元龙，爱惜郭元龙，仿佛郭元龙是他自己所有的一样。
“你能够懂得日本人这一次出的是什么鬼计吗？”他带着很钦佩的口吻对郭元龙发问，“如果今日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就一直驻在九里，又怎么办呢？”
“什么？彭杰同志你刚才不曾听见么？我什么都说过了。如果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就一直驻在九里，又怎么办呢？如果敌人这次的进攻并不止西一路，宝堰、直溪桥以及珥陵的敌人也正是眯着眼对我们望着呢！如果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是敌人预先安下来的耳目，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的分进合击还在后头，……他们拷问了九里的市民，用鞭子，用洋油灌他们的鼻管，这样从他们嘴里得到关于新四军和延陵常备队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郭元龙比一切随便什么人都懂得更多，他能够把从各方面得到的零碎的消息一点点的累积起来，就从中迅速地加上自己的判断，然后传达给别的同志，令人听来要比原来都更确实，更可靠些。
郭元龙于是分配了他们的任务。
彭杰心满意足的走了。
郭元龙从那矮凳子上站立起来，非常舒适地摆动着两手，叫周围的队士向两边分开，群众窃窃私语的声音逐渐的升高起来。
“日本人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
“参谋长怎样告诉你的呢？他说的叫你受惊了，是不是？唉，我的小宝宝！”
“算了，算了，大家都一个样，这一个不会比那一个更伟大些。”
群众慢慢的散开去。一种紧张而令人忧郁的空气像铅块似的沉重地紧压在心头。凭着紧张而激发的情绪，人们悄悄地一再从一种孤立无援的情景中把自己唤起，一再把自己的意志坚定起来，用单薄而缺乏锻炼的灵魂去正视将必到临的严重的战斗局面。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从那慢慢地散开去的人群中，发出了低微的歌声，仿佛散播着轻淡的忧愁，令人幻梦似的从那凛然的空气的紧压下得到片刻的解脱和安慰。
谁爱自由，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红叶落遍了原野；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够了，英雄们呀，现在就出动了吧！”郭元龙一派洋洋得意的样子，他用一种温和而热烈的声音这样叫，“……周俊同志，原来你是躲在这里，我怎样都不能把你喊出来，怎么样？你很胆小吧？我什么都计划好了，队伍马上就要出动了。但是我还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马上就出发，目的地是我们司令部，你的任务就是带一个报告到司令部去。嗯，这样说，你什么都清楚了，那么，你的笔，本子，都拿出来吧！”
周俊默默地听从着，他蹲下来，用电筒小心地照着，靠着膝盖上开始在写。
“今日下午四时半，”郭元龙说，“敌人骑兵一百二十余，从西到达九里。写吧，就这样，这是敌人预先安下来的耳目，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的分进合击还在后头。他们在九里庙挖枪眼，有预备据守的模样。依据香草河方面群众的报告，在黄昏的时候，黄土庄桥发现了敌人的八个哨兵，当然都是一样的骑着马，……”
月亮的白光泛着浅绿，周俊垂着头，默然地无灵魂地跟着通讯员的背后走。通讯员，那中年男子的黑灰色的影子仿佛要突然消逝了似的浮幻地在他的眼前十分尽着戏弄的作用。周俊低低地叹息着，他觉得什么都莫名其妙，什么都不能了解。而郭元龙的凶恶的面孔——那骄傲的家伙……这些对于他都无异是给予了一个总的否定：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低劣与无能，在郭元龙的面前除了发见自己的弱点之外可以说一无所用。
通讯员喃喃自语着。他告诉周俊关于黄土庄桥那八个日本哨兵的消息。象一个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地怂恿周俊到桥的附近去打枪，最后把周俊带进一间卖炒米糖的草蓬子里。
“在这里歇一歇吧！”通讯员说。
周俊疲困地、狼狈地倒在土灶边的草堆上，闭着眼，把身体缩成一团。
“你冷吧？”通讯员从路上保持下来的兴高采烈的情绪不稍低减，他关切的问，“你饿了？弄两碗团子吃吧。你吃不吃团子？”
周俊勉强地点了点头，随即剧烈地呛咳着。他要那卖炒米糖的老婆子给他一支洋火，因为他是外省人，老婆子一点也听不懂。
