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满伪知识的世界把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真正的诗歌只是诗歌。诗歌是第一性的，是最直接的智慧，它不需要知识、主义的阐释，它不是知识、主义的复述。诗歌是人类语言世界中惟一具有生殖器官的创造活动。诗歌之光直指人性。诗人拥有的难道不仅仅就是诗人写作么？难道还有比诗人写作更高的写作活动么？诗人写作乃是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
诗歌乃是少数天才从生命和心灵中放射出来的智慧之光，它是“在途中的”、“不知道的”，其本质与“知识”是对立的。
诗人写作是谦卑而中庸的，它拒绝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那种盛行于我们时代的坚硬的造反者、救世主、解放者的姿态。它也拒绝那种悲天悯人或愤世嫉俗的“生不逢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类的故作姿态。诗人写作与人生世界是一种亲和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它不是要改造、解放这个世界，而是抚摸这个世界。在诗人写作中，世界不是各类是非的对立统一，而是各种经验和事物的阴阳互补。天马行空，然而虚怀若谷。
诗歌是无用的，但它却影响着民族生活的精神质量。这个世纪离诗歌越来越远，物质主义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极端的物质主义导致的是对民族生活和文化精神的遗忘。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无所不在地生活在一个复制的世界中。如今世界最尖端的智慧也不过是为了使人类将来可以复印，所谓克隆。诗人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稀有动物，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结果将使人类丧失记忆、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最终丧失掉存在的意义。我认为世界历史的方向在美国式的价值观的影响下，正在步人歧途，正在步入一种遗忘的历史。
在此时代之夜中，夜，我指的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的图画时代”，“透过‘图画’一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某件东西的摹本”。当世界面临普遍地被克隆于某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图式，纳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之际，诗人是人群中惟一可以称为神祗的一群。他们代替被放逐的诸神继续行使差神的职责，他们就是活在人群中的五百罗汉。今天，在这个无神论盛行的国家中已经没有神灵，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古代中国那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危在旦夕。在此时代之夜中，诗人不应该远离人民，高高在上，自我崇拜，孤芳自赏，自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诗人应当深入到这时代之夜中，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成为更真实的黑暗，使那黑暗由于诗人的加入成为具有灵性的。诗人决不可以妄言拯救，他不可以倨傲自持，他应当知道，他并不是神，他只是替天行道，他只是神的一支笔。在此时代，诗人如果要拯救的话，只是从此时代的知识中拯救他自己。
诗人写作反对诗歌写作中的进化论倾向。诗人不可以以为最好的诗歌总是在未来，在下一个时代。诗歌并不是日日新的。诗歌不是进化的。伟大的诗歌从过去到今天都是伟大的诗歌。这种在诗歌中的一成不变、这种原在性，就是诗歌的神性，诗人就是要在他自己的时代把这种不变性，亦即“永恒”昭示于他自己时代的人，他应当通过“存在”的再次被澄明让那些无法无天的知识有所忌讳，有所恐惧，有所收敛，让那些在时代之夜中迷失了的人们有所依托。如果大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原天地之美”，如果大地已经没有能力依托自己的“原在”，那么这一责任就转移到诗人身上。诗人应该彰显大地那种一成不变的性质。在此崇尚变化、维新的时代，诗人就是那种敢于在时间中原在的人。
诗歌的“在途中”，指的是说话的方法。诗歌是穿越知识的谎言回到真理的语言活动。诗歌的语感，来自生命。没有语感的东西乃是知识。
