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核心的缺陷主要是在货币与货币体系，人性与市场行为以及政治与历史人文等方面。简单地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理解本次金融危机是理解全球宏观经济演化的关键，对金融危机的解构在于对美元霸权、金融资本的野心和中国的崛起的理解。其中中国既是个偶然因素，现在又成为了关键因素。这是宏观层次上的努力，在微观层次上，金融市场是大众癫狂和非理性羊群效应的集中营，也是市场失灵最剧烈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方面，行为分析、心理测试、人性揭示应该成为分析的起点。
而在宏观和微观交汇层面上，流动性经济学则应当成为突破的重点，正如格雷斯顿所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一旦流动性被证实是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元素，那么很多传统经济学理论都将需要做出颠覆性的改变。这既现实又很紧迫。目前全球资本市场高度联通，货币竞争环境下，流动性为王。天文量级的流动性在整个世界不停地狼奔豕突，逐一洗劫，把一个一个资产市场玩残，经济玩死。大危机后，早已缺乏弹性的实体经济变为它们的提线傀儡。世界已经全面进入了流动性严重过剩造成的混沌状态中，蝴蝶的微微震翅就会让世界进入不可知地带，让我们无法去解释，昨晚（2013年6月6日）伯南克的退出发令枪声响过后，“美国摸了摸自己胸口，还在恍惚之中，边上的日本突然大口喷血一头栽倒……最神奇的是，而躺在地上的A股也惨叫一声，又晕了过去……”
货币不眠：永恒庞氏和金钱本色
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西晋鲁褒（钱神论）
全球失衡与全球流动性过剩如影相随，并由此引发了债务链崩塌和实体经济的衰退。与这种现象同步的是：次贷危机前，最大的贸易赤字国家美国和最大的贸易盈余国中国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与资产价格膨胀；而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降息行为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再一次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膨胀问题，这再一次佐证了我们提出的“货币的双重投放”。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美元继续独大的单一世界货币体系，还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世界货币体系，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的情况都不会改观。
有约束单极体系下的流动性投放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概率下降和战后重建，全球分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带领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决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它们或通过市场或通过计划的手段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至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全球GDP总量为219212.39亿美元，是1960年的16.15倍，年均复合增长率9.72%，同时CPI自1970年代以来亦进入快速上行的区间。
在这一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主导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制度，美元本位在美国占全球80%的黄金储备的支持下扩展到整个世界，所有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而只有美元与黄金挂钩，金本位以这种间接的方式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在1970年之前，美元发行必须拥有25%的黄金作为支撑，因此美联储对发行美元是慎之又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联储资产和负债的各项构成来分析。1945—1962年美联储的资产总量从494亿美元增至557亿美元，其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从243亿美元增加至305亿美元；同期其负债从490亿美元增至548亿美元，其中发行通货从266亿美元增加至308亿美元。18年中，美国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量几乎没有增长，同时货币发行增长也微乎其微。金本位制下的货币稳定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的战后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美国央行有效控制了资产规模的扩张，但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建立使得流动性投放已经具备了信用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创生货币。这个时期的货币扩张并非依赖于基础货币的增长，美国1945—1962年基础货币从425亿美元增加至483亿美元，同期贷款余额从271亿美元增长至1393亿美元；另一方面随着商业银行在1960年代的继续扩张贷款，大量的存款被派生出来，而美联储存款准备金账户的余额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这一轮的流动性投放主要依赖于货币乘数的放大，在美联储不干预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为实体经济的增长持续注入了大量美元流动性。同时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WB）、关贸总协定（GATT之后的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成为维护美式国际经济秩序和输出货币的三驾马车，流动性合理配置在金本位制下催生了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很快，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终于将其拖入战争的泥潭，始于1961年的越南战争，从“特种战争”到“局部战争”再到“越南化战争”，历时13年，耗资4000多亿美元（1973年底美国国债余额3367亿美元），终是铩羽而归。战争直接导致了流动性的扩张，一方面政府赤字使得国债发行量增加，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在战争期间其大量增持了美国国债，并以此向市场投放了大量流动性；另一方面，战争引发了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为履行兑付，黄金储备大幅下降。在1950至1973年间，全球货币黄金的总量只提高了5.2%，而实际GDP却提高了200%，出口总量更是扩张了471%。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里经济贸易蓬勃发展却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总货币供给能量级有限的准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无约束单极体系下的流动性投放
美元本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靠历史惰性而存在的。如果必须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世界货币，那么，美元确实最符合条件。美国的经济规模、债券市场、产权保护制度、金融机构和政治稳定，以及美元的历史和现状，都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40年前就证明了的，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即使是美元也无法单独承担世界货币的责任。由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发行储备货币还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与之前失衡的最大不同在于，信用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会受到失衡的冲击，其本身更是失衡的主要根源：从中心国家到外围经济体，世界经济陷入了危机的循环。流动性被完全释放出来后，货币体系对实体经济完全有可能起到颠覆性的作用。
