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仅仅是为了世俗生活奔波一生的动物呢，还是把永恒生命考虑在内的上帝之子？
辛梅译
科学与宗教
亚瑟·爱丁顿
关于世界的科学概念已经与通常的概念越来越离谱，我们因此不得不对这种科学的演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问一问我们自己。万物并非它们看上去的样子，这话只要说得恰到好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套理论已经讲得太玄乎，我们不得不让自己明白这世界的样子今非昔比，我们为此实际上不得不调整我们的外部生活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最初，科学思想的进步包括纠正许多关于万物习以为常的概念的严重的错误。我们得知地球是球形的，而非扁平的。这个概念不是指某种抽象的科学地球，而是指我们了如指掌的那个家常地球。我想我们谁都会毫不费力地把地球描绘成球形。我承认这个观念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竟会毫不相干地冒出来，而且我也能想象出来在澳大利亚脚朝上头朝下比赛橄榄球的样子。我们还得知地球在不停地转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种结论给予理智上的同意，并未试图把它融入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努力，我们能够想象到地球转动的样子。在罗塞蒂的诗中，那个幸福的少女从天庭的金阳台俯视，看见空间，最低处这个地球像躁动的矮人在打旋。
透过真理的所在，完美的真理独自走近了她的脑海。她一定看见了地球的真实模样——如同一只旋转的小虫。但是现在我们不妨用某种相当现代的东西考一考她。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如同别的物质，地球只是一个时空的曲率元素的比率。诗中那个幸福的少女如何面对这套高论呢？我看女诗人罗塞蒂只好充当一名女才人了。果真如此，那也许不会造成多大损害。我不敢保证我要是认为指责一个天使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小看了他。我的反对比这更严肃。如果诗中那个幸福的少女按照爱因斯坦的一套理论看地球，那她迟早会看见真相——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是她将会因此失去关键的东西。这好比我们带她去看美术馆，她（依靠那种令人痛苦的真实，难以辨别那里本不存在的任何东西）只会看见十平方码黄色颜料，五平方码红色颜料等等。
只要不断摆弄这个世界的物理学能够保留我们本质的美学的各个方面，它就可以讲出一些理由，覆盖住经验的全部；那些主张我们的生存具有另一个宗教面的人，不得不为他们的主张而进行斗争。但是现在这个方面的画面漏掉了许多显然十分重要的东西，人们无法看出有关经验的全部真实。做出这一种主张不仅会导致信仰的人士的抗议，就是所有认识到人不只是一架科学测量机器的有识之士也不会买账。
我们认识到，物理学正在努力追求的那类知识过于狭窄，过于专门，难以对人类精神的环境组成一种全面的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与活动的许多方面让我们置身于物理学观念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接纳这些方面并承认其重要不会引发什么异议了，我们认为它们的合法性理所当然，听任我们的生活对它们一味适应而不加深究。物理学引发的有关它们是否与真理保持一致的任何讨论，纯粹是学术性的；不管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不可能牺牲它们，因为我们知道一旦牺牲它们，人性便因为没有这样的发泄方式而残缺不全了。因此，有几分奇怪的是，在许多超物理定律支配的经验方面，唯有宗教应该被挑选出来在特殊情况下调和科学所包含的知识。为什么会有人主张人性所有的问题能够用测杆衡量，或者用世界线的交点的措辞来表达？如果需要保卫，那么，我认为宗教观的保卫一定会同美学观的保卫采取同样的形式。这种维护道德的约束力似乎藏于产生或取得一种内在的感觉，而这种内在感觉是在行使美学功能并同样地行使宗教功能时才会有的。这同科学家的内在感觉如出一辙，因为正是这种内在感觉让他相信，我们通过行使脑子里的另一种功能，即推理力量，可以获得某种人类精神必然努力追求的东西。