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富于诗性的语言之一，汉语与世界的关系是抚摸的关系，汉语的性质是柔软温和的。它与人生世界的关系不是批判对立，不是发现征服的关系。在此批判盛行的时代，诗人写作尤其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此时代，汉语不仅仅是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箴言，一种关于世界历史方向的箴言。它并不依靠教义，它只要说话。
诗人不是所谓民族主义者，他们只是操着某种语言的神灵、使者。汉语，是汉语诗人惟一的、最根本的“主义”、“知识”。
对于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世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领。汉语的历史意识和天然的诗性特征，导致它乃是诗性语言，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我们对此保持沉默、秘而不宣。
对于诗人写作来说，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在这个人民普遍与意识形态达成共识，把西方生活作为现代惟一标准的时代，这种知识尤其容易妖言惑众，尤其媚俗。这是一种通向死亡的知识。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耻的殖民地知识。它毁掉了许多人的写作，把他们的写作变成了可怕的“世界图画”的写作，变成了“知识的诗”。诗人写作与西方诗歌的关系，是“藏天下于天下”的关系。我当然尊重西方的诗人，但这种尊敬仅仅是同行的尊重。他的诗，我读过。
我以为，世界诗歌的标准早已在中国六、七世纪全球诗歌的黄金时代中被唐诗和宋词所确立。这个黄金时代的诗歌甚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诗的国家，诗歌成为人们生活的普遍的日常经验，成为教养。它构成了人们关于“诗”这个词的全部常识和真理。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再次达到这些标准。我当然不是叫诗人们去写古诗，我们要探索的只是再次达到这些标准的方法。
把中国传统上的那些伟大的诗歌圣哲和他们的作品仅仅看成死掉的，这是一种蒙昧的知识。在我看来，我们――唐诗宋词，乃是世界诗歌的常青的生命之源。
诗人应当怀疑每一个词。尤其当我们的词典在二十世纪的知识中被浸渍过。
诗歌的标准总是在语言上，如何说上，说得如何上。这一点古代诗论已经讲得很清楚。只有伪诗人会在说什么上玩小聪明。说什么把诗歌变成了是非之争、价值之争、立场道德倾向之争。这是二十世纪的小传统。我所谓的“反传统”，从根本上说，乃是二十世纪的“反传统”这个传统。
诗歌自有诗歌的真理。这一真理与意识形态、道德、时代的精神向度、使命以及各种立场、倾向、知识无关。诗歌的真理就是古典诗歌中已经确立的那些关于诗歌的标准，这些标准在司空图、欧阳修、姜夔、严沧浪、王国维等的讨论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衡量诗歌的标准，在今天依然是《诗品》中归纳的那些：雄浑、冲淡、高古、自然、豪放、缜密、飘逸、旷达、流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与古诗“接轨”，或者用与古代的“接轨”来对抗殖民化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方接轨”。我的意思就是，诗歌在世界中，它的轨古往今来都是一条，它不需要削足适履地与什么“在别处”的世界接轨，诗歌的标准，乃是一个永久的常识，放之四海而皆准。
北京Z的诗我已阅读。坦白地说，这些印制在精美的小册子上的诗我并不喜欢。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它们过于轻了些。唯美、浪漫的诗流行于中国的青年诗人中间，与过去的诗歌风气有关系。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轻、并不浪漫的时代。Z的诗看不出生命的重。如果我不是本人生活于中国，这些作品会令我以为他是在一个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里，但我知道他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他是要逃避它吗，通过幻觉？类似的诗人在中国太多了。几个词就可以概括他们的营造的世界，不外乎：玫瑰、夜、哭泣、心碎、幻象……生活在别处。在他的诗中看不出具体的时空，应用的语词大多来自古代诗歌的书面语。而这些语词以及蕴藉的意义，在过去已经造就了伟大的诗人和经典。我当然不反对把诗像伺养宠物那样地把玩，作为自我抒发排遣的工具，犹如大众演唱卡拉OK的兴致。严格地说，Z是接过现在的所谓“诗”的语言，抒发了他的一点“自我”。这些诗看起来实在与众所周知的所谓“诗”太接近了，太像诗了。因而我几乎触及不到它，因为它已经被叫做“诗”的东西淹没了。