通讯员低低地哼着，学着服务团同志的抑，扬，徐，疾，有节奏的调子，随着那调子给周俊一支卷烟，他的有节奏的手简直是在跳舞。
挂在壁上的洋油灯摇摇欲灭，间或一阵寒风带着辽远而悲戚的狗吠声从那破烂的门缝里吹进来，令人冷得发抖。周俊丧然地吸着烟卷，每一次口里喷出烟来，每一次使自己紧张着，眼睛锐敏地然而绝望地凝视那豆大摇摇不定的火焰，半声不响。
停了一会，他用一种矜持的颤抖的声音对通讯员这样问：“同志，你认得郭元龙那个人吗？”
“郭元龙，……”通讯员回答，“我们的参谋长怎么不认得呢？怎么样，他很坏吗？不怎么坏吧？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我怀疑这个人，我害怕他，”这末后的一句声音很低，至于几乎听不见。
接着周俊又说：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是的，他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他的身上有七个伤疤，打仗，他是一个能手，但是我怀疑这个人，我害怕他。同志，我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我怀着满腔的希望，希望自己在战斗中也锻炼成为一个有用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作用，失去了一切能力；战争没有我的份，我变成了什么都不懂，变成了废料！这是什么缘故呢？同志，这样说，你能够听得懂吗？”
“我不大懂得你的话。我知道你和郭元龙同志的意见不合。”
“没有这回事。”
“你和他发生了冲突。”
“你一点也不了解我，你完全说错了！”
“我觉得我们革命同志应该团结，不要闹脾气，你应该和郭元龙同志赶快和好。”
“不，不，完全不是这回事！你的话对于我简直没有半点意思！”
第二天的早上，大约八点钟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司令部。
昏浊的太阳光软弱地照着那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的山岗，句容南乡的富于战斗意味的村落，错落地和苍翠的松林混杂在一起，在山岗与山岗间的罅地里隐蔽着、潜伏着，或者峨然高据在山岗之上，仿佛突然地随风而起，升腾到山岗的高处，而以雄健的姿势俯瞰全境。天更冷了，北风骚乱地刮过山岗，冲激那苍翠的松林。苍翠的松林在远处成为黝黑的散乱而交叠的碎片，在北风的冲激中，阴暗地、忧郁地显出不明的深远而渺茫的色调。东边二十五里远，被北风卷起的尘雾，晕朦地、薄薄地掩蔽了茅山高傲、爽朗的峰峦。
离开了昨夜紧张而激发的情景，离开了郭元龙，周俊，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年轻人仿佛恢复了固有的热情和勇武，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其他，元气十足地有礼貌地与别后数月又于今天偶然重见的同志们握手，问好，而且恋恋不舍，至于“同志”和职位的称呼都不能使自己满足，而必须深心地叫之为“朋友”，……一间阔而光亮的房子。
左边壁上挂着大得要命的五万分之一的战区的地图，靠近写字桌子那边，又是一个比较小的江南敌人据点兵力分配图。公路、铁道、河流、封锁线、交通网，把茅山地区划成了棋盘格子，敌人的据点星罗棋布，排成了很密的梅花桩。扬子江像一条被猛力敲击的又粗又重的镣铐，痉挛地卷旋着、寸断着，……新四军，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小小的队伍，以游击战争的飘忽、淡然的姿影，带着热炽如火的战斗冲动，在那棋盘格子与梅花桩之间，千百次的往复不断的回磨、穿插。就在这地图上面，普遍地写着“我军袭击五次以上”“兵车颠覆”“桥梁爆破”“日本守备军六百四十名全灭”“伪军反正八次”“伪警个别反正十三次”，……等等红色的胜利的记号。而在接近窗口那边，在另一个江苏全省的地图上面，敌我盘旋，烽火漫天的茅山地区，竟是突然地缩小，小到一个指甲片子都摆不上去了。谁都知道，顽固派是不准这地区扩大的，而且要把它缩得更小，他们以十万大军占据着广德、郎溪、高淳一带的地区，占据着整个的黄山山脉和天目山脉，到处制造磨擦，捕捉新四军的通讯员，袭击没有武装掩护的新四军的工作者，……顽固头子总指挥冷欣在装腔作势的说：“和你们新四军一道，事情总是不断的发生，你们还是去远一点吧！把你们的司令部搬到瓦屋山上去吧！”十万大军蹑手蹑脚的躲在新四军的背后，等候新四军什么时候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政权（以政权归返人民），他们就吞食这政权，为的政权应该从那个剥削者交回这个剥削者。……然而新四军战斗着，千百次的往复不断的回磨。