从全球范围内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占GDP的比重来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球银行信贷占GDP比重有加速上扬的趋势，其中高收入国家基本与全球平均的增长保持一致，中等收入国家与全球平均相比增速明显加快，而低收入国家增长缓慢。1970年代以来，德、日崛起逐渐成熟、亚洲新兴经济体第次跟进直至90年代以后中国举倾国之力并携带着廉价而庞大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美国的对内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逆差一发不可收拾，流动性投放成为美联储账户上的一个数字符号，黄金自此与货币发行彻底诀别。
美联储买入美国国债从而投放基础货币的职能进一步发挥，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占总资产的比例在70—80年代基本维持在7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逐步上升至80%以上，至次贷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达到1972年以来的最高值85.76%。而在美联储的负债方下，购买国债成为美联储投放通货的主要手段，并且流通中货币构成负债的主要部分，流通中货币占总负债比例70-80年代由60%左右逐渐上升至70%左右，9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至80%以上，2000—2006年均在85%以上。反观这一时期商业银行在美联储账户中的存款准备金，除8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危机导致存款准备金略有上升外，其他年份基本保持不变，1972年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账户余额为256亿美元，36年后的2007年余额为208亿美元，反而减少了48亿美元，始于1914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被美联储束之高阁，货币乘数几乎可以增至无穷大，货币内生性得到进一步发挥。
与此同时，日本央行几乎形成了与美国类似的货币投放方式：通过购入国债投放基础货币。但日本融资体系中间接融资占比较大，并且由于日本实体经济以及商业银行自身的问题，导致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并不顺畅，如2002年日本基础货币增长率曾一度高达36%，而M2的增长率在2001—2006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期间从未突破过4%。由于日本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同时又向市场大量释放基础货币，日元由此成为全球范围内套利货币。
尽管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迅猛，但仍未逃脱“金融脱媒”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金融脱媒”现象在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是很难发现的。大量的金融创新将商业银行的资产或负债卸至表外，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又主要表现为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关系，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往往不在央行的监控范围之内。因此，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构成，可以很好地反映出“金融脱媒”的过程。
美国在1980年代之前，金融体系施行的是利率双轨制；一方面，银行存款利率受到Q条例的管制，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利率可以自由浮动，在石油危机以后美国进入了近十年的高通胀时期，金融市场利率随之大幅上扬，此时货币市场基金的出现逐渐取代了支票存款，而人寿保险和养老金保险、互助基金的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分流了定期存款。资金大量从银行转入金融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崛起吸引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投资者，金融市场成为银行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后，商业银行通过兼并收购参与直接融资，同时将传统的贷款业务由面向企业转到面向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并通过ABS、CDO、CDO2将其资产证券化。此时流动性的创造已彻底冲破传统货币银行理论的藩篱，在商业银行的表外释放出天文数字级的流动性。至次贷危机发生的2007年，美国资产证券化所形成的资产总额约7400万亿美元。“影子银行”一跃成为金融市场和流动性的主宰，债务链条无限制的延长和总量几何级的增长导致金融体系异常脆弱，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瞬间将金融市场击溃，随之而来的各国央行的一次次救赎又将世界推到“流动性陷阱”的边缘。
若从一个长周期和大范围的维度来看，全球范围内只有储备货币发行国投放流动性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的被动投放，并形成货币的双重甚至多重投放。一般认为，当流动性增长与名义GDP增长差距不大时，则一国经济情况比较正常；而当流动性增长与名义GDP增长相差较大时，特别是前者大于后者时，则可能存在流动性超额发放的阶段。
将主要发达国家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对比，可以发现，在大多数的年份中发达经济体均处于货币超发的状态。如果以此指标来衡量新兴经济体，则流动性超发的情况更为严重。1997年以来，巴西和印度的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均保持在10%左右；俄罗斯自1998年国债违约后由50.35%的峰值逐渐回落，但目前绝对水平仍接近20%；中国除个别年份（2009年）外均保持在5%—10%之间。在此之前，巴西和俄罗斯经历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993年巴西M2同比增速高达3280.65%，1994年俄罗斯M2同比增速高达216.55%。对流动性和债务的管理不善，是19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危机不断的主要原因。
四分天下
若基于总量的结构即各国货币投放量占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日元的不断升值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1970年代日本M2不断上升，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加速了这种趋势，日本M2占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供应总量的比例，在1988年达到50.24%，资产泡沫破灭后，一度短暂回调，但日元的持续升值又将占比推向1995年的59.84%最高值（1992—1995年日本M2增长率仅为4%左右）。之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美国IT泡沫破灭，以及国内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使日本进入了长期通缩，日元占比逐年下降，至2011年底已下降至2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