我喜欢那种会令人领悟到存在的诗。因为我从小在一个流行粉饰人生的社会里长大。生命很美，但不是那种众所周知的美。生命的美可能恰恰在众所周知的“诗美”之外。
我很赞同一种诗人之间的真正的、直言不讳的交流。但北京并不是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渗透一切的是权力而不是表面的文化，它甚至渗透在诗歌之中。
在公共电话亭里，有人贴上了一个便条，写着：猛男，身体好，什么都能干。下面是传呼机号。这个便条使我想入非非。不只是我，每个打电话的人都如此。而最普遍的就是把他想成一个男妓。他确实最有力而又不那么露骨地为自己做了广告。
在欧洲的书店里，一个特点是，你随时可以看到裸体、乳房、阴茎。在荷兰一个阴郁的秋天，我在莱顿的一家书店里翻书，看到一本明信片，全是裸体的英俊的青年男子，照片是黑白的，十九世纪的照片，那些年轻人看起来很忧郁，阴茎很长，像是一群裸体的豹。那种忧郁与外面铅灰色的天空很和谐。有人骑着红色的自行车，弯着腰，长腿飞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驰过。这种忧郁很真实，生命的忧伤。我一向不喜欢忧郁这个词，它总是穿着矫揉造作的衣服。忧郁应当是裸体的，与性有关的。在我的电脑里，没有乳房、阴茎、手淫这些词，我每次都必须创造它们，一个一个输进去。有“十年动乱”、“反动势力”之类的词，难道它们比“裸体、乳房、阴茎”之类的词对于人生更有效么？但忧郁却是一个现成的词，另一个现成的词组是“非法出版物”，我暗暗吃惊。那些照片很美，但我没有买。另一本书也令我印象深刻，照的全是十九世纪精神病人的肖像，他们的样子看起来相当非凡，全是天才。
欧洲的酒吧和咖啡馆很多，一家与一家不同。在一家英国酒吧里，一个乐队在演奏，乐队只有四个人，穿细裤子、皮夹克、长发披肩的男女。我以为他们必是列农的同志，但他们演奏的一支歌我竟然很熟悉。青年时代我在景颇山的寨子里听过这只曲子，是景颇族姑娘闪办和玛多唱给我听的。其实很多景颇人都会唱这首歌。我在亚热带的山冈上学会了它。时间长了，有时我以为是风和泉水教会了我，因为闪办和玛多的歌声像流动的山泉和风。我一直以为它是景颇族民歌，闪办和玛多说，她们从小就会唱这支歌。我现在才知道，这是英国山区的民歌，传教士们在十九世纪末将这首歌带到了景颇山。传教士们死去或者被革命驱逐，歌子留下来，重新成为民歌。上帝如果真会显灵的话，我以为这就是。
秋天的底下停着一辆失事的汽车，它的脸上飞翔的鸽子，就像蚊子，飞过我的眼帘。
秋天，它的乘客在湖边的医院里。
每个诗人的背后都有一张具体的地图。故乡、母语、人生场景。某种意义上，写字的冲动就是来自对此地图的回忆、去蔽的努力、理想主义化、升华……有些人总是对他的与生俱来的地图、他的被抛性自惭形秽，他中了教育的毒，千方百计要把这张地图涂抹掉，涂抹到不留痕迹。
世界地图遵循的乃是一种强势绘图法。流行的做法是，向美容学习，把自己的地图换成一张世界地图，让伦敦、巴黎、纽约之类的地区在背景上时隐时现。这一点最近在中国诗歌界的知识分子地图上很流行。世界地图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永远只是知识，只是从书本上背下来的东西。而诗人的地图，必须来自实地的测量。空气、地形、河流的流速、山峰的海拔。其实诗人不过是一个土地测量员。乔伊斯乃是都柏林的土地测量员，他真的为了小说的准确性而测量都柏林市的河流。卡夫卡测量的是布拉格。特殊的是测量者的尺子，在乔伊斯那里，测量工具是用尤利西斯的肋骨制作的。而在卡夫卡，任何测量都是与一座城堡面积有关。
东方思想的本质是诗的。西方思想则偏重于思。诗是存在自然呈现的思。思则是对存在的侵入。
每次路过那工地，路过任何一个工地，总是看见那些民工，不是在聊天，就是在磨洋工、瞌睡、蹲成一圈下棋，从来没有见到那种紧张卖力、挥汗如雨的工作的场面。但一座座大楼也就冒出来了。同样的，经常看见的是空无一人的原野，但在秋天，一切都长出来了。劳动像上帝一样，从不现象。
基本的东西正在毁灭。以前我与某些老先生格格不入，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非常腐朽，摇头晃脑的遗老遗少。但最近我听到一位老先生吟诵了许多古诗中关于青蛙的诗句，“浅草池塘处处蛙”，“听取蛙声一片”等等之后，感慨系之，说道现在已经听不到了。我颇有共鸣。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成了老朽，而是有些基本的东西，对每个人都是最基本的，无论他是老朽还是革命党、左派右派先锋派，都离不开某些基本的东西。“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何处春江无月明”，这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基本感受和信任。人们喜欢为主义和理想而斗，但普遍对基本的东西忽略，这是导致基本的东西在黑暗中默默毁灭的一个原因。