于是就在那对面的壁上，像商店里陈列他们高价的货物似的炫耀着，有意夸张地挂着无数的胜利品：军刀、日本旗、望远镜、掷弹筒，有三角皮盒子的拳铳，以及装着自动枪刺的漂亮的日本马枪……外面，苍翠的松林，遮着天空，掩蔽着整个村子，饥饿而力乏似的、阴沉地、悠久地在北风的冲激中发出吼叫，长长的红脚草和松针的浓烈的气味到处交流……生活在这个房子里的司令员，学生出身的年轻而壮健的四川人，从十年战争，三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布尔塞维克，那惊心动魄的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他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概念式的人物，他的坚定的眼睛给予人们一个单纯的概念：清醒！一点不能懈怠！时刻的警觉着！看来，他的影子是辽远的，辽远得几乎不能辨认，辽远得变成了小的黑点，像一只鹰，在句容、京郊、镇江、丹阳、金坛、溧水，在整个大江南北战区的高空中飞翔着，精细地从百仞的高空把地上的松鼠和落叶都加以判别，找寻袭击的目的物，袭击它，和它发生凶恶而可怖的战斗；他的正确的领导使一个战士当伏在草莽中还感觉着他的热的视线的迫射。而另一边，那飞翔的鹰，他要谨慎地防备着从背后，从黑暗中射来的阴谋的猛箭。
丢开了手里握着的笔，他站了起来，离开了他的写字桌子，——他穿的是一件有着风帽的昭和式的簇新的日本大衣，嘴边衔着烟卷，一只手摸着大衣上金黄色的发亮的铜钮扣，在房子里踏着阔步乱踱着，等待周俊的发言。
周俊把报告交给了他。
他接了报告，随即用高兴的欢迎的调子，一字一句的诵读起来。
“今天下午四时半，……这报告是你写的吧？”
停了一会，他又一字一句从头开始的诵读：
“今天下午四时半，敌人骑兵一百二十余，从西到达九里，……不，同志哥，从南镇街经过许塔山，然后到达九里，而且只有八十七匹马。这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在九里庙挖枪眼，有预备据守的模样。那里！那里！他们就要走的。没有别的吗？那边的常备队怎样了？
很恐慌吧？”
“没有。”周俊回答，“那边的常备队很好。最近洗刷了几个坏蛋。”
“郭元龙怎么样？他叫你回来干什么？就是带这报告吗？他把你当作通讯员一样只是带信。你告诉他，以后不要这样动不动就叫你回来。你们按照决定的计划去做吧！
最近没有什么要来问我的，我也不要看你们的报告。你这样告诉他吧！还有……”
他把烟尾挟得很扁，用力地从嘴边摘开，抛在地上，小心地踩灭那火末，他的声音在那凛然的肃静的房子里重压着，萦回地作着缭绕，沉默都不能把它驱散，……北风骚乱地刮过山岗，冲激那苍翠的松林，苍翠的松林又开始了它阴沉，悠久的呼喊。
“为了加强茅山以东的工作领导，”他继着说，“你们那边必须成立工作委员会，由郭元龙、你、林纪勋三个人组织，书记是郭元龙，你告诉他要马上召集开会。我给他一封回信吧。”
他坐下来开始在写。
“就这样，”他把回信交给周俊，“吃了中饭就回去，路上怎么样？”
“路上完全没有问题。”
“那很好。”
二周俊从司令部回来的第二天，郭元龙就把他派到九里方面去了。
郭元龙把九里最初的三个青抗会的领导人介绍给周俊，他们的名字是黄荣新、陈炎和朱雅。
周俊第一次和黄荣新见面的时候，黄荣新请周俊在哥哥开的馆子里吃喂喂（一种很好吃的贝类）。
“人类有什么聪明呢？”黄荣新的哥哥，那小饭馆的老板殷勤地眨着红肿的双眼，满口喷着酒臭，他用一种悲切的调子这样说，“我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晓得世界上有一个声誉显赫的农家子叫华盛顿，是一个创造世界文明，推动人类向上的人物。先生，据说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从一个茅蓬子里生出来的呢，并且我相信有这么回事！可是人类的聪明也不过如此：那只是在书本上记载一下，写一写，说是有教育意义云云，其实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像这样的英雄原来在世界上就不曾有过，倒是日本人到九里街上来的时候，他们捉鸡、杀人、找花姑娘，谁也比不上他们的威武。”
他发脾气似的叱责他的女人，那面孔像柿子一样又红又肿的老板娘，叫拿更多的喂喂来。接着举起了一大碗的酒，用一种半睡眠的朦胧的动作简单地默默地作一回礼让，于是有五十秒钟的时间把那阔大的面孔完全浸溶在酒碗里，幻梦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他对他的女人作了个鬼脸，凶恶地发出命令来，用力地抓住她的头发，重重地殴打她，举起满是青筋的手没命地敲击她的后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