正是通过审视我们自身的本质，我们首先发现物理的宇宙与我们的现实遭受着共同扩张的失败。“某种与真理密切的东西”一定在现实中有一个位置，不管我们对现实采取什么样的定义。在我们自己的本质中，或者通过我们的意识与一种超越我们本质的本质接触，总会有别的因素对确认同一种东西表示认可——一种美感啦，道德感啦，最后还有一种所有精神宗教之本质的经历啦，而我们把这种经历说成是上帝的存在。我说这些东西构成了一种精神世界，并非要竭力把它们实体化，或者把它们客体化——非要让它们暴露无遗，而不是在我们经历它们的过程中发现它们。我要说的是，当人类内心被存在的神秘所迷惑时，“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呼叫在所难免，而仅仅根据某些感觉器官让我们产生的那部分经历做出回答还不是真正的答案。例如“这就是原子和混乱；这就是燃烧的星球在走向即将灭亡的宇宙；这就是张量和非交换代数学”。与其这样答复，还不如说这是一种精神，真理在其中享有圣坛，是它回应美与正义时自我完成的种种潜力。我难道不应该补充说，甚至当光线、颜色和声音在唤起一个外在世界时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意识里的那些其他骚动因素便从某种东西（我们说它超越我们自身也好，说它深入我们自身也罢）里产生了，这比我们自己的个人存在更重大吗？
正是宗教的本质呈现了日常生活经历的这一面。生活其中，我们不得已按照熟悉的认识的形式抓住它，而不是作为一系列抽象的科学主张看待它。谁只会用科学语言谈及他周围的环境，也许只会让人难以忍受。如果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东西，那么我认为我们想到和说到上帝不符合科学，不应该觉得就是对真理不忠诚，这与不科学地谈及并想到我们人类的各种陪伴物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态度也许看似姑息了太多太广的自骗自现象。危险在于，当我们准备用科学方法分析我们称之为宗教经历的东西时，我们会发现在经历中我们似乎不期而遇的那个上帝就是一种具有某些抽象原则的化身。我承认使用任何我们平常称为科学的方法，都可能导致这一结果。我们还能指望别的什么结果呢？如果我们只让自己使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那么我们必然会获得宗教经历的群体结构——如果它有什么结果的话。如果我们遵循不太准确的各种科学，那么它们会涉及到同种抽象概念和编纂法规。如果我们的方法离不开编纂法规，那么我们除了得到法规还可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发现科学方法能把上帝减缩成某种像道德法规的东西，那么这只是科学方法之本质上的侧光，我怀疑它会不会在上帝之本质上投去什么光亮。如果从心理角度考虑宗教的经历似乎抽去了我们关于上帝的概念的每种引起崇拜和献身的属性，那么考虑一下某种同一类的东西是否在心理学分析并安排我们的人类朋友之后还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这倒是很可取的。
韩终莘译
为迷信辩护
林德
《金蛾》即将上演时，竟宣布更改剧名，因为剧团认为剧名中出现“金”字不吉利。不久，剧院管理部门决计跟迷信较量，仍用原剧名照演不误。剧场也许是英国最迷信的地方。仅次于跑道。跑道上实在太迷信，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在路上，如有人祝他走运，他就认为不吉利。你应当骂他，如说：“愿你摔断腿！”而不说：“祝你走运！”男女演员们不仅相信一般迷信，如捡到别针啦，打碎镜子啦等等，还相信某些数字不吉利，他们还有不少职业上的迷信。比如，谈话中用《麦克白》的台词，他们认为不吉利。男演员在道别时，相互间不敢说：“咱三姊妹何时再相逢？”好心的女演员也不敢对怯场的同行说：“鼓起勇气来。”在排演时，偶尔交谈中用了即将上演的剧里常用的妙语，不吉利。女演员像业余演员似的带个化妆盒子，也不吉利。有些剧院也被认为不吉利，迷信的男演员一想到将来不得不在其中一家剧院登台，就感到晦气。据说，只要改了剧院的名字就转运了。这可能是伦敦一家剧院改名的原因，改名以后，倒是一直很走运。
大多数人都习惯于认为迷信的人不文明，但是，在有十三个客人已经就座的席上，第一个离席的客人自认为聪明之至，谁也不及他。就愚见所及，我认为划分迷信和不迷信的界线，完全不同于划分文明和不文明的界线。世界上有些绝顶聪明的人一直迷信。而世界上有些头号大笨蛋却不迷信。普鲁塔克，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算得明哲，而他所相信的迷信，近代的公共汽车售票员都会嗤之以鼻。很多人之讥笑迷信，是由于思想狭隘。凡是没有亲眼见过的事物，他们总不相信。凡是超出日常生活和足球赛结果以外的事物，他们就无法想象。他们不相信黑猫，不过是乏味的唯物主义的一种形态。我不是说，迷信的人比不迷信的人聪明。我只是说，不迷信不一定是智慧的一种形态，倒常常是没有头脑的结果。我相信，大智大慧完全不迷信，不过，也会相信许多在没有头脑的人看来是迷信的事情。
