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师刚从教育战线上退下的时候，待在家里整天闲着没事，苦闷之余，便铺纸泼墨，写写追忆文章，把沉淀在脑海中一幕幕往事用日记形式一件件把它记录下来。天天写，日子久了，就有了厚厚的几本。其实，从写的那天开始，他就没把这些“日记”当成一回事，纯粹是自娱自乐。可没想到，做市领导的学生登门拜访，无意中翻过几篇之后，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对老师写的文章备加推崇，大加赞赏，称之为第二部《追忆似水年华》，称老师为中国的“普鲁斯特”，一再鼓励老师继续追忆下去。并承诺，一找到合适的机会，就推荐到市作协，让专业人士编辑成册，让出版社出版发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学生一走，林老师就觉得以前写的这些东西宝贵起来，并把写追忆文章当成百年大计来抓。
从教书第一天起，一直追忆到放下教鞭，林老师又花了三年时间，才把毕生执教生涯追忆完，这三年，可不是轻松的三年，比林老师教书三十年还累还费心血，榨干了他的脑汁耗尽了他的余晖。他的山羊胡全白了，腰佝偻成一张拉满了的弓。这三年，在城里做领导的学生官越做越大，事越来越忙，问候他的电话久等不到。即使对方有心打电话过来，也从没提及过帮他出版追忆录的事。他也不催问，继续写着追忆录。他想等把追忆文章全部写完再提醒他也不迟。
可追忆录写完了，他依旧忐忑不安，怕文中太多疏漏，于是，又一句一字从头开始认真雕琢仔细修改。厚厚的十几本日记，又耗去他一年的时间，直至林老师认为万无一失，才鼓起勇气拨通了现在已提拔为市长的学生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娇滴滴的小姐，自称是市长私人秘书。林老师想找市长亲自谈话，对方称市长正在开会，有事可以让她转达。林老师觉得不妥，就把电话挂了。后来，林老师又拨过几次电话，可每次都找不到市长本人，这让林老师失望透了，抱着厚厚的一大摞日记，自怨自艾直抹眼泪。本来林老师身体就不好，再加上这么一忧虑，便卧床不起了。睡梦中，他都抱着那十几本厚厚的日记本流泪。校长闻听此事，去医院看望过一回，后来，他参加市里的会议，见到市长就把林老师的近况粗略地反映了一下。市长拍着脑袋，怎么也想不起答应过帮林老师出版追忆录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会议结束后找到作协有关领导，交代了一下有关林老师的事，作协领导一接到指示，马上把电话打到林老师的病房。嘱咐他托人把那十几本笔记带到作协，让他们看看。接到电话。林老师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即爬起床，抱着笔记本就要亲自把它送到市作协去。结果让医生和家人给阻止了。儿子帮他挂号寄了过去。接下来，又是艰难的等待，每一分钟都让林老师感觉过得那么漫长。
林老师每隔一段日子，就会给作协领导挂一个电话询问出书的结果，可对方总说在审阅。
冬去春来，转眼林老师就在病榻上躺了半年，这半年，林老师一直似醒非醒，似睡非睡，唠唠叨叨，断断续续地背着他写的追忆录。
儿子问院长，他父亲到底是什么病，能不能出院。院长也一个劲儿直摇头，说可以出院也可以不出院。
终于有一天，林老师的儿子收到市作协寄来的一本比砖头还厚的书。他以为父亲那十几本笔记全部出版了。可撕去纸封，一行金灿灿的书名深深刺痛了儿子的眼睛，林老师的学生——市长的名字赫然入目。原来，这是为市长编著的一部追忆。追忆内也有林老师一篇很短的文章被发表出来，写的是现任市长还是学生时候的事迹。久卧不起的林老师奇迹般地爬起来翻看这篇文章，发现一千多字只有不到五百字是自己原文。林老师合上书，长叹一声，倒床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