我告诉他，我发现了荷兰，我刚刚从那里回来。他以为我在说笑。不，我是认真的，我确实发现了荷兰。为什么不是呢，既然某个欧洲人第一次到达尼罗河，就可以声称他发现了尼罗河，例如斯坦立。他可能从不知道，这同时也是尼罗河首次发现了欧洲人。对于河流两岸的居民来说，尼罗河是永远不会被发现的。就像对于斯坦立来说，欧洲永远不会被发现一样。
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日常生活的状态和态度。二十世纪，中国变成了一个“在路上”的社会，变化成为衡量事物的尺度。相反西方在许多方面，显得保守和一成不变，例如建筑、日常生活。卡夫卡关心的问题与我不同，我必须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寻找那基本的不变的东西，变化对我的写作是灾难性的。在这个国家容易的是标新立异，原在的东西被视为落后，真正的写作要敢于落后。
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为过去时代写作的人，我甚至不敢为现在的时代写作，它太快了，我的速度是旧时代的速度，大地的速度，古典的速度，它无法用高速公路来省略四季。那些宣称是为未来写作的作家令我感到可怕，未来很快就到了。
中国已经没有傲慢和偏见之类的东西，傲慢与偏见是革命的对象，而卡夫卡是在其中成长的，他反抗的是傲慢。纳粹德国消灭的是犹太人的肉体，但并不消灭他们对于生活的价值观。荷兰《安妮日记》，她的恐惧是生命被灭绝的恐惧，而不是对性、对欣赏巴赫音乐的恐惧。“文革”导致的恐惧是后者，是对生活的恐惧。生命的恐惧和生活的恐惧同样可怕，但人在其中，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妮可以写一部如此美妙丰富、自由的日记。而在“文革”时代的中国，这样关于对生活的热爱的日记一部也没有，那些最大胆的日记也充斥着革命的陈词滥调，似乎人们在最隐秘的思想中关心的也仅仅是革命。
我生活在历史决定论和本质主义无比猖獗的时代，我因此对任何与之相关的迹象都非常敏感和警觉。知识分子写作，左右都是一样，就是把某种既成的知识作为绝对真理对精神生活进行清场。马克思主义本是真理之一，一旦绝对化，就成为铁扫帚。帕斯捷尔纳克固然不错，一旦成为标准、尺度、倾向，就不再是诗，而是集权主义的文化资源了，“西方诗歌决定论”。
这世界太有意义。诗歌模仿自然，就是模仿自然那种无意义的力量，那种无言，令人闭嘴。
翠湖北路25号。多少年来，我一直都住在翠湖北路的一个大院里，从未搬过，那个大院也从未改变。但门牌倒变了五次，翠湖北路2号、翠湖北路1号、翠湖北路25号、翠湖东路3号，以致邮件也收不到了，就像一个人周围的人都变了，只有他没有变。于是昔日那些认识他的人再也找不到他了。
诗言体
诗言体。体，道体。“形即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近思录》朱熹吕祖谦撰集)这里说的就是体。体，是诗歌的存在本身，有了这个身，知解、知识、感受、意义，才能发生。
道体，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种东西。
道是无时间、无是非的。道就是“在着”，“已经如此”的那种东西。没有理由，没有为什么“如此”而不“那般”的任何理由，无意义，无用。
诗的呈现的只是语言的“已经如此”，这种“已经如此”，是一种元创造。它的本质是有而“无用”。为无用而创造。诗是对无用的模仿、回忆。无用之象。“已经如此”是非历史的，非时间的，无是非的，无用的。相对于历史和知识来说，诗只是一些废话。世界上最难讲的废话，整个历史、文明都是它要成为废话的强大障碍。
语言就是存在，就是世界。但人们总是从用、从工具的方向进入语言，而诗的方向是无用。
诗常常被语言的工具性所遮蔽，诗是非工具性的，而诗又是一种自成一体的语言。只有诗能够引领语言回到它的本性，诗是通过有用者(语言)创造的无用者。
通过语言来模仿沉默，诗是说出来的沉默。这是一个永恒悖论。
诗是对道体的模仿。但模仿的结果是生，而不是载道。诗是世界的语言现象，象一现，而不是对世界的认识，解构。解一构诗是一个母的。阴性。
诗是无时间的。对于在时间中的世界来说，它是反时间的。是诗的东西，没有过去与未来。所以《诗经》中的作品我们今日依然可以感动。所以宋词，我一直是作为现代派的东西来阅读。
汉语是世界上最具有诗性的语言，汉语的时间性很弱，这就是我们至今依然可以直接阅读古代汉语经典的原因。“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体，乃是世界的基础，存在的基础。存在着的，开始之地，世界的基本材料，元素。所指之所，是体导致了言说的冲动，诗歌的冲动。“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形而著形”。体并不是一个对象，所谓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而是一种动静变化，会生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