不妨想一想迷信是怎样产生的吧。最初，人类发觉世界上一片混乱，种种现象变幻无常，这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他连实物和影子都分不清。像小孩子不知道孩子怎么生出来的那样无知。朋友死了，他不知道朋友出了什么事。很多东西使他害怕，因为有些东西伤害了他，但不知道伤害他的是什么。他只知道奇奇怪怪的事不断发生，可是，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按他所能看出的道道，而是千变万化，混乱已极，使他惊惶失措。然而，有一天他在森林里偶然捡到一根别针——倒不如说很尖的松针——紧跟着就碰上一串极好的香蕉，这样好的味道还是头一回尝到。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第二天他又在地上发现同样的松针，便捡起来。紧跟着又发现一串香蕉，比前一串还好吃。他脑子里转悠着发现这些东西的意义，他用那双长毛的能抓东西的手，拍着脑门子，因为他脑子里出现了对他完全陌生的事，正让他头疼。他叽里咕噜说：“我捡到松针，发现了甜香蕉！我捡到松针，发现了甜香蕉！”这样咕噜了好久，才把一个清楚的信息传给一个不习惯于思考的头脑。当他出神地翻来覆去讲这句话时，心里突然一亮，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等他把手从脸上拿开，他的样子看上去老了十年。可是脸上却挂着微笑，简直就像人类。他自言自语，又非自言自语：“我在宇宙中找到一种型式了。”但他已经向令人欣喜欲狂的伟大发现迈出了第一步。他已经不完全是类人猿了。一个孩子观察夜空的星星，那满天星星好像掉了一地的苹果似的，杂乱无章，他捉摸了很久，才突然看出一个星座的一种形式，他就像这个孩子。他也看出一种形式：星星对于他再也不是一张莫名其妙的符箓，而是用一种他为了更好地理解还在不断学习的语言，向他透露了消息。迷信的原始人类，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慢慢学习二加二的。要是二加二常常得五，有什么关系？加错了总比认为他们完全不会加强。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迷信何以盛行，但并不能据此为文明的男男女女信信迷辩护。如今掌握了发现生活形式的更可靠的方法。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外在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可以用智力测验的方式揭示真正的原因。抱在怀里的小孩也许会相信，那只表的表盖之所以会突然打开，是因为风大，如果成年人也相信这是表突然打开的真正原因，那他一定是个大傻瓜。这是千真万确的。大家一旦知道了因果的真正形式，就没有种种想入非非的解释的余地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鸡叫能把太阳叫出来，火车的运行，不是由蒸气，而是由挥绿旗或亮绿灯驱动的。“七星”座容或有怀疑的余地。但这些形式一经发现便确立了。另一方面，天空还有大部分未发现、未探测，宇宙亦然。我们的生活仍在偶然和混乱中航行，对很多事物，我们仍然一无所知，跟最初的猴子一样，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人们也会继续相信迷信——对未知事物幻想一番，搜索征兆。因为迷信主要是相信征兆。迷信的人不相信把开花的黑刺李带进别人家里，那一家准会死人。他相信开花的黑刺李能报丧。用扑克牌算命也是这样。我们认为扑克牌除了能预卜而外，并不能左右将要发生的事件。我知道，迷信的人并不经常采取这种多少有点哲理的态度。例如，有些人收到一位朋友送来一束白花，没有搭配其他颜色的花，他就会把他的不幸归罪于这位朋友。这不近情理。我听到过这样一句为现代迷信辩护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话：某些征兆，像风信鸡指示风向一样，指出事件发生的趋向。
尽管如此，实际上要把不幸消息的预言者和造成不幸事件的原因区别开，往往不大可能。古时候，预言者被人用石头砸死，因为别人恨他们，像女人恨打碎的镜子一样。我听到过这种事，有些迷信的人对威尔逊总统下台是否跟他犯了十三的忌讳有关，这次犯忌讳是否他下台的预言，竟一本正经的展开争论。要记住，他抵达法国时，在招待他的宴席上之所以坐了十三个人，是因为他公开说过，他认为十三是吉利数字。也要记住，尽管他原来发表的是“十四点计划”，由于盟国反对“航海自由”，后来减为十三点。要让迷信的人认为这仅仅是兆头，很难。但如果说席上再增加一个客人，计划上再增加一点就能为了民主确保世界安全，对这一点，他们心里也是将信将